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人有了男有了女为什么还有穷和富骂国家有了南有了北为什么还有城和乡骂城里这么多高楼大厦都叫猪住了
骂这么多漂亮的女人都叫狗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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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废都》写《怀念狼》，写完《怀念狼》再写《高老庄》，所有城市主题与返乡主题，在贾平凹那里，都弥漫着一种对都市的疏离与挥之不去的怅惘，但在用《秦腔》为故乡清风镇唱了最后一曲乡村挽歌之后，贾平凹终于随着他的捡垃圾老乡一同进了城。这部2007年的小说新作取名《高兴》，读完《高兴》，似乎也为贾平凹高兴，倒不是作品意义上的高兴，而是感觉，这个一直号称自己是农民的作家，这次不那么和城市拧巴着来了，他甚至借主人公刘高兴的话说:“不能有恨，恨了就更难在西安生活。”
小说塑造的刘哈娃与五富，原本是清风镇的农民，进西安城后，刘哈娃自己改名刘高兴，以捡垃圾为生，生活辛酸，整部小说的调子并不沉重压抑，因为不断有各种的事情冒出来，有频繁的对话加进去，62章几乎可以呼呼地读过去，当然，仔细品味，刘高兴们的生活并不全然是“高兴”，甚至大部分不是高兴。
那么，这样一部作品下来，作家本人，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采访贾平凹，我非常想探究这个。
边缘人的生命悲歌
孙:没读作品之前，先听了一个段子，说您为写这部小说，也扮做捡垃圾的去体验生活，吃得太没油水了，回到家就猛补一通。
贾:那是大家编派我，没有这回事儿。其实就是去看看，西安城不大，晚上散步就转到那里了。再说，我清风镇的老乡就有干这个的，他们到我家串门，特别能讲这中间的事情。听多了，就有了创作冲动。
孙:这从您的后记中能读出来。小说中的刘高兴是有原型的，甚至可以说，是从小说《秦腔》里面走出来的。很有意思，今年出了两本农民进城的作品，一部是东北作家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一部是您的这部《高兴》。我都特别喜欢。相比之下，《吉宽的马车》情节更复杂，用笔也很狠，把城里人、乡下人，每个人物的伤口都撕开了。而您的这部，人物关系、叙述视角都相对单纯，就是城市隐身人所经历所看见的城市生活。我知道同一个题材，每个作家感受不同，您在后记中说:是为记录一种别样的人生。但显然，这只是作品的一个方面。
贾:关注现实，才可能写这部《高兴》，写了刘高兴到底要传达什么东西？你说的没错，我更想写的是人在困窘和强悍交织中的生命壮歌。农民进城，其实是无奈之举，他们在这里受到种种不公，他们会有抵触，刘高兴的城市生活是不断寻找想融进去的过程，是与农民意识挣扎的过程。作为他们故事发生的背景舞台，城市向他们展示了好与不好的两面，而他们都在承受并顽强地存活着，我想写的就是这种生命的悲壮。
刘高兴的灵魂靠近城市
孙:看起来想得清楚，但为什么写起来又有挣扎？后记中你说共改了五稿，甚至第一次写的十万字都毁之一炬。不满意在什么地方，想使的劲儿又朝哪使？
贾:最初以第三人称写，后来试过第二人称，现在变成第一人称。看起来是叙述人称的转变，其实是心态的修改。毕竟我是农村出来的，真正去接触了那些城市边缘人的生活后再写，很容易就想为他们愤愤不平，写着写着，自己那种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就出来了，好像在替这些破烂人在厌恶城市、仇恨城市。
孙:那么又是什么让您调回来了呢？
贾:还是生活中的原型给了我启发。刘高兴在生活中的原型是我一个老乡，他现在西安拾破烂，时不时到我家串串门。他每次跟我说起他们的生活总是绘形绘色，即使和我西安那些文人朋友碰到一起了，也仍然能够坦然幽默地应对。有一次我就问他:你为什么总是高兴？他回答一句:我是刘高兴，怎能不高兴。这一句话让我知道，自己到底要怎么写，写什么。
