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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世明:大隐隐于市

http://www.CRNTT.com 2006-08-21 03:46:03 韩小蕙

钱世明新作:《燕山述情录》 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出版 


1999年参加第十届国际中国文明研讨会时照于莫斯科

  和钱世明先生是老朋友了,熟稔到甚至想不起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但他的几件逸事,却一直存放在心间:  
   
  第一件:20世纪70年代,有日本学者来北京访问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座谈时,日方提到清代一位不怎么有名的诗人,故意只说号不说名,在座的中国专家面面相觑。会后该所某室负责人问钱世明,钱当即说出此位诗人是谁,有什么著作,其诗集的名字是什么。负责人大喜,说小钱你赶快下点功夫把清诗弄弄清楚,我把你调到我们所来就负责这段的研究。当时钱世明刚三十出头,正在北京木偶剧团当编剧,他“唉”了一声,拔腿就上北图借了一部《清诗选》,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从第一首背到了最后一首。  
   
  第二件: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现代诗崛起的风头时期,一个诗歌讨论会上,有慷慨激昂的“先锋诗人”发言,越说越走了板,居然说“从屈原到郭沫若,整个中国诗坛都是一条乾涸的河流。”钱世明不干了,一如大河开闸地开了讲,不但用中国圣贤们的例子加以批驳,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学着“先锋”的路数大谈西方诗学和美学——苏珊•朗格是怎么说的,科林伍德是怎么说的,克莱夫•贝尔是怎么说的,他们的话是在哪本书、第几页、第几行,你们好好读去吧!结果当场把“胆大妄为”的后生小子们镇住了,技不如人,谁也不敢再“叫板”了。会后,有心人还真去查第几页、第几行,果然一点都没错。  
  
  第三件:1991年钱世明在北京当代美术馆举办个人诗、书、画、印展。在画坛尚无名望的背景下,他的《展览前言》却“癫狂”至极,仅十四个字:“老夫一怒挥诗笔,踹破藩篱闯画坛”。云何“老夫”?他那年才49岁。  

  第四件:1993年香港报纸登载中通社自北京发布的一条消息《北京易学专家查证:西汉人焦延寿发现日蚀原理》,文称:长期以来,世界学界一直认为最早解释日蚀现象的,是西方人阳玛诺夫(其着《天问略、日蚀问答》);而北京易学专家钱世明近日发现,西汉末人焦延寿在其著作《易林》中,有“杲杲白日,为月所蚀,损上毁下,郑昭出走”和“日月并居,常暗且微。高山崩巅,丘陵为溪”的论述,应是世界上最早解释日蚀现象的人。  

  第五件:1995年中国作协创研部和北京作协共同举办了“钱世明现象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称其为“文坛怪杰”。严文井先生在会上提出:“要全方位研究钱世明现象,这对文艺界和学术界肯定是一件好事,一定会给我们深深的启发。”  

  钱世明是谁呀?  

  上篇:安安静静做学问  
   
  人称“文坛怪杰”的钱世明,现年64岁,是北京艺术研究所的研究员。其人怎么“怪”呢?单看他涉猎的科目吧,计有:周易、儒学、艺术欣赏、文学创作(包括旧体诗、新诗、小说、剧本、儿童文学等);其授课经历计有:在北师大、外交学院、外语学院、戏曲研究所、戏曲学院、国际关系研究院,讲授儒学、易经、佛学、戏曲美学、音韵学、古诗词欣赏等;其主要著作计有:诗词文集《大明诗稿》《望汾楼词》《大明古文稿》《钱世明诗词选》等,学术著作《儒学通说》《易象通说》《易林通说》等,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穹庐太后》《李清照》《玄奘传》《原上草》等,剧本有昆曲《辛弃疾》《东行传》、木偶剧《大闹天空》(获1978年南斯拉夫国际戏剧节最佳节目奖)、京剧《梁祝》《风雪寒江恨》等;还在北京举办了“钱世明诗书画印展”……  
   
  在《易》学上,钱世明的突破在于,提出“卦象思维”,借助符号美学的方法研究卦象,这样,就把卦象研究与艺术实践联系起来了。“特别是把卦象思维、形式,提到是表现性艺术符号的观点,亦学术界之仅见。”(著名学者吴晓铃评语)  
   
