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台式‘认知作战’：概念泛化、话术运用与影响分析” 作者：苏美祥（福州），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林中威（福州），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民进党当局引入西方“认知战”概念，幷加以泛化运用，把自己伪装成受害者，不断加码炒作“大陆虚假信息”，进而大肆渲染“大陆认知作战”，逐步形成一套符合民进党政治特质和利益需求的台式“认知作战”模式，成为民进党当局强化“大内宣”、外接西方舆论场、稳固其执政地位的重要工具。
自民进党重新执政以来，岛内对美方亦步亦趋的“台独”势力迅速地接纳、引入幷运用“认知作战”概念，以渲染所谓的“大陆认知作战”为着力点，对内钳制舆论，对外破坏两岸关系。
一、“认知作战”的概念演变及其“台湾化”
“认知作战”与所谓的“混合战”“灰色地带”“锐实力”等词汇，均源于美国在其全球战略框架下探索新冲突模式、渲染外部新威胁而提出的新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冲突形式新变化，其本质上仍是通过赋予既有事物新名称的方式，激发民众的不安全感，使其支持政客的进一步政治操作。近年来，在民进党当局主导、绿营势力操弄下，“认知作战”在岛内已渐成体系，其内涵及外延也出现较大变化，几乎覆盖了两岸交流的全部内容，幷成为民进党当局强化“大内宣”、外接美西方舆论场、稳固民进党执政地位、推行民进党“台独”理念的一大利器。
（一）“认知作战”概念：由从属到主属
根据北约相关研究，“认知战”是将人的思想作为战场，不仅改变人们的观念，还企图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作战模式。成功的“认知作战”将塑造和影响个人和群体的信仰和行为，从而为进攻方的战术或战略目标服务。在极端情况下，“认知作战”可能分裂整个社会，从而削弱其抵抗意志。①长期以来，“认知战”被置于军事手段的从属地位，直至20世纪70年代，约翰·博伊德等人将士气战、心理战提升到与物质战同等重要水平。冷战结束后，伴随冲突形式和内容之多元化、复杂化，“混合战”“信息战”“灰色地带”“锐实力”等一系列新兴概念不断涌现，用以指代同时包含宣传战、网络战、社会运动和传统战争等手段的新型冲突模式，“认知作战”亦是其中之一。20世纪末，美国空军学院等单位在博伊德OODA（观察—调整—决定—行动）循环理念的基础上，开始系统探讨“认知战”架构。2001年，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网络中心战”的报告，自此，对认知领域的争夺被正式纳入美国国家军事战略。但此时之认知领域主要指传统战场上“作战人员和支持人员”的意识。随后，伴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对信息战等新冲突形式的研究逐步深入，其认知战理念逐步成型，涉及范围也扩大到社会层面。
从“认知战”的运用实践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无端指责中国、俄罗斯等一些国家对美国及其盟友进行“认知战”，而西方媒体、智库率先广泛炒作的是俄罗斯“认知战”实力。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就被美方指称为俄罗斯“认知战”的结果，甚至有媒体声称俄罗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对波罗的海三国等邻国实施所谓“认知战”。②近年来，美西方也不断加大对中国“认知战”的渲染。如兰德公司就将“虚假信息”视为解放军信息战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认知战”的关键特征之一。③民进党在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惨败，《外交政策》等西方媒体屡屡将民进党败因归于所谓的“大陆认知作战”。④同样，在俄乌冲突发生后，西方舆论也大肆炒作“将乌克兰与台湾联系起来”是中国大陆“认知作战”的产物。⑤
