（二）赢得与中国的竞争需要美国减少国家安全体系的脆弱性
拜登政府之所以加强国家安全韧性建设，也是希望可以通过减少美国的内在脆弱性来在中美竞争中占据上风。
第一，减少脆弱性，特别是社会领域的脆弱性，有助于美国为进行长期的大国竞争建立稳固的国内共识。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缺乏绝对权力中心的多元主义国家来说，精英与社会共识的形成对于美国实现重大对外政策愿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缺乏广泛的社会共识基础，即便有精英共识的支持，美国的决策者们也将难以实现对外政策抱负。由此，对于美国的精英来说，要想维持长期的对华竞争政策，就必须改善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特别是要让中产阶级分享到足够的美国经济发展红利。〔13〕唯有如此，美国才可能有效消除社会脆弱性，重建庞大的中产阶级，幷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稳固的对华战略竞争共识。
第二，减少国家脆弱性有助于美国增强大国竞争力。相关领域脆弱性的存在不仅会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挑战，也会影响美国与中国进行长期战略竞争的能力，无助于美国赢得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以国防工业为例，难以想象具有明显脆弱性、缺乏活力的国防工业体系可以帮助美国继续维持强大的国防力量。沙利文指出，重建美国国防工业有助于美国在竞争激烈的地区维持竞争力。〔14〕
特别是，如果美国能够实现社会领域的韧性强化，真正重建美国曾经庞大的中产阶级，那对于维持美国的大国竞争力来说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有助于美国政治领导力的增强。大国竞争不仅关乎物质层面的较量，而且事关“软件”层面的政治领导力，政治领导力越强大，大国赢得竞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15〕而中产阶级的衰落、贫富差距的扩大与两极分化的加剧已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失序，从而导致美国无法建立起强大的政治领导力。
第三，减少国内脆弱性有助于美国更好地作为“榜样”。美国曾长期且广泛地被视为国家治理的榜样。然而，随着美国国家治理效能下降，“美国治道”的吸引力也显着下降，美国因而难以继续充当榜样，幷发挥“榜样的力量”。〔16〕这也影响了美国的国际动员能力。在拜登看来，美国需要通过行使“榜样的力量”来领导世界，幷且“美国成为世界进步力量和动员集体行动的能力始于国内”。〔17〕而这就要求美国减少内在脆弱性，毕竟一个存在严重脆弱性及其所折射出的国家治理存在明显缺陷的国家不可能被其他国家真正视为榜样。
四、国家安全韧性建设与拜登政府对华竞争方略
在拜登政府看来，“内政就是外交，外交就是内政”。因此，透过国家安全韧性建设，或可以更好地理解拜登政府对华竞争方略的深层次逻辑。
（一）在竞争资源上，注重培育而非汲取
关于如何调动国内资源实现国家财富或权力的增长，国家有两种可用办法，一是资源“培育”（mobilize），即调动资源，干预经济，以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二是资源“汲取”（extract），即国家从社会中提取资源服务于国际力量的行使。所以，“培育”是创造财富和对权力进行投资的资源运用方式，“汲取”则是创造权力和消耗财富的资源运用方式。〔18〕
如果是霸权国主动挑战与崛起国之间的战略竞争，那么这场战略竞争很可能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霸权国的战略进攻阶段，即霸权国试图尽可能地打压、遏制崛起国；第二阶段是战略相持阶段，即如果崛起国可以抵御霸权国第一阶段的战略进攻，那么战略竞争就会进入谁也无法占据压倒性优势的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是战略决战阶段，即某一方试图抓住机会窗口以毕其功于一役。
对霸权国来说，在不同的竞争阶段，资源运用方式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战略进攻阶段，霸权国的资源运用方式会侧重于战略汲取，因为此时霸权国需要动员足够的国内资源来对崛起国发起进攻；战略相持阶段，霸权国最可取的资源运用方式是将资源培育置于资源汲取之前，加大对国内的投资，尽可能地积累更多财富和竞争资源，幷少量汲取资源用于消耗、袭扰对手，干扰对手的发展，最终待出现类似于对手自乱阵脚这样的合适时机再毕其功于一役；战略进攻阶段，如果是霸权国认为出现了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机会窗口，那么霸权国便会进行资源汲取，以便动员足够的战略资源来发动对崛起国的决战。
事实上，美国的对华竞争方略就反映了上述逻辑。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战略竞争处于美国主动挑起的战略进攻阶段。〔19〕但特朗普的战略进攻幷未实现预期效果，中国成功抵御了特朗普的战略进攻，中美战略竞争因而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拜登政府不仅承认中美战略竞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而且实际上也将此作为了制定大国竞争方略的出发点。加之，或许正如美国国内有观点所指出的，“美国人民现在有勇气和资源与威权主义或与中国进行无限制的竞争吗？”〔20〕因此，一方面，以国家安全韧性建设为标志，拜登政府将资源培育作为了主要的资源运用方式，即通过加强经济韧性建设来积累物质财富，通过加强社会韧性建设来积累“人心”；另一方面，又采取“小院高墙”等方式来延缓中国的崛起速度，以尽可能地为美国的国力复苏提供时间窗口。
（二）在经济竞争上，以加强经济韧性为缘由推动对华“脱钩”
对华“脱钩”是美国对华经济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对华“脱钩”的实现可以基于两种方式：一是“弱他”逻辑即通过限制中国获取美国的技术、中国的产品进入美国的市场等来实现对华“脱钩”；二是“自强”逻辑即通过加强自身的产业链、价值链等的建设，构建排他式的经济与科技体系来实现对华“脱钩”。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脱钩”更多是基于“弱他”逻辑，而拜登政府不仅注重“弱他”逻辑的运用，也强调“自强”逻辑的意义。加强国家安全韧性建设也可以解释为何拜登政府会强调运用“自强”逻辑来推动对华“脱钩”。因为“自强”逻辑可以帮助美国从根本上降低对国家安全脆弱性来源的依赖，所以该逻辑更有助于国家安全韧性的实现。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也指出，美国的对华“脱钩”政策应以旨在投资和培养美国自身技术实力为主的进攻性措施为主，因为此类措施在加强美国的韧性上具有最大的长期潜力。〔21〕
