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对海外华文文学这个特殊文学空间的普遍关注，是在８０年代，开始时只是对局部地区和某些国家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９０年代以来，才逐步进入总体的研究，将其视作新的学科或新的研究领域。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这一领域的研究已蓬勃展开，出版了不少专著和论文集，还有好几种文学史问世，成果丰硕。但现在世界正处在文化转型期，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横向开拓、文化外求为特征。面对多元文化崛起，东西方文化必然交汇的前景，为了求得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更大发展，一是要建立一种世界性的文学观念，把华文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来研究；一是要在方法和视角上有所拓展和更新。而这两个方面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任何新的观念的出现，都预示着方法论与学术视角的变化；好的方法总是提示“我们如何指道心灵依照一个真观念的规范去进行认识”。
过去，学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多是把它作为本土母体文学的一个延伸、补充和发展，研究大陆以外地区和国家的汉语文学写作，把握各地区、国家华文文学的特性，探索它们各自演变和发展的路向，对世界范围内华文文学的整合性研究才刚刚起步，一种明确的从国际角度进行世界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尚未真正开始，为此，如何从本领域的研究现状出发，建立新视野，以开放的态度，通过对海外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特别是将它同本土华文文学作比较，进行有深度而非盲目性的阐释，认识、探讨其普遍的文学规律，追寻全球范围内华文文学作者共同拥有的“诗意表达”，建立具有真正世界意义的汉语诗学，应是我们在面向２１世纪时必须去面对的问题。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迄今已有大半个世纪的历史，但引起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历史却要短得多。尽管我国海外移民的历史很早就开始，但由于早期移居海外的华人，絶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劳苦大众，移民以后，干的也是苦力的工作，谈不上有华文文学的创作，本世纪初在海外出现的华文报纸刊物，主要是转载中国的文学作品，极少有当地创作的。海外华文文学的诞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而且是在五四新文学思潮直接影响下诞生的，从各国华文文学诞生的历史看，早的有７０多年，迟的也将近一个甲子，都不同程度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经历了从“华侨文学”向“华文文学”的转变，８０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华文热”，华文文学活动成为一种被人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华文文学同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一样，在世界上形成一个体系，赢得越来越多人的重视，许多事实说明，世界华文文学发展到今天，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海内外的一些学者先后提出要建立华文文学的整体观，即：要从人类文化、世界文化的基点和总体背景上来考察中华文化与华文文学，无论是从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还是从事本土华文文学研究，都应该有世界视野，有一种更为博大的华文文学的整体观念。
海外华文文学无论是在哪个国家，都是处在他种民族文化的包围之中，海外华文作家，在双重文化背景下生活，使他们对两种文化传统和观念的差异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但由于各所在国国情不同，他们对两种文化的隔阂、碰撞及其生存状态的感受和表现也不尽相同。有的在主流社会强势文化“俯视”下，仍顽强地保持本民族文化传统；有的与主流文化认同而不被接受；有的则选择了兼容和互补的道路。在这方面，西方的华文作家和东南亚的华文作家就有很不同的际遇。中国人侨居西方的历史，如果从较具规模的移民开始计算，约有一百多年，但早期的移民几乎全是劳工和小生意人，到２０世纪中期，新移民中才有少数知识分子，才有了华人作家的作品出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后，大批的台湾留学生负笈海外（主要是美国），学成之后留在西方定居，他们同老一代的华侨不一样，不是为了生活不得已才离家弃国，是自己选择了移民的道路，普遍受过高等教育，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对西方社会有所认识，有的还加入了所在国的国籍，但由于原先的母体文化同居住国的客体文化相差较大，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生活习惯、思维形式依然是中国式的，要同客体文化认同，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艰辛的历程，再加上西方社会主流文化以其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俯视”东方，还有西方社会的种族歧视，他们不得不承受许许多多的压力，这是一种嬗变和重建精神家园的痛苦过程。在６０年代他们所写的“留学生文学”中，这种精神“放逐”的酸涩和痛苦，就无处不在。到了７０年代以后，很多作品就不再限于个人生活的浪子悲歌式的抒写，而是“由异国飘零的生活感受层面挖掘下去，思考探索了文化差异、认同、民族主义、历史等等较深刻的问题。” 这与西方国家（主要是欧美国家）７０年代开始对中国和中国人有比较开放容纳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而更主要的因素是中国本身的历史发展。这对许多在中国大陆以外长大的华文作家来说，是一种崭新的思想和感情的体验；中国在他们心中成为一种自我的重新发现与追寻，于是在自己用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中，记録下思想、感情、发现、期望，通过文字，“来呵护着那丛本为即将枯断了的根”。在东南亚地区，移居的华人众多，有自己的华人文化圈，华文文学兴起较早，前期的侨民文学，主要是反映华侨移居海外以后的种种不便、困扰与痛苦，作品里布满了“放逐”者的伤痕。５０年代开始，这个地区的许多华人加入所在国国籍，华侨意识慢慢淡化，华文文学作品的内容也从过去面向祖国转为面对所在国的社会现实。７０年代以后，随着东南亚一些国家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封闭的社会结构被打破，华人社会的传统观念也产生了大的变化，从昔日的“落叶归根”变成为今天的“落地生根”，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有介入主流社会的参政意识。这种观念的转变反映在华文文学作品中，一是以往的“放逐”意识在实际意义上消亡了，作品里抒写的“望乡”和对故土的怀念，只是精神上对经历过的一段生活的缅怀和眷恋；另一是热情地讴歌所在国的建设，表现不同民族公民在建设中的亲善合作。从东南亚华文文学反映出来的文化现象看，华族文化在那里同所在国文化相遇，虽然也存在隔阂和碰撞，但由于这一地区的絶大多数国家过去曾在于殖民体系的掠夺之中，不像西方世界那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所以能够彼此兼容互补而得以存在和发展。为此，当我们探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及其意义时，就必须具有一种多元文化和跨文化的视角，在不同民族文化的重叠和交汇中，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作家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展示其丰富多样的文化和美学价值。
