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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岱，1953年生于南昌，现为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小说学会理事。
着有批评著作《“左手”与“右手”》（获第六届广东省鲁迅文艺•批评奖）；《世纪之交：长篇小说与文化解读》（主编；国家社科基金专案）；以及长篇小说精神隧道三部曲——《侏儒》、《晕眩》、《心界》等，（所着短篇与长篇小说曾获多种创作奖）。
我想让人像闻到玫瑰花香那样地闻到思想
记者：知识份子题材是个大题材，你觉得在这个题材的把握上，你的《精神隧道》三部曲对知识份子在当代社会转型中的状态，作了哪些不同于别人的探索？
金岱：也许可以这么说吧，我较早，也始终一贯地关注知识份子的深层精神现象问题。
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创作。我认为知识份子是社会的精神器官，写知识份子，其实就是在写一个民族的，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问题，或心灵问题，更确切地说是生存本体问题。
我的小说致力的是本体性情感体验，是生存本体问题。有朋友戏说我把小说写成了论文，把论文写成了小说。这当然是开玩笑，但我的小说里思的成分确实较多一些，不过是那种诗之思。在写《精神隧道》第三部《心界》时，我甚至有意想写成某种论说体的意象诗。我的创作理想是让人像闻到玫瑰花香那样地闻到思想，也就是感觉到思想。这个比喻来自艾略特，我非常喜欢。
记者：《精神隧道》三部曲历经十五、六年的创作，《心界》是最后一部，你个人觉得与前两部相比，第三部《心界》在知识份子的精神探索上有哪些更深刻的思考？
金岱：这三部小说在故事、人物上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但背景是统一的，都是大学校园，都是一座虚拟的东西大学，更重要的关联是其中所思索的问题，在体验与思索的问题上是一脉相承，环环相扣，不断深入的，这三部书的写作过程，就是对生存的一些根本问题所进行的一种颇漫长，且十分艰巨，甚至是痛苦的探索过程。
尽管我自己在书中明确写道，我寻找的不是乌托邦，但一些朋友们还是认为我寻找的就是乌托邦。其实这要看如何认定乌托邦，我承认我是在寻找某种关于自我，关于生存本体的理想的可能性，正是这种渴望引导我穿越如此漫长的“精神隧道”。在第二部《晕眩》的末尾，我想我们已经看到了某种暗示，在第三部《心界》中，这种暗示变得比较清晰明确了，有一片澄明的曙光展现在面前的感觉。事实上，我在第三部中提出并论证了我称之为“我世界”的一种生存本体论思想。这应该是第三部比较突出的地方。
我的思想随笔是一种文化批评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触礁批评这一事业的？
金岱：我一向既有着对艺术品所富孕着的生命感的兴趣，又有着对关于这生命感的思；关于艺术的思的兴趣，既有着艺术创造的激情，又有着思的创造的激情。在无缘读大学，还在工厂里一边做工一边偷吃禁果般地看些很不容易弄到手的书时，我就有这样的端倪。我大学毕业后留校教书，教书是必然要搞研究，搞批评的。我大学三年级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四年级写了一篇五万字的毕业论文。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把创作与批评分开来。我一直不认为二者之间有什么界限。我的思想随笔是一种文化批评。甚而至于，我的长篇小说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批评呀。
记者：你是以一个批评家的身份进入广东文坛的，是吗？
金岱：我是1991年9月调来广东的。1994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晕眩》，当时国内不少重要报刊都作了评介。但确实，也有一些朋友较多关注我的思想随笔，我的文化批评。我一直感兴趣的是当代文明转型的精神问题，到广东来正是为着更早，更切，更深地感受和思索我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精神变化。来广东后，我写了一系列较富激情的思想随笔，探讨社会转型过程中精神规则重建的问题。1998年结集为《“右手”与“左手”》出版。书出版后有较大的反响，从书中所提出的一些新鲜观点，到文体风格，到对这一文体的命名，都引起了一些连锁性的反应。如当时我就还没见过有人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思想随笔，现在许多杂志都开了思想随笔栏目。
记者：《“左手”与“右手”》之后，你在批评上有什么新的思索和创作？
金岱：我一直在写思想随笔，每年都有不少发表出来，而且我越来越喜欢这样一种比较潇洒的写法。另外，我主编的《世纪之交：长篇小说与文化解读》一书去年四月出版了，这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这部近50万字的著作中，我想抓住长篇小说这一最具精神文化含量的文学体裁，将其放置于当代文明转型与价值重建的历史背景下予以观照，并对其进行文化流向的分析与解读。我希望能通过此一侧面的文化研究，展现出上一世纪末我国社会纵向上的文化思潮的阶段性，横截面上的文化脉动的多元性等等基本状态，特别是想揭示出这状态的复杂性与深层渴望、未来趋势。这本书的基本框架所显现的对于当代文学走势的描述，应该说是比较独特的。
我越来越喜欢做一个老师
记者：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教书是你的饭碗，你是从一开始就很爱这一个职业的吗？
金岱：对于教师这一职业我从小就是充满崇敬的，我生长在一个教师之家。父母亲、姐姐哥哥都是老师，但我大学毕业时，倒是没有特别想做老师，那时可以到作协去当专业作家的，但我一则受了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也是作家和教授，他认为，做久了专业作家，容易有局限性，与生活有点距离感，当然很多专业作家写出了好作品，这也不是绝对的。二则是我发觉我不仅痴迷艺术，也痴迷思想。这样我还是选择了留校教书。我想校园也是一种生活，在大学校园里既可以耽于沉思，又可以耽于艺术。