拜登政府在韧性叙事下推动对华“脱钩”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举措是，其为加强供应链韧性，而试图通过本土化、区域化与阵营化的方式加强产业链能力，以此打造“去中国化”的供应链。拜登政府打造“去中国化”的供应链也折射出了其与特朗普政府对华“脱钩”政策的另一个重大区别，即拜登政府瞄准一个行业，而特朗普政府针对具体企业。因此，拜登政府的对华“脱钩”更为彻底。
此外，“去风险”（de-risking）话语与叙事之所以能迅速取代“脱钩”叙事成为美国对华经济竞争的新话语体系，也是因为该叙事契合了拜登政府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韧性建设的战略思维。所谓“风险”增加了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脆弱性，因此，“去风险”则有助于国家安全脆弱性的降低与国家安全韧性的增强。
（三）在军事竞争上，以韧性建设引领对华军事竞争
美国正试图以国防领域的韧性建设为引领来加强它的对华军事竞争，从而强化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威慑力。
一方面，通过加强国防韧性建设，降低美国军事力量面对中国精确打击力量时的脆弱性，以此增强被动防御能力，从而实现拒止性威慑的强化。以加强军事基地的韧性建设为例，虽然美国位于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是其维持在亚太地区前沿的军事存在、确保对中国的战略威慑力以及加强对盟友控制的重要工具，然而，部分正是由于中国精确打击能力的快速发展，美国亚太军事基地的生存能力正面临着严峻挑战。因此，加强亚太军事基地的韧性，使它们具备更强的抵御力便成为美国国防韧性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固现有军事基地与增强它们的导弹防御能力的同时，美国还试图将武器装备、部队和指挥力量分散到较小的前沿基地，以此使中国更难通过打击任何单一军事基地来发动决定性攻击。
另一方面，通过开发更具韧性的武器装备，来增加美国对中国的进攻能力，以此进一步强化美国对华战略威慑力。长期以来，美国以应对反恐战争的需要为中心建设美国的国防力量和开发新式武器装备。这也导致美国的部分武器装备难以应对大国竞争的需要，加之，中国常规威慑力量的增强降低了美国国防力量的韧性。因此，美国不仅开始围绕应对大国竞争的需要开发新式武器装备，而且试图使新式武器装备更具韧性，提升生存力的同时，更具杀伤力，以此加强美国的常规威慑力。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指出，美国加强对华军事竞争的一项重要内容正是，将它的“军事投资从为20世纪冲突而设计的平台转向射程更远、更难找到、更容易移动的不对称系统”。〔22〕
（四）在竞争手段上，构建“韧性联盟体系”
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韧性建设也影响它的联盟政策，拜登政府试图构建“韧性联盟体系”，以此助力国家安全韧性建设和加强对华竞争。
首先，国家安全韧性建设决定了拜登政府必须加强对联盟体系的依赖。拜登政府上台后高度重视联盟体系在美国应对大国竞争中的作用。这也与美国的国家安全韧性建设有关。一方面，由于拜登政府在国家安全韧性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源，这势必意味着拜登政府直接用于对华竞争的资源的减少。由此，拜登政府也就需要盟友来帮助其分担责任。另一方面，美国国家安全韧性的建设又离不开盟友的助力。近年来，美国国内不断有观点呼吁，美国应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加强“集体韧性”（collective resilience）建设。
其次，将韧性作为动员盟友与伙伴国家的重要话语工具，推动韧性叙事进入美国的联盟体系。前文已述，美国希望加强盟友在韧性建设上的合作。沙利文指出，“现在，建设我们的国内能力是起点。但这种努力超越了我们的边界。这就引出了我们战略的第二步：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合作，确保他们也在建设能力、韧性和包容性。”〔23〕与此同时，像美国的北约盟友也高度重视韧性建设。换言之，美国与盟友在韧性建设上有共识。因此，韧性话语业已进入了美国的联盟体系，成为了大国竞争时代美国联盟体系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拜登政府时期美国与盟友发布的联合公告，几乎随处可见“韧性”、“有韧性的”这两词的身影。
最后，围绕韧性建设构建合作议程，推动联盟议程的发展。在拜登政府的积极推动下，美国联盟体系的议程也开始大量涉及韧性建设。总的来看，以韧性议程成为美国联盟体系新的重要议程为代表的联盟议程的更新或许也有助于美国联盟体系的稳定，因为这为美国与盟友找到了新的安全战略对接点、新的共同利益汇聚点与新的战略对话沟通点。
基于以上分析可见，随着中美战略竞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正如拜登政府将国家安全韧性建设作为美国的大国竞争方略重要着力点所揭示出的，美国的大国竞争方略也在发生变化。拜登政府的大国竞争方略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国家安全韧性建设等议程尽可能地消除那些让美国在长期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不利因素，与此同时，积累资源、财富与人心等有利因素，从而“胜而后战”。由此，拜登政府的对华竞争方略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战略态势上积极进取，即积极应对大国竞争；二是战略节奏上“步步为营”与反对战略冒进。
结语