（二）台式“认知作战”：由接入到泛化
民进党当局在“安全议题”上加紧附和美方，竭力渲染所谓来自大陆“假信息”的危害。2018年，民进党面对“九合一”之不利选情，不断强化对大陆“假信息威胁”的炒作，试图藉“防制假信息”之名，掌控岛内言论、拉抬选情。2018年12月，台湾当局“行政院”推出“防制假讯息危害项目报告”，提出要通过“提升民众鉴别能力（识假）”“加快核查澄清效率（破假）”“抑制危害扩散（抑假）”和“追究‘违法’责任（惩假）”等四类手段，打击所谓“假信息”的传播。蔡英文在2019年新年谈话中声称，“来自对岸的假讯息”正在导致岛内“人心浮动”，为此将把“信息安全防护网”作为两岸关系的“三道防护网之一”。2019年5月，台湾当局“国安局”在立法机构作“中国假讯息心战之因应对策”的专题报告，呼吁通过“贯彻依法行政原则”“厚实网络防御能量”“熟稔敌我优劣态势”“寻求国际友邦合作”“截长补短主动出击”等手段应对“中国假信息”。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用、校正，民进党当局炮制的台式“认知作战”话术在岛内2020年“大选”硝烟中正式登场。2019年8月，台湾当局“行政院”下属相关部门负责人发文称，“中共藉由散播‘假讯息’模式对台湾进行心理及舆论系统的‘认知作战’”是一场“无硝烟战争”，需要通过使用上述打击“假信息”的四类手段加以应对。⑥此后，民进党频频指责大陆以“虚假信息”“认知作战”支持国民党及韩国瑜胜选。如民进党籍民代王定宇在社交媒体中分析“大陆认知作战”的具体步骤，幷暗示韩国瑜竞选团队正在使用这一策略。此类推文经绿营炒作后迅速发酵，加剧了国民党面临的“抹红”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选举的结果。作为“认知作战”理念传播的最大受益者，民进党当局在2020年“大选”后仍继续加以运用幷进一步泛化。蔡英文在2020年就职演说中公开提出，要有效防卫“网络战”“认知战”以及“超限战”的“威胁”。2021年台湾当局“防务报告书”中又引用岛内学者文章，对“中共认知战”的“危害”、目的与手段进行了系统论述，幷引入“在地协力者”等相关概念，进一步扩张了“认知作战”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由此，台式“认知作战”的相关话术基本成形。
台式“认知作战”话术作为民进党当局转移社会矛盾、凝聚支持群体、博取外部同情，最终巩固执政的手段，在蔡英文第二任期的执政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面对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内外事件的冲击，民进党当局愈发习惯于将不利的舆论风向归咎于大陆“认知作战”。在2021年5月岛内疫情首次失控期间，一些民进党政客就大肆炒作“大陆认知作战”，藉此转移民众不满。如台湾当局“内政部次长”陈宗彦称，大陆对台湾的所谓“认知战”“可能对台湾防疫造成威胁”。而台湾当局“总统府副秘书长”李俊俋则发文表示，“国安”单位证实，自疫情升温以来，中国“对台认知作战”再度启动，以“深化台湾内部矛盾”“延迟疫情缓和速度”“降低生产动能”“瓦解经济与股市”为目标。绿营人士甚至将社交媒体中关于扩大普筛、建方舱医院、封城以及开放大陆疫苗等正常的话题讨论，均归结为被“大陆认知作战”。俄乌冲突爆发后，蔡英文立即强调，要“全面提升应对认知作战”，应对“境外势力操作乌克兰情势，影响台湾社会民心”。2022年岛内疫情再次失控后，民进党当局再次祭出了藉“大陆认知作战”转移民愤的套路，将岛内对其防疫政策失误的批判一概归咎于“认知作战”。
二、台式“认知作战”的话术运用
台式“认知作战”主要聚焦于所谓大陆“虚假信息传播”上，被民进党当局频繁运用。相较于“虚假信息”一词，“认知作战”更为朗朗上口、具新鲜感，容易被受众接受幷形成记忆，经过近几年的反复尝试和运用，宣传效果也较为明显。由此，炒作所谓的“大陆认知作战”，就成为了台式“认知作战”的主轴，但其语术逻辑牵强附会、漏洞百出。
（一）范围扩大化