刚留校时，创作上的兴趣是占统治地位的，教书确实是只把它当个饭碗。不过我很快就爱上了讲课，对于我来说，讲课像写作一样，也是一种享受。年纪稍大一些后，我又发现和学生们、青年人在一起，能让自己也变得更年轻，更有活力。我和我的儿子在一起像兄弟一样，和学生们在一起，也有点像兄弟一样，和孩子们在一起，人是很快乐的。
记者：你眼睛上的障碍，一定给你上课带来很多的不便，会影响你上课的效果和情绪吗？
金岱：这方面的障碍主要有几点，一是板书麻烦；二是不能看讲稿；三是难于根据学生的表情进行互动。板书的问题不大，我照样写，学生们会指挥我往哪儿写，写重了学生们就笑，告诉我向哪再写。不能看讲稿的麻烦是最大的，需要对所讲的东西非常熟悉，好在我所讲的都是我爱想的，天天想，经常写，确实比较熟悉。此外，我的讲课风格一向不是照本宣科式的，是比较流动，比较发挥性的，在相对较为确定的逻辑框架里，思想和讲课是同步的，所以讲课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思索，思索着，发挥着，同时也传达着。我觉得，不能看讲稿后，我讲得更好，更潇洒了。当然，在教学上花去的时间要多很多。至于看不到学生的表情，虽多少会阻隔交流，可也有好处，我更容易入境了，本来我一讲课就容易投入，现在更是天助我进入物我两忘之境，不是也挺好吗？当然这是从绝对上说，其实上课时，我能感觉到学生们的反应仍然是很丰富的，通过问答与对话，那反应就更充分了。
作家、批评家、教授，只是我三种不同的言说方式
记者：你是一个批评家，又是一个教授和作家，按现在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三栖明星了，你怎样对这三个身份做一个评定？
金岱：三个身份其实只是我关于自己的人文思想的三种不同的言说方式。三个方面内在上是完全统一的。无论创作、批评还是教学，我要表达的无非都是关于当代精神文化建构，关于现代人的生存本体问题的觉与思，以及关于这种觉与思的方法论问题。三个方面是互动，互促的，而且对于人文言说来说，也是较为完整的表达。可能在形而下的层面上，如在时间分配、社会分工体制的认定上等等方面会有一些麻烦。但我认为重要的是创造性，干什么更有创造性就干什么，无需太计较得失。
记者：现在可以说你在作家、批评家、教授三方面都做得很成功？
金岱：谈不上什么成功，我只是尽力去做了。
有一段时间，我写一行字要休息几分钟
记者：既搞创作，又搞批评，还要当教授，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也是够繁重的，对你来说就更不容易了。你到底是怎样工作的呢，例如你怎样改学生作业？怎样吸收资讯？怎样写作？
金岱：现在主要是靠电脑。网路上，光碟里，以及通过扫瞄，有大量可读的东西。学生们的论文、作业也多半是发到我的电子邮箱里，或交软碟给我。我通过电脑的读音软体来听。当然非常慢，听的速度本来就慢，又常常要反复听，确实有点辛苦。但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够幸福的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太太的帮助。有了电脑之后，她也许不是轻松了些，而是更累了，电脑上的大量我没法做到的工作都得她来做，更何况电脑也是很难侍候的家伙。至于给我读东西，一起处理各种事务，就不用说了。我儿子也是常常帮我，我们一起读过不少有趣的书，现在更是家里三人中的电脑专家。
此外，我还请人专门给我读书，是钟点性的，尽量保证每天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时间，用来读一些电脑没有或无法提供的东西。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用上电脑的？用上电脑之前，眼睛还好使吗？
金岱：我记得我是1996年才开始用上电脑的。用上电脑之前眼睛已经不行了，那是特别艰难的一个时期。
那时看书已经要用放大镜了，每天读一两页，再后来，每天只能读几行，甚至读几个字。我一直坚持到什么字也看不见了才放弃。为了坚持写作，我试验了很多方式，甚至还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里的保尔用木格子来固定写字一样，我也想了个法子，就是在塑胶片上挖出一条条的格子来，然后压在纸上，一行行地写。我用这个方法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姐姐，她一看到信就哭了，她在电话里说她知道我的眼睛快看不到东西了。
写《精神隧道》第二部《晕眩》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一天写不了多少，往往是写一刻钟，就要休息半个小时，再接着写一刻钟。后来当我快完成这部小说时，我已经是写几分钟就要休息了，最后是只写一两行，几个字，就要休息一阵才能继续写。
记者：有没打算把你这种写作与工作的艰辛写成一部自传体小说？
金岱：我也想过写点什么，但怎么写，还没定下来。你这个写自传体小说的提议也许会对我有所促进。
在华南师范大学的校园，几乎天天都会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他的身边总会有一个年龄与他相仿的女性，或者是一些青春无敌的大学生，他们轻轻地挽着这个男人的手，缓缓地走着路。那时，我的心里就生发出那么一种想法：这个男人很特别，他一定有某些特别的故事。
采访金岱那天，当我一走进他的家，我忍不住就叫了起来：啊！您就是金岱老师呀，我早就认识您了。金岱——就是那个被人轻轻地挽着手走路的高大帅气的男人。金岱老师乐呵呵地说：真可惜呀，你坐在我的面前，可我都看不到你长成什么样子。
——原来，金岱老师的眼睛什么也看不到了。但是，就是这一双看不到任何东西的眼睛，却创作出了那么多震撼人心的长篇小说、透着深度的批评文字，而且他还意气风发地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们上课。
金岱，这个特别的人，这些特别的故事，让我的心中涌起——深深的感动，深深的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