冷战后，美国长期将治国理政的重心放在了对外政策事务上，相对忽视了国家治理。这导致美国国家安全体系存在明显的内在脆弱性。拜登政府因而将加强美国国家安全韧性建设，解决美国国内问题作为其内外政策的重点议程。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大国竞争格局以及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国近年来也在加强国家安全韧性建设。有中国学者认为，国家安全能力应包括国家安全韧性能力。〔24〕尽管中国政府幷未明确提出加强国家安全韧性建设，但中国政府围绕国家安全建设所展现出的相关理念与举措都有明显的韧性特征。理念上，中国政府一直强调以相对安全为追求加强国家安全建设，明确反对绝对安全。同时，中国政府强调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攻克“卡脖子”技术，这些都是在降低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脆弱性。举措上，中国政府已经提出要增强产业韧性和抗冲击能力、加强应急管理建设等。总之，在中美两国都主张减少国家安全脆弱性和加强国家安全韧性建设的背景下，围绕国家安全体系韧性的竞争或将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新焦点。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22VMG02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巴里·布赞着，闫健、李剑译：《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115页。
〔2〕张宇燕、冯维江：《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第148页。
〔3〕同上，第151页。
〔4〕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6.
〔5〕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p.18.
〔6〕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24.
〔7〕〔11〕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14，
〔8〕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1.
〔9〕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15.
〔10〕"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hite House，April 27, 2023.
〔12〕Joseph Trevithick, "Alarming Navy Intel Slide Warns Of China's 200 Times Greater Shipbuilding Capacity," The War Zone，July 11, 2023，https://www.thedrive.com/the-war-zone/alarming-navy-intel-slide-warns-of-chinas-200-times-greater-shipbuilding-capacity.
〔13〕冯稼时着、齐皓译：《美国外交的变迁:从冷战共识到争议与困惑》，《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1期，第75页。
〔14〕Jake Sullivan, "The Sources of American Power: A Foreign Policy for a Changed World," Foreign Affairs，October 24, 20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sources-american-power-biden-jake-sullivan
〔15〕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9.
〔16〕Annabelle Timsit, "'Very few' believe U.S. democracy sets a good example, global survey finds,"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 20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1/11/02/pew-us-democracy-poll/
〔17〕Joseph R. 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23,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1-23/why-america-must-lead-again
〔18〕Michael Mastanduno, David A. Lake, and G. John Ikenberry, “Toward a Realist Theory of State Ac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3, No.4，1989, pp.462-463.
〔19〕余南平、杜志远：《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及引发的复合安全困境问题研究》，《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10期，第29页。
〔20〕William J. Burns,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a New Foreign Policy," The Atlantic，July 14, 2020,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7/united-states-needs-new-foreign-policy/614110/
〔21〕Jon Bateman, "U.S.-China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A Strategy and Policy Framework,"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25, 2022, p.9.
〔22〕Antony J. Blinken,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S. Department of State，May 26, 2022,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23〕"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4〕李文良：《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框架构建研究》，《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5期。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2月号，总第31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