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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澜昌表示，加大居屋供应对于香港年轻一代的人生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让他们更有上进的动力（中评资料图） |
中评社记者：您如何评价当前的居屋政策？您认为，当前的居屋政策存在哪些需要检讨的问题？
刘澜昌：香港的居屋政策其实走了很大一条弯路。早在2003年SARS疫情期间，香港房价大跌，港府就推出了“孙九招”，宣布无限期搁置“居者有其屋计划”，其实当时并没有理清居屋计划和房价下跌的关系。把居屋计划砍掉以后，亦没有及时规划适合香港未来的房屋政策，只是单纯解“燃眉之急”。我认为居屋的数量应该占到公营房屋的大头，而不是像现在的情况，廉租屋占很大比例，居屋只是一支半节。
香港的任何人都将置业作为一个基本目标，他们渴望拥有自己的房屋，而廉租屋始终是公共的房屋。如果以低价出售或出租，只需针对解决生活条件极其贫困的群体，结果现在的廉租屋成了要解决大部分港人的居住问题，甚至有些大学生一毕业就开始申请公屋，那就等同于廉租屋计划的初衷失去了意义。在曾荫权任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时代，将房屋政策分为公私两个部分，当时的私人楼宇还不像现在这般高不可攀，不吃不住七年基本可以攻下一处私楼的房屋。但今昔非彼，以这样的房屋政策所提供的配置，造成的问题会越来越大。居屋的量一定要加大，满足港人置业的愿望，尤其是须让年轻一代有置业的信心，居屋是解决未来新一代港人圆“上楼梦”的良好途径之一。
中评社记者：我们看到，居屋虽然深受香港市民的欢迎，也非常适合年轻人上车，且对特区政府财政负担相对较小。但为什么近年来居屋却越建越少？特区政府热衷于建公屋而不是居屋的原因是什么？
这与早期建制派一些政治团体的误判有很大关系，他们没有探清这个问题，就以为公屋能让低收入的港人长期有楼住。在曾荫权任特首后期与梁振英任特首前期，政策讲的是要保证排队轮候的人三年就可以上楼，但现在显然三年是不可能排得到。同时，申请廉租屋的要求应该是给那些收入完全不可能上楼的少数群体，例如老弱病残的家庭等。他们不是相对贫困，而是绝对贫困，这才是作为廉租房应该提供给廉租户的“安全网”。但建制派将公屋的功能放大，变成了买不起私人楼宇，就可以申请公屋的错误概念。
大部分港人买不起私楼，是因为其价格太过于离谱，随便都高于他们工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如果私楼能降到合理的价钱，匹配港人的收入，工作几年就能买得起，那大部分人都是能置业的。就譬如大多数人包括年轻人都能承受的居屋，价格只占私楼的40％至60％，基本都能够接受，应该作为香港房屋政策的重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