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记者的心是随着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新闻事业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部分，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纪录和总结。一个记者最感欣慰和最大满足感是能够亲自挖掘和报导时代发展的重大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
最近出版的李永明所着的《我的记者生涯》(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就是以上个世纪60年代到上个世纪末，在中国的近邻东南亚地区发生的轰轰烈烈事件为主题的真实纪录和总结。尽管当时有关这一地区重大事件的纪录、评论、分析和各种形式的报导以及图像，曾是世界各国报章杂志的头条，也常常占据了各国电视和广播电台的黄金时段，但是，《我》一书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一个亲身经历这些重大事件的记者的视觉，向人们道出了许多未曾报导的细节，披露了一些内幕，有些“小故事”是鲜为人知的，这也许是这本书的最突出的特点和最引人之处。
中越关系恶化的症结
《我的记者生涯》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叙述了作者于上个世纪60年代中到80年代初，在越南留学和在新华社河内分社任记者的经历。显然，在中国和越南“同志加兄弟”的年代，特别是在胡志明时代，他沐浴在中越两国友好情谊之中，深切体验到胡志明主席的关爱。
与时下年轻人崇拜影星、歌星的各种各样的“迷”一样，作者所崇拜的是像胡志明那样的伟人。从《我》一书中可以看到作者对胡志明主席充满了敬仰和爱戴之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中越两党和两国围绕一系列问题产生了分歧，最终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对于中越之间的恩怨，外界虽已有不少报导，但是，作者以亲临其境的感受，向人们道出了一些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的根本因素和具体情节。例如，在中越边界战争期间，一些驻河内外交使节要求到新华分社避难，要求作者为他们作担保；有精神病的老太太“爬”到新华社的汽车里；以及中国副外长仲曦东在华侨问题谈判时，拍桌而起，怒责越南副外长等等。
全程报导越南与邻国交恶过程
毫无疑问，上个世纪的最后40年，无论对于中国，对于美国，还是对于全世界，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代。首先是60年代初，美国全面卷入越南战争，开始了一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规模最大和程度最为激烈的区域战争。这场战争一打就打了15年，耗尽了双方的精力。接着是越南与柬埔寨之间的侵略和反侵略战争，再到中越两国的边界战争。作为几乎是从头到尾全过程的观察者和见证者，作者以亲身经历，描述了这些事件的酝酿、发生、发展和最终解决的各个阶段的过程，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我》一书另一个占了相当大篇幅的是，作者在新华社新加坡分社工作的记载。这里面着重讲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向新加坡“取经”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转口贸易、第三产业、金融、交通、旅游、高科技，甚至包括绿化种树等各方面经验。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中国读者对新加坡的瞭解还十分有限。通过新华社记者的报导，新加坡的一切在中国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中国读者对新加坡的瞭解也随之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也不断增加。当时，在中国各地的报纸上，新加坡新闻是最受读者关注和欢迎的。
二访李资政文章
在中国受高度重视
作为驻外记者，采访驻在国最高领导人是最高的荣耀和目标。作者两次独家采访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先生，并把李光耀先生对发展新中两国经济、外交和文化以及两国领导人之间友谊和交情的精辟论断及时发回中国，引起了中国官方和民间的高度重视。这些独家专访获得中国报纸以醒目的标题和版位刊登，在读者中也引起了广泛的回响。
可以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在中国掀起了一阵“新加坡热”。这种“新加坡热”至今没有冷却，相反，却变成了“新加坡品牌”，这在新中两国关系史上是空前的。两国关系发展到今天令人欣慰和满意的阶段，与两国新闻工作者长期的努力不无关系，而李永明就是这些长期努力的新闻工作者中的一员。
中印邦交现场采访
中国与印尼恢复正常化关系，不仅是这两个国家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上个世纪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然而，中印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一书记述了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贾石访问印尼，到两国外长借庆祝万隆会议30周年之际会晤，中国副外长刘述卿访问雅加达，再到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亚洲司司长徐敦信到雅加达谈具体设馆问题，在许多关节时刻，李永明都到现场采访，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对中印两国为恢复外交关系正常化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遇到的复杂敏感问题有了深切的体会。毫无疑问，回忆录中有关这方面的讲述，使中印两国关系的史料更加丰富和充实。
作者大半辈子奔波在东南亚第一线，随着那里的人与事的发展脉搏一起跳动。正因为如此，这本书以丰富的资料、明细的章节、生动的叙述向人们讲述了一个个生动而又有意义的故事，同时显示出作者对东南亚的浓浓之情结。无论从收集史料的角度，还是追忆往事，这本书都有相当大的可读性和参考价值。（本书自周五开始在大众与友联出售）(来源: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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