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作家洪峰的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继《苦界》、《生死约会》、《中年底线》之后创作的又一部长篇力作。因为当街乞讨，洪峰曾一度引起众声喧哗。大半年过去了，这次他的新书聚焦“失足女”现象，其敏感的话题势必引发新一轮的口水战。
有人说洪峰上街推出“实名制乞讨”，实际上是在为所有作家“乞讨”，因为目前作家的生存状态令人堪忧。风波过后，读者很关心他的现状，特别是经济状况是否有好转。接受本报记者电话专访时，洪峰仍在云南照顾生病的未婚妻。他表示，治病已花费百万元，实践证明只要有钱，癌症也是可以治好的，他愿意写书救妻。
对话洪峰：
再花几十万医好未婚妻
云南行激发创作欲望
最早知道洪峰，是源于他1993年推出的力作《苦界》，当时是“布老虎丛书”的第一本，很是引起了一阵轰动。后来他又写散文，写球评，并被人誉为“文坛射雕五虎将”之一（南帝苏童，北丐洪峰，东邪余华，西毒马原，中神通格非），还与余华、格非、马原等人一起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中，被当作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随后，已故文学评论家胡河清写了著名的《洪峰论》。这一切，都与他当时的成就相契合。
联系到洪峰时，他以一口东北口音普通话开始了与记者的对话。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非常坦率，直面乞讨事件感觉他仿佛就是你身边的一耿直的哥们。
记者：“乞讨”风波半年后，我们终于等到了您的新书出版，能谈谈《恍若情人》一书的创作背景吗？
洪峰：开始写作《恍若情人》是在2000年底，那年我应《大家》杂志邀请到云南进行文学创作。也就是那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人们津津乐道于“卖淫嫖娼”的话题，无论在作家圈还是朋友圈，无论在旅途中还是在饭桌上，“小姐现象”都成了公开的日常的话语。当时流传甚广的一句话引发了我的创作欲望：“小姐爱上嫖客是痛苦的。”随后，我就决定以云南为背景创作一部反映“小姐”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
不是中国版《羊脂球》
记者：您创作这样一本书是想美化“失足女”还是想打造一本中国版的《羊脂球》呢？
洪峰：我希望创作一部完全不同于其他同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在我看来，以往的文学作品，要么把“小姐”看作堕落的需要被拯救的一群，要么则美化她们，歌颂她们的心灵之美，尊严之美，《羊脂球》就是这样的，这都不是真实的。
真实的情况是，“小姐”只是古代以来就存在的一种特殊职业，她们并不比其他职业更低贱，或者更高尚，如果说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那也是生活习惯的不同，而非社会地位。在《恍若情人》这部小说中，“小姐”的存在是真实的具体的，跟我们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强沙尘暴、非典疫情、网路诈骗、网路恋爱、暴力游戏、恐怖袭击、演艺圈潜规则、人体炸弹、拐卖少女等一样，都是人类不可回避的一种悲剧基因。
记者：《恍若情人》中“失足女”的话题是很敏感的，作为著名的作家，您不怕舆论的批评吗？您是怎样处理这样敏感题材的？
洪峰：《恍若情人》一共有16章，每一章的开头部分，都会附有一篇新闻报导，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例如《三少女身陷“魔网”》、《强沙尘暴“尘埃落定”》、《周璇对张钰嗤之以鼻》等等。我并不是要宣扬什么腐朽的东西，是想引起大家的思考，所以并不怕受到责难和批评。
由于题材的原因，书中有大量的涉性描写，对此，自己的题材确实比较敏感。不过我也处理得十分谨慎，涉性描写处理得比较节制。
再花几十万就可医好未婚妻
记者：您现在经济状况如何？
洪峰：现在我在云南一个风景秀丽的小镇里照顾得癌症的未婚妻，治疗费用很高，经济压力很大，我想再花几十万元她的病就可以痊愈，我想经济压力的问题应该很快就能解决。云南的良好环境，有利疗养，是我选择云南的主要原因。
记者：作为著名的先锋作家，您一直在叙事技巧上很有讲究，比如《中年底线》，而这次《恍若情人》却采用了“零叙事”的手法，是要尝试一种新的创作方式？
洪峰：两者很不一样。《恍若情人》关注的是一群人的精神和灵魂（变化）的过程，而《中年底线》则把精力放在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上，容易使故事变得好看。因为叙述方式很容易把握，灵魂方式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从人数来讲，《中年底线》的读者要多。与1993年的《苦界》相比，这并不是写作方式上的刻意改变，而是走的路子不一样，从畅销角度讲好一点。我希望走西方畅销书的路子，很难区分它是畅销书还是经典。
很久不看球和写散文
记者：大家都知道，你在写小说的同时还写散文。有读者认为洪峰的文字在退步，像最初读两篇长散文《寻找家园》和《你独自一人怎能温暖》时的浓浓感动，如今在阅读洪峰作品时确实很难再出现了。您是否意识到这种情况呢？您在云南还看球和写球评吗？
洪峰：最近很少写散文了。最近的一篇是1995年写的。对于这种情况，我自己不是特别介意，不是说我认为我自己的东西都好，我是觉得有些东西是分类别的。比如《生死约会》，有机会你读一读，只能让你特别感动；但是有一种作品是不会有的。比如《模糊年代》，写的是土地改革的事，是一种非常纯粹而客观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与你的内心生活无关。
以前在刊物上写足球，总共几万字，叫《我看中国足球》。然后《球报》一个主编看到后就找我写。后来还出了一本书，叫《一个球迷对中国足球的诉说》。年轻时，一说足球就滔滔不绝。现在真没什么可说的。一过30岁你也会有这种体会，许多东西你会发现真没什么可说的。足球，喜欢就变成习惯了。
记者：您在云南有什么新的创作计画吗？
洪峰：现在我手头还有两个长篇呢，若有出版社来找我，我就按照时间顺序给他们。我自己从不刻意拿出去，要过时了就过时了。我的人生和我的小说一样，从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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