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6月17日电／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邵宗海15日在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说，“吴习会”或“习吴会”，尽管名称用法或有不同，但会议结果却是对两岸关系产生的影响，完全一致，而且尚可用“重大而且深远”一词来形容。
文章说，在这项会议举行之前，已有些迹象可来说明它的特别性与独持牲：首先是台北马英九在吴伯雄启程之前在府里的召见，特别强调他的授权，以有别于过去几次国民党重要大老、包括前次的吴伯堆大陆之行，曾经有过模糊交待的过程；其次是北京习近平主席刚刚国外访问风尘仆仆回来，特别是与美国奥巴马总统晤谈之后，没有设想需有一段时间的间隔，仍然愿意立即与吴伯雄会晤，可以看出来台湾与两岸事务在习心目中的比重；最后则是“习吴会”的新闻发布方式，是国共也是两岸之间的首创，采取了同时间在台北与北京宣布，其显示的意义：是两岸当局对此次会晤的重视，同时也隐含了双方的默契与彼此的互信。
除此之外，国共两党对本次会晤可能会触及的话题，看起来虽都用较为广义及模糊的用词一语带过，比如北京国台办是说“双方将就国共两党交往和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但实际重点就在“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因为对北京来说，“重大问题”可以说就是“核心问题”；至于台北国民党新闻稿则是说“这次的“吴习会”将是具有建设性的对话”，至于什么叫做“建设性的对话”，从国民党的传统来说，那就近乎于“政治对话”的描述。
文章说，比如1998年辜振甫在上海会晤汪道涵，虽被国台办副主任唐树备形容为两岸巳经展开“政治对话”，但辜始终否认。但稍后在北京见到江泽民总书记时，提醒他“台湾在波茨旦会议后西方盟国就决定移交给“中华民国”，当这样充满政治敏感性的对话，辜在北京的记者会上，居然仍赋予它“建设性的对话”的名称，可见这个名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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