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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崔立如7日出席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主办方供图） |
中评社北京9月9日电（记者 徐梦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崔立如7日出席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就“简评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发言，提出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对华的政策运作可以归为五类政策目标；拜登政府因始终处于选举的巨大压力下，其对华政策很难走出目前的困境，由此也可以认为，中美关系目前的状况将是未来几年的常态。
崔立如在发言中指出，拜登政府上台已7个月有余，其对华政策全面评估迟迟不见出台，中美关系非但没有出现当初人们期望的某种积极转变，高层战略对话更是几乎陷入僵局。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困境与当下的美国内政局有直接的关联。然而，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美国对华战略的方针是与国际关系发展相违背的。
崔立如进一步解释说，作为主要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的演变从来都是与国际格局密切相关，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多极化发展，中国在此进程中实现和平崛起。美国霸权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日渐式微。与此同时，中美之间也发展了相互依存的经贸和金融关系，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从奥巴马政府后期开始的中美关系逐步呈现结构性变化，这是国际关系变局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政府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大国竞争作为新时期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同时把中国设定为主要对手，由此将美中关系变成战略竞争关系。其逻辑起点是，迅速崛起的中国对美国全球主导地位构成最大的挑战。显而易见，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实质是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也就是冷战后美国所拥有的“一超独大”的霸权地位。这是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对华战略的共同逻辑框架。
“华盛顿的决策者无视历史发展趋势和国际变化的现实，坚持把遏制中国和平崛起作为维护美国主导地位的主要外交战略，其逻辑设定和目标选择从根本上就是进入了一个误区。”崔立如说。
分析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崔立如指出，与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力图显示其总体外交政策更有章法，所以他强调美国的领导地位，同时强调回归多边主义。在对华政策上则突出用实力说话和区别性施策，即一方面要示强，另一方面力图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做法。国务卿布林肯在中美阿拉斯加高层战略对话中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他把战略竞争主导的对华关系大体分为三种情况，也就是所谓的“布林肯三条”：一是竞争性的关系；二是合作性的关系；三是对抗性的关系。我在这里对应布林肯的三条，将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对华的政策运作归为五类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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