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地，社交距离措施是一样。这两年来，其实我作为行政长官最困难的就是要作决定──究竟在今日这样的疫情，基于这样的考虑，又明知这些措施有这样的“后遗症”，对于业界、商界、日常市民生活的影响，如何去找到这个平衡，事实上是非常困难。今日我觉得我们未到这个位置要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正如刚才跟大家分析，现时每个所谓在社区的个案，我们都可以追溯是和输入个案相关而有病理学关连，而事实上，望月楼之后的几个个案，都是在检测的时候，即是在他们接受强制检疫的时候检测找到，而不是他们已经到处走、回家途中或工作间找到。这能给我们一定的安心或信心，现时我们的措施仍然能发挥效能。目前来说，即今日，我不会吿诉大家我们正在考虑很快会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更加不会停课，因为现在陆续看到停课对于学生的影响很大，已有很多教育心理学家进行很多研究，没有了面授课堂对于学生影响非常大，尤其是比较基层的学生。这个决定我不会轻易做，即相对于两年前，可能即时要求不要上学，但现时要再停止面授课堂真是要非常谨慎，因它对小朋友带来的影响太大。
第三，对于国泰今次有些机组人员的违规行为，我是非常不满，所以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召见了国泰的主席和行政总裁，严厉地训斥他们。当然他们作为高层未必知道每一个员工的行为，但这并不可成为免责的理由，作为机构的主管，等如我是特区之首，我也要为所有事情负责，所以我已责成了他们必须全面调查和采取适当行动，而据说都已采取了一些适当的行动。我们若有法律基础指他们是违规的话，我们一定会采取法律行动，但这个案我们可能未必有很清晰的法律基础来采取法律行动；我在此亦不想讲得太确实，因可能我们还需要慢慢研究有否一定的法律基础可采取法律行动。这一种行为是非常不负责任，只是一个机组人员违规，就令到我刚才说过有370名香港市民要在新年假期进入竹篙湾接受检疫，数以千计人士要晚上离家做病毒检测，未来的21天还须要时常去检测中心做一次、两次、三次……要做六次检测，这是很大的社会成本，还未说他们的心理、生理受到影响，就是因一、两个人一时之快外出用膳、到酒吧。我真的要呼吁所有人士，尤其处理这些比较高风险工作的人士，一定要为社会尽责，不能以个人的意愿来行事，因最终付出的代价都是整个社会要承受。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近日有两个媒体宣布结束，这是媒体自己的决定，不可以把这件事与香港的新闻自由直接挂钩。正如其中一个新闻媒体，我们的执法部门亦没有接触过它，亦没有做过任何事情。若它自己有一定看法、担心而决定要结束，这是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时常会发生的事情。特区政府做的并不是打压新闻自由的工作，特区政府做的是依法办事，唯有这样才能彰显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