  在诗论上,钱世明提出“诗之为道,情、才、识、胆、气,缺一不可。”“人皆有真情,故人皆可为诗人也。而多不能诗者,在才、识、胆、气之不济也,在想像能力之差也。”  
   
  在戏曲美学上,钱世明否定戏曲表演的一招一式是“程式”,认为它是有表现力的、有内蕴的表现性形式,这与卦象的玩象见意是一致的。  
   
  在古典文学研究上,钱世明对李商隐的全部诗作做了艺术分析,写出专著《玉溪生诗艺析评》、《风骚旨格疏》,乃前人没做过的事情。  
  
  在儒学上,钱世明称,他治儒学,“就是要用儒学思想为现代社会服务。”举个例子,对“义”的分析,他说:真正儒家讲的“义”,是“宜”的意思,办事合宜,合社会需求,合公共道德标准,即为“义”。“义是行为合理的表现。”“义,是决定该做不该做的标准。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义,是助人为乐,‘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这种美德,却被世俗歪曲成“哥们义气”,成了无原则、不讲公众利益、无视公德与社会法度的重私情的代名词,进而成了古今一切贼、匪、盗、黑帮之间的粘合剂,成了坏人们互相包庇的“美德”。钱世明对此深恶痛绝,大声疾呼:“这些被扭曲、篡改了的东西,与儒学中的‘义’是玉瓦不相符的。”  
  
  而在人们相对熟悉、也相对亲近的文学创作上,钱世明说他写历史小说,也不是为写小说而写小说,而是为了表达他的历史观。他写历史小说的原则是“不以文乱史”,也希望读者“不以史衡文”。他爱写历史上的少数民族英雄,因为他认为中国历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为此,他在经学上亦赞赏《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大”,赞美。“大一统”,崇尚一统)。  
  
  这么“庞杂”的学术体系,其范围之大,涉猎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史、哲、美、艺诸多方面,而易学、佛学、音韵学又尤其难,真不知道钱世明是怎么掌握这么多学问的?著名学者吴晓铃先生生前曾慨叹说:“要全面研究钱世明的作品,太难了!”  
  
  也许正是因为曲高和寡,所以钱世明的知名度还只限于较小范围,各种评奖很少看到他的名字,各种热闹场合很少看到他的身影,各种热点更跟他无关。但钱世明追求的,就是一种以平平常常心,安安静静做学问的书斋生活。他就像远离人间烟火的古代学人那样,对名利淡然处之,对评奖从不追求,但对作品的优劣却有着一己的坚持:“治学必须有己见。拾人牙慧、无己见之论著是传不下去的。”他心中的大美,是“儒学,中华传统文化之主体,其精粹于今世仍有补益。” 
  
  不蒙人,不蒙事,不蒙学问,这是钱世明做学问的三条金原则。要读圣贤书,先做圣贤人:焚香沐浴,敬惜字纸;以学治愚,死而后已;夙兴以求,夜寐以思;恶不可积,过不可长;以铜为镜正衣冠,以人为镜正言行……这些“规矩”都是不能破的。连他的学生也不能破,连他的朋友也不能破——那日我在他家小坐,他拿出沈从文先生给他的信让我看,我随口念道:“……蔓(Man)延”,钱先生马上就纠正说:“不是Man,应该是Wan,古音都念Wan,指爬蔓儿的藤科植物。《左传》里有‘蔓草难图’,《广韵》解‘蔓’字是‘无贩切’。大蔓大蔓,应该就是这个蔓,现在都写成大腕,错了,意思不通呀。”我说哎哟真惭愧,我真是只知其“Man延”,从不知其“wan延”,我还是正牌大学中文系出来的呢,老师从来没提起过,字典也都是这么教导我们的。  
  
  钱先生叹息说,现在真的是谬误甚多。比如“栩栩如生”,庄子的原话是“栩栩然,蝴蝶也。”其“栩栩”是“欢畅、高兴”的意思,庄子是说自己变成蝴蝶后,就像飞翔的蝴蝶那么欢畅和高兴。但现在都给解释成“如同活的一样”,到处乱用。早年严文井先生告诉我,叶圣陶先生即对此提出过不同看法。  
   
  我无言地望着钱先生,心里都有点同情他了:愚人昏昏,我独昭昭。昏昏者浑浑噩噩,无知者无畏;昭昭者眼明心亮,却又无可奈何,他得活得多不快活呀?  