不管怎么说，我所住的城市和你所住的城市，城乡一体化是大势所趋，无数农民工他们要在这个地方谋生活，他们的后代也将在这里繁衍生存。我觉得，第一代农民工怎么挣扎求生，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二代、第三代怎么生活。因为他们身上已经退去了农民优良的本色，但很有可能把城乡不好的东西都吸收在身，这才是中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孙:不过，有刘高兴这种人物的出现，后代对城市的对立情绪估计不会那么大。他对城市也不是特别满意，但是他会努力调适自己。这表现在他一次次教训五富“吃饭要像个城里人，走路也要像个城里人”。刘高兴与五富一对儿人物的出现，是小说中常见的反差二人组，我觉得您个人是认可刘高兴的方式的，所以不经意间，也让他替您说了很多话。
贾:很多媒体读者说他们更认可五富，觉得他才是农民。但我觉得他们可能对现在的农民不瞭解。农民中不乏像刘高兴这样有智慧的人，他们缺的是城市人的经见。城市流动增多之后，他们有些已经和传统农民不一样了。或者说，灵魂上的有些东西更靠近城市。
孙:就是你书中描写的，刘高兴有时比城里人还城里人。去一个饭馆吃饭，那个老板的父亲还认为他是大隐隐于市的高人。
贾:他起码是有文化的，对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有感觉的，他要抓住那种东西，使自己的精神得到满足。
孙:这就说到了他和孟夷纯这个发廊女的关系。孙惠芬的小说中也写到了发廊女，两相比较，我更认可《吉宽的马车》中吉宽与发廊女的关系。自始至终剪不断理还乱，混乱又真实。而在您的小说中，孟夷纯更像是想像中的人物。虽然小说中一次次描述到锁骨菩萨塔与高跟鞋的意象，指向都是孟夷纯，我理解她身上维系着刘高兴们对女性温暖慈悲的理解与向往，但落实到这个人物身上，还是有些单薄。我同时想知道，西安真有个埋葬着“以妓之身而行佛智的菩萨”的锁骨菩萨塔吗？
贾:西安没有，是我把延安宝塔的来历移植到这里了。孟夷纯也有现实原型，但在我的创作设想中，她是个次要人物，我是把她当成城市生活内容的一部分来写的，并没有涉及许多。也算不上成功。
《秦腔》是一面坡上铺一排窑洞《高兴》是一座小塔栽一朵月季
孙:看《高兴》老想到《秦腔》。您在后记中形容:《秦腔》的结构，是陕北一面山坡上一个挨一个层层迭迭的窑洞，而《高兴》，则是只盖一座小塔只栽一朵月季。让砖头按顺序垒上去，让花瓣层层绽开。这两部作品我都喜欢。但也确实，读《高兴》的阅读快感要多。它不算出奇但是紧凑，人物有活动，跟着走就是，《秦腔》是日常生活，看一半与全部看完没什么区别，因为一个窑洞一个窑洞的生活是一样的。创作《高兴》，您是在有意识地调整节奏吗？
贾:当然是内容决定的。农村生活有时候就像黄河水，泥乎乎的，看不到动静，其实还是在涌动。而城里生活是瞬息万变的，跳跃式的，写到这里，笔自然就动起来了。写作不可能总是本色写作。也可以说，生活形态决定写作样式。
孙:那我也就进一步理解了，为什么这部小说不像《秦腔》那样，用方言才能读出味儿。我试了一下，这部小说用普通话读，没有障碍。最后再追您一个问题:刘高兴说，我叫刘高兴，咋能不高兴。你写了半天《高兴》，到底高不高兴？是刘高兴这个人物带着你走，还是你在改变刘高兴？
贾:刘高兴顺着我，我也顺着他，两人合作着往前走。作为他，是可以自得其乐，甚至有些小小的阿Q精神的。但作为我，不可能真正高兴。因为那是一曲生命悲歌，是人在最困苦的环境下迸发的顽强生机。所以我不给他灰色的调子，就是他背着五富的尸体出现在西安广城上被员警发现时，我描述周围的景色，树的色彩也是亮丽的。我要呈现困苦中的温暖。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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