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记者：在中美博弈大背景下，您认为美日同盟的加强对未来中日关系有何影响？您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对日本的影响有多大？
杨伯江：美国对华政策对日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的国际地位，也是因为美国在战后日本社会、政治、外交等各个领域几乎是全方位的特殊影响力。这跟战后日美关系的起点有关，日本保守政权是靠美国扶植起来的。这一点上日韩存在相似性。冷战后，日本自民党政权推动安全战略转型时，往往是先取得美国的首肯，甚至是先签订日美双边相关文件、然后再来倒逼日本国内进行相应的法律调整。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比如1997年日美修订防卫合作指针，扩大协同作战范围至“周边”，两年之后日本国会就通过了周边事态法。前几年安倍内阁突破政治禁区、有条件地行使集体自卫权，用的也是这种套路。
从“存量”的角度看，美国对华政策对日本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但从趋势看，美国的对日影响力也在走向相对化，不再是“绝对的存在”。这种相对化在加速发展，背景是日本主体意识、自主意识的上升。冷战时期日本惟美国马首是瞻，政策为同盟服务往往很直接、更露骨。但近年来，在日本眼里同盟的工具属性越来越强，即把美国战略和政策视作实现自身目标、维护本国利益的一种战略性工具，可以说是“国益”为体、同盟为用。
日美同盟的加强对中日关系构成长期干扰因素。日本身处中美两国之间、孤悬西北太平洋一隅。种种因素导致日本，特别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其外交政策基本是“双轨”——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同时视对华关系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台湾问题上，1951年日美签订安保条约时将“远东条款”纳入其中，1960年签订新约时继续保留了这一条（从第一条变成第六条）。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就台湾问题作出了承诺，但此后并没有停止以日美双边安全安排干预台湾问题的操作，而且是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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