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回归祖国前的过渡时期中，在未有谘询北京及取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即将离任的港英政府单方面引入立法局的选举，其中部分议席甚至为普选所产生。英国旨在让香港的反华势力得以进入立法会，并在社会上建立群众基础。尽管北京随后能够推翻若干选举安排，惟由于缺乏健全的政治筛选机制，回归后香港的立法机关内仍存在反中乱港份子。 即使反中乱港议员只属少数，但他们仍然能够采取许多阻挠手段，使香港政府的运作变得困难，且无法实现有效的管治。如此紧张的行政立法关系违背了基本法的立法意图，而基本法的起草者则早于1980年代后期已热切呼吁两个机关建立合作关系。尽管北京拥有建立及改变香港政治机构的宪法权力，惟由于担心可能由此产生的政治影响，北京认为重塑香港的选举制度并不合适。相反，北京希望反中乱港分子面对现实，幡然改图，放弃与北京对抗的立场。
遗憾的是，北京的善意、宽容及自律并无得到回报，反而被很多香港居民，尤其是政治反对派误解为软弱及胆怯的表现。政治反对派不遗余力地在香港居民中激起反共、反中、反政府的闹剧，动员及组织人们进行无休止的抗争活动。反中乱港分子精明地操纵“政制改革”问题，成功地将其长期置于公共议程的首位，并在此过程中累积大量的政治资本。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夺取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并希望在北京的“无奈”默许下，取得管理香港的权利及权力。
香港的极端政治的发展在过去十年间愈趋恶化。非法“占中”及2019至2020年的暴动乃香港及“一国两制”濒临崩溃的最明显例子。抗议人士在措辞表达及策略运用上均愈加激进。抗议人士鼓吹各种形式的分裂主义及地方主义，其中最为恶劣的是要求香港“独立”。显然，由宪法及基本法共同构成的宪制秩序遭到拒绝、蔑视及践踏。暴力盛行，违法行为比比皆是。社会严重分裂兼愈趋政治化。政治秩序的瓦解令日常管治极为困难。最具威胁的，是外部势力，尤其是西方及台湾势力，深深卷入香港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这一切均发生于香港国安法律存在漏洞、美国加紧全面遏制中国崛起的大环境之中。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不仅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一国两制”的实施及未来亦岌岌可危。
香港特区政府绝非内外敌对势力联盟的对手。北京深知在此严峻时刻必须迅速、果断、有力地采取行动，舍此并无他途。祗有北京坚决地行使其宪制权力，香港及“一国两制”才能化险为夷。北京因而迅速采取果断行动，通过香港国安法，并彻底改革了香港的选举制度。暴动迅速被遏止，反中乱港势力亦被消灭。北京的行动得到宪法及基本法的双重授权，符合北京为国家安全及“一国两制”最终守护者的原则。对香港及国家来说，幸运的是，尽管授权香港高度自治，北京从未放弃通过制定全国性法律为香港立法及决定香港政治体制的权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