台式“认知作战”话术脱胎于炒作大陆“虚假信息威胁”，因此，凡是来自大陆的各类信息便成为其污名化对象。如2022年有台湾青年拍摄浊水溪与黄河水融合的“滴水验亲”视频，期望藉助极具象征意义的仪式促进两岸融合。这一新闻事件自然得到大陆媒体的报导，但此十分平常的新闻宣传却被岛内绿营纳入“认知作战”范畴，台湾当局陆委会甚至威胁可能“会同主管机关依法查处”。同样，在岛内传播的大陆中文互联网内容也常常被强行打上“假讯息”“认知作战”等标签。如台湾当局“调查局”曾煞有介事将网民调侃蔡英文为“中共卧底”的言论列入所谓“假新闻案件”，幷加以大肆宣扬。岛内一些对“认知作战”的学术研究，仅仅因为部分新闻在岛内产生了一定影响，就将主要面向大陆读者的“观察者网”等新媒体打成进行“认知作战”的所谓“内容农场”，甚至刻意忽视两岸中文互联网的必然存在的互动，将相关信息最早出现在简体中文网络、发表在微信、微博和大陆其他网站作为定性“认知作战”的根据。⑦诸如此类之荒唐逻辑，民进党当局却乐此不疲，当然也会因岛内民众发现个中漏洞幷被揭露。为此，台式“认知作战”逐步引入“在地协力者”概念，声称“大陆认知作战”离不开“地面统战”支持，如果没有“在地协力者”就无法产生现实影响。这实际上为民进党当局将“绿色恐怖”由传媒领域向现实政治拓展做好了理论准备。
（二）操作行政化
台湾当局一方面通过相关部门炮制对应的“大陆认知作战”内容，如持续以“国防报告书”“陆委会公告”等形式，在岛内极力传播所谓的“大陆认知作战”之威胁；另一方面亲自参与对“认知作战”的猎巫，民进党当局一旦面临重大社会事件冲击时，就会密集炒作一批“争议信息”，以此转移民众对执政当局政策失误之关注。2021年5月岛内疫情失控，台湾当局疫情指挥部门连续以“辟谣”方式制造所谓的大陆“认知作战”氛围，陆续针对“蔡英文已确诊却未宣布”“台湾当局为卖疫苗不惜让疫情扩大”“苏贞昌涉内线交易防疫股”等一些本来可信度不高又有争议的信息，故意渲染放大，极力把民众关注重点由民进党当局的政策失误转向“抵御认知作战”。2022年岛内疫情再度失控，民众对台湾当局防疫政策落后的不满情绪逐渐在社交媒体上率先反映出来，民进党重操“认知作战”话术，如苏贞昌指责岛内艺人感慨“很多孩子走了”的言论“有很明显的操作痕迹”。同样，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台湾当局陆委会充当喊话者，贼喊捉贼，远程指责大陆发动“认知作战”。陆委会还在其例行民调中采用诱导性问题，如“中共藉由乌克兰情势，对台‘恶意政治操作及散布假讯息’，例如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等，影响台湾内部民心士气，请问您认不认同中共的作法？”⑧此类民调的问题设置以先入为主、有罪推定式的提问，对受访者和读者进行诱导，对受众强行植入“大陆认知作战”相关概念，不仅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更助长了绿营媒体、“网军”炒作相关概念的气焰。
（三）谎言“真相化”
台式“认知作战”话语缺乏逻辑、缺乏证据，在渲染来自所谓的大陆“网络攻击”“虚假信息”“认知作战”时，所举出的各类例证也往往荒诞不经、自相矛盾。在此情况下，民进党对岛内舆论的强大控制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谎言“真相化”的推手。如2020年岛内“大选”前，由于支持韩国瑜的选举材料中出现“韩国瑜是奇才”“大陆武力统一台湾”“签署和平协议，台湾民众存款由台币变为人民币”等文字，就被民进党定性为“大陆认知作战”。岛内有从事“虚假信息”“认知作战”研究多年的学者甚至声称，“不少LINE、Telegram群组中有武警加入，建群者无法理解注音文就表示可能有（大陆）民兵或武警介入的痕迹”，“大陆的武警有一百五十万人，且都受过特殊训练，可以进行网络攻击”。⑨一些被列为所谓“大陆认知作战”的“典型案例”，对其事实的介绍也往往自相矛盾。如2019年4月，岛内媒体和“事实核查机构”大肆炒作凤凰新闻“最早传出”的“陈菊受贿谣言”，有岛内学者还将此作为“大陆认知作战”的典型案例进行研究，然而这位学者回顾事发时的相关新闻后，却得出相反结论，幷公开称凤凰新闻幷非最早发布相关言论的主体。⑩谎言终究是谎言，台式“认知作战”语术中前言不搭后语的现象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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