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飞龙(中评社资料图) |
中评社香港7月5日电(记者 林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博士不久前接受中评社记者采访表示,美国近些年表现出来的明显的新冷战倾向,它的霸权理性正逐步超越经济理性。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说法已经逐步失效,所以不能排除美国霸权衰落过程中,导致可能不计代价或不顾在香港实际利益地实施对中国的围堵、脱钩。当然这一天还没有到来,是否会到来现在很难具体评估,不过这种风险始终是存在的。
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相比,美国在对香港的制裁打压方面有哪些相同或者不同之处?对此,田飞龙表示,制裁干预香港的主要法律是特朗普当政时期制定的,包括2019年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2020年的《香港自治法案》。拜登政府沿用了这些法案,根据在中美斗争当中美国自己的利益需要,来升级制裁或选择性制裁。目前来看,拜登政府没有在香港问题上推进更加激进的立法,原因是原有的法律已经够用了,他作为总统可以做行政裁量,选择何时或怎样来制裁。
田飞龙指出,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对香港牌或台湾牌的使用也是紧锣密鼓的,特别是近期美国的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专门发布了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制裁香港国安法官,这可以算是拜登政府在涉港议题上制裁干预、长臂管辖的一个新动作。它会严重损害到香港的繁荣稳定、司法独立和法治。当然,我们在涉外法治斗争中可以坚决反制,你敢制裁我的国安法官,我就敢制裁你们作出这个决定的行政官员、执法官员。中国反制斗争所要的是一个平等地位即“平视西方”,所要的是对我们主权与管辖权真正的制度性尊重。如果你不能这么平等对待、制度性尊重,我只能进行对等的、精准的,甚至是威慑性的反制。这方面,我们站在有理的一方。
田飞龙认为,拜登政府未来会如何在香港问题上继续与中国进行博弈,服从于中美关系的大局。如果中美关系继续恶化,无论是台湾还是其他问题,都会波及香港平台。美国可能会用它的美元霸权对香港的金融市场、金融中心地位进行干预,损害中国的发展利益,因此香港需要来自国家更多的制度性保护。因为香港从现代化经验来看,它并不是一个真正能独立自主的城市,而是非常聪明地利用了特定世界体系的发展空间、发展动能,进而促成自己的现代化。回归之前,有英国体系的庇护与支持,意味着西方体系会接纳它、支持它。回归之后,一段时间里香港也仍然维持这样的地位,原因是中美关系整体可控,合作为主,对抗为辅。如今,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香港处于这个世界体系分类里面的中国这一边,而香港制度优势又高度依赖于西方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