  下篇:久久长长做贤人  
   
  幸亏钱世明是个散淡的人,又是一位保持着天真、童趣的“半癫”。他活得可潇洒了,兴致来了,一个人在家里又唱又跳,“玩”得极开心;碰上对心的朋友,手舞足蹈没个正形儿。他有着自己的一片烂漫、瑰丽、独立的内心世界。  
   
  著名俄罗斯文学专家蓝英年先生曾着文,说刚刚去世的张中行先生家是他“到过的最简陋的住宅”;套用这个语式,钱世明家也是我的文人朋友们中最简陋的住宅。且不说那些豪宅,在今天时人多已大大改善居住条件的情况下,浑身是真学问的钱世明,却还住在北京东直门内一座简陋的居民楼里,小三室一厅,也就六十来平米吧。四白落地,原装的铁窗、木门,原装的水池、马桶,原装的灯管,只在水泥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瓷砖。因为是一层,目前正当暑夏倒是凉快,可是冬天就非常之冷了,不知他整天坐在那里读啊写啊,老胳膊老腿老骨头缝儿,怎么受?  
   
  就说君子固穷吧,在改革开放已28年、全民奔小康的21世纪的中国北京,君子也不该再“享受”这待遇了!我忍不住跟他说:“冬天您得买块地毯垫在脚底下,不然寒气侵身,容易得关节炎。”  
   
  他“唉,唉”地答应着,转瞬,又把他的“宝贝”们抱出来,让我一饱眼福。  
   
  善本书,一函一函的,都是用蓝布包面的硬壳套着,一边一枚小小的象牙扣,像忠诚的国门卫士一样尽职,竭力把岁月的灰尘锁在外面。最珍贵的一套是明万历年间版的《战国策》,纸都已经发酥了,碰都不敢碰,而墨迹却依然清丽,漂亮极了。还有清代的一些版本,《诗经》、《聊斋》什么的,都是雕版印刷,一函函被精心置放在一个颇有年纪的大书柜里。  
   
  这些都是钱世明祖上留下来的藏书,也曾被“扫地出门”,集中拉到北京体育馆的院子里,后来被他悄悄“盗”回。“这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没抢救回来,可惜呀!”  
   
  钱世明是世家出身,祖籍浙江山阴(今归绍兴市),曾祖父是咸丰乙未科进士,后任工部主事,全家迁居京城。钱家在前门外大栅栏附近的樱桃斜街买了一个大院落,后来八国联军屠戮北京时,老人含恨身亡,子孙慢慢败落下来。钱世明5岁上学,7岁丧母,一直跟着外祖父母长大,所居之所在崇文门外的一所大宅院,今已不存。三进院落,两侧厢廊,青砖漫地,草木森然。家中只他一个小孩子,有时小钱世明坐在院子里读古诗,读着读着就觉得瘆得慌,下雨时,更让他联想到《西厢记》、《白蛇传》等戏曲里的情景……  
   
  钱世明还记得清清楚楚,7岁时,他读了人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济公传》。他太佩服济公了,别看他穿的是破衣裳,可他行侠仗义,替人解难。当时小钱世明就领悟到:越有本事的人,越应该谦虚……  
   
  世事无常。五十多年后,坐在现今的陋室里,已是两鬓全白的钱世明,回忆着自己走过的学问路,同时解读着自己:  
   
  ——“我这辈子最不把钱放在心上,现在每个月的退休金,也够吃够喝,足矣!那年张火丁找我写个本子,我喜欢她的戏,就答应了。我是边唱边写,按谱填词,实打实用了3天时间,就把本子拿出来了。张火丁几次打电话来,非问我要多少稿费?我一听脑仁儿就疼,说不要钱……”  
   
