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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 |
中评社厦门9月24日电（记者 邓冠英）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9月22日出席“第五届台湾研究新跨越学术研讨会”发表观点指出，两岸民间政治对话有其必然性，会形成两岸话语权，对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朱松岭说，民间政治对话最重要的是形成话语权，这个话语权既包括两岸在政治议题上的民心争取或者有利的话语塑造，也应包括国际话语权。国际话语权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就社会发展事务和国家事务等发表意见的权利，而这些事务是与国际环境密切相连的，并体现了知情、表达和参与的权利运用。这种话语权通常主要表现在有国际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或非公开场合自由传播或表达与国家利益及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相关的立场和主张，其反映对国际事务、国际事件的定义权、对各种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订权以及对是非曲直的评议权、裁判权。当前，两岸政治难题解决的根子在美国，没有国际话语权，很难改变当前的格局。当年的重庆谈判，在效果上就是一种话语权的争夺。
朱松岭表示，组织性话语权、垄断性话语权、霸权性话语权跟实力大小有关，而道义性话语权、专业性话语权等则跟实力没有必然的关系。因而，两岸在进行民间政治对话时，我们要有充分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对话自信，通过道义性话语权和专业性话语权塑造，进一步解决入岛、入脑、入心的问题。实现两岸民意的大融合。尤其是，如果开放政治对话的主体，允许国际上的知名专家进入该民间政治对话领域，则民间政治对话的效果会好的多。
朱松岭认为，两岸民间政治对话最应有的实质性贡献是升华情感、推动谈判、凝聚两岸共识。他说，广义的民间政治对话不仅局限于两岸个人和机构针对政治问题的对话，还应包括各个层级上的交往。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本身就强调两岸各个层级上的交往，包括地方层级、两岸政党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层级、包括两岸共同参与的国际层级上的交往，这些交往将差异性和超越理性的不同交往模式融合在一起，因此而引起的政治对话类似于约翰•S•德雷泽克的“话语民主”，我们不妨称之为第一种对话模式。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将发展出发达的两岸交往自主权，这种交往构成对话，类似于吉登斯的“对话民主”，我们称其为第二种对话模式。第一种对话强调公共领域的话语参与，不预设前提，也不预设共识，只是作为在宽松的氛围下与他人在公共场合可以进行对话的一种手段，“仅仅意味着公共场合的对话，提供了与他人在一种彼此宽容的关系中相处的手段。”。第二种对话模式侧重于得出共识乃至政策草案，这是我们侧重论述的狭义的政治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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