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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犯在长春731细菌部队100炼人炉残迹前谢罪。（抚顺战犯管理所提供） |
部分战犯在战争中受伤致残，管理所为他们全部安装了假肢。一次，医务室内科专家温久达，照例背着残疾战犯去检查身体，正气喘吁吁爬楼梯时，突觉脖子一湿，原来是背上战犯掉落的眼泪。“你是不是疼了？”温久达轻声问。战犯嚎啕大哭起来：“不是，我是觉得太对不起中国人民！”
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武部六藏，人称伪满洲国第一号“太上皇”。1952年的一天，武部六藏在管理所突发脑血栓，经医护人员昼夜抢救脱险，从此卧床不起，护士焦桂珍每天给他喂水喂药，端屎端尿，由于精心护理，直至假释回国，他4年间没有得过一次褥疮。来自内心良知的拷问，常常使病床上的武部六藏“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
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的海量胸襟，令坚冰融化、顽石点头，在伪满抚顺典狱做过10年典狱长的大村忍说：“现在，我们的人格受到了尊重，谁知我们竟是当年的杀人魔鬼！凭着人起码的良心，我们要走正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
顺应战犯们的要求，抚顺管理所批准成立了“战犯学习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经验”的教育，就是战犯们自己要求进行的。1955年6月，战犯们在平整场地时挖出一个被子弹打穿的少女头骨，他们就把这当作教材，进行自我教育，忏悔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罪行。
1956年6月～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曾担任高级职务的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法庭上出现了罕见一幕：所有受审战犯，无一人否认罪行，无一人要求赦免，相反却痛哭流涕地鞠躬或下跪，请求中国人民严惩，被国际史学界惊呼为“抚顺奇迹”。
按照当时国际上惩治战犯的量刑标准，至少有上百名日本战犯应受到极刑，然而，中国政府宽宏大量，最终只对45人予以判刑。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近千名日本战犯，除1人病故外，全部被分期、分批释放回国。
登上归国船只，一位日本记者问被释战犯：“现在你们已离开了中国，还那么怕他们吗？”可是，这个企望能采访到“内心真实”的日本记者却得到了这样的回答：“中国人民对待我们的恩德、给予我们的人道主义待遇，是我们永远无法忘记的”；“我是有罪的，我感激中国政府的宽大处理，更感激中国共产党人使我懂得了真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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