海外华文作家的写作阵容相当大，国别、地区、个体的差异性也很大，为了深入把握这一研究领域的有关论题，有必要对他们及其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探索。由于海外华文作家并非是一种千篇一律的存在，不同的经历和背景、不同的时空及语境，使我们无法以一种固定的本质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因此，“身份”是我们切入研究极为重要的角度。
文化身份这一概念，在西方社会科学文献中已被广泛使用。“身份”不等于特性、特征，但特性、特征、特点都是“身份”的表现。我们所说的“身份”是在更高层次上的抽象和概括。它包括五种主要的成分，“这就是：１．价值观念；２．语言；３．家庭体制；４．生活方式；５精神世界。” 据学术界人士的不完全统计，在西方，文化身分的定义有３００多种，学术界尚未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理论界定，但对构成文化身份的这些主要成份，却大多数人是认同的，差别在于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所以当我们提出“身份”批评适用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时，也是以构成文化成份的这些具体成分为基点的。
“身份”批评运用于文学研究中，是与对主体的理论反思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后结构主义极力鼓吹主体的打碎或消解，但实际上人类并不能离开身份而生活，那是一种对自我的确认。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我们曾经多次论述应将文化研究与比较研究作为文本的研究方法，当中也就包括要重视探索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化身份，或者说要重视对他们的“身份”批评和研究。
“身份”批评对于我们切入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之所以是可能是可行的，是因为海外华文作家是带有特定的“价值观念”的，都是给在由特定的文化、种族、社会性别、政治经济和个人因素所形成的立场上从事写作，由于文化身份各别，作品也无不深深打上“身份”的烙印。从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众多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看，他们都是在双重或多重的文化背景下写作的，文化身份十分复杂，可以说，每个海外华文作家的“身份”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求同存异，以种族为基础，他们也具有一种共识和身份认同──他们都是炎黄子孙，有华族血统，家庭体制和生活方式相似，而且是在异域以汉语从事写作，这此共同的因素，使得他们的写作具有某种共同的性质和形态。我们应透过这些去探测其背后深邃的华族文化世界。
海外华文作家常常处于双重身份的矛盾之中，他们一方面由于自身的经历或华人社区及家庭的影响，华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已深深植根于意识之中，而且经常以汉语写作，语言本身就是历史与文化的缩影，在汉语象形文字中包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他们定居或旅居异域，要在所在国立足，他们必须去接受或认同当地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学习新的语言，瞭解异域人们的生活方式，这种观念和行为上的认同与对本民族文化的执着和眷恋，使其时时处于矛盾当中，不断思考和追问自己确切的身份，因而有无根的漂泊之感和“边缘人”的散聚心态。“身份”批评会提示我们去研究和认识这一“真实”。
海外华文作家，大多数是从大陆、台湾移民的，有不少还是从大陆到台湾或者香港以后才移民海外，移居地还经常变动，其中藴含的风风雨雨、离愁别绪、沉浮荣枯，引起种种难以言说的内心情绪，精神世界十分复杂，所以我们在研究工作的实际运作中，所面对的是流动的、富有情感与思想的作家个体或族群，他们有不同时空的复杂背景。就每一个个体而言，任何一个生活在海外的作家都是独一无二的，其身份具有任何人无法代替的独特性，又因为他们自身的流动性，身份往往是变动不定的。正是因为海外华文作家具有以种族的基础的共识和身份认同，又因各自的差异性及流动性造成其身份变动不定，所以我们无法把他们纳入固定的类型之中，因而文化身份的研究就有助于揭示这一群体和个体的特殊性，这也正是其精神和艺术活力之所在。
与身份的多重性生及流动性相应，海外华文作家的边缘性位置也是评价其创作不可忽视的。用汉语写作，对于海外作家来说，不仅是以写作来宣泄个人情感为他们自身言说和分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确认自身精神价值的方式。记得Ｒ·瓜尼在谈到语言的重要性时，曾这样写道：“一个人所说的语言，是他生存和活动的世界，常常地根植在他身上，比他称之为国家和土地和物产更重要。” 在文化身份五个具体成份中，语言扮演着联络员的角色，其他成份都通过语言起作用。海外华文作家，在异国他乡，在异国语言的喧闹中，以汉语从事创作，既是扺抗失语、失忆的努力，也是对母语、母体文化的依归。
对于边缘处境的海外华文作家，有种种无法备述的艰辛和困苦，但对文学创作而言，这种痛苦也不一定是负面的。它有可能是一笔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因为文学需要自身感受和体验的积累，也需要客观的审视和思考，海外华文作家的边缘性形成了他们文化上的空间张力──不即不离的引力和斥力抗衡，使他们不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还是对所在国文化的回顾和思考，都获得必要的距离，这种距离往往有助于客观的审视，使之与主观体验相平衡。“边缘人正是可以在他（她）无比的孤寂中洞视两种文化的差异和交叠，从而检视自己和他人的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 以他们这种独特的人生经验，切入生活的角度与本土作家不同，他们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不可替代的记忆与命运书写，是与“民族”、“历史”、“文化”等互有联系的记忆与命运书写，在深层的文化意识中，主体的位置呈现出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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