  ——“谁来了都问我为什么不装修?我是真不讲究,从小那么宽敞的院落都住过,现在还在乎这小鸽子笼?对吃、穿、住、用,我都随便,家里给做什么就吃什么,给买什么就穿什么,我自己从来不去商场,只去书店和琉璃厂……”  
   
  ——“我为什么能淡泊名利?有三个原因:一是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踏实读书,不能想别的。我还记得自己读的第一本书是白话《世说新语》,里面‘陈平渡江’、‘管宁割席’、‘赤眉军不打郑玄宅’的故事,对我教育极深。二是外祖母对我的管束很严,从小就教育我不许动别人的东西,不许眼红别人家有什么,不许挑吃挑穿,不许暴殄天物,这些都给我打下了极好的人生基础。三是我崇拜孔子,把他的一句话作为终生的座右铭:‘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我这辈子最尊重的是什么人?当然是有真学问的人。打我年轻时起,就只愿意跟老先生们来往,上人家家里请教去,进门只谈诗、词、文,从不闲扯别的。老先生们都对我非常好,手把手地教,像王昆仑先生、田名瑜先生、沈从文先生,给我写信谈剧本、谈诗、谈小说,都是用毛笔,一写好几页,那真是一丝不苟。冰心先生九十多岁动不了了,还重读《十三经注疏》。1995年,臧克家先生90大寿,写了篇短文《说梦》,还写信托我查‘损梦龄’之说到底是出自周武王,还是宋人黄山谷用了‘梦龄’的典故之后?”  
   
  最让钱世明铭记于心的,是老师田名瑜先生的一件逸事:田老是著名的鸿宿大儒,解放初毛泽东主席曾在中南海宴请两位文化名人,并亲自为二老操桨划船,其中一位是毛主席的老师,另一位就是田老先生。田老在京一直住一间只有六七平方米的小平房,这对年事已高的老先生来说极为困窘不便,有人就出了一个主意,请田老给毛主席写信,田老先生断然拒绝说:“孩子,读书人不兴那样做。”  
   
  这一点一滴的言传身教,好比春风化雨,点点滴滴全被钱世明吸纳到心田,滴滴点点照着去做,几十年来从不懈怠。他觉得苦吗?不苦,凡圣贤都是如此,安贫乐道,死而后已;他觉得难吗?不难,君子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之。况钱世明是天性使然,一辈子追求的就是读圣贤书,整理和研究中华文化,沉浸其中,熏熏然,悠悠然,津津乐道,甚至是“五迷三道”。有时读书读得兴奋了,就手舞足蹈地来上一阵“老夫聊发少年狂”,然后冲着外部世界“嘿嘿”一乐,曰:“妙处难与君说呀”!还有时兴致来了,一大早就上地坛公园拉胡琴,摇头晃脑,自得其乐,常去那里遛早的人们都认识他了。  
   
  今年春节,一位老朋友开车到家里给钱世明拜年,老伴儿说他出门吃饭去了。等了七八分钟,就见钱世明骑着他那辆旧自行车,边唱着戏文边回来了。见到好几年没见面的老朋友,他自然很高兴,忙不迭道歉:“今天我老伴不舒服,我就自个儿到胡同口,吃了一碗卤煮火烧。”  
  
  客问:“怎么还骑车呢?”  
   
  笑答:“你瞧我这身体,还倍儿棒,就愿意骑车,自在,还锻炼身体。前几天我一高兴,骑着车跑通州大顺斋买糖火烧去了,一个来小时就到了。所以,我很少坐车,就连有单位请我去讲课,人家说开汽车接我来,我也说不用,现在这么堵车,多糟蹋工夫啊!再说我这辆旧车还有一大优点,搁在哪儿都不怕丢。”  
   
  客又问:“怎么还住这儿,房子还没解决?”  
   
  一声叹息:“都退休的人了,更难解决了呗。”  
   
  客复问:“钱老师,您还有什么愿望?”  
   
  “有,有。”这回,钱世明快言快语,一口气说出4个心愿——  
   
  第一个愿望:净化学术。你看现在这金钱闹的,怎么连学术界都乱糟糟的呀?有次我听广播,一“专家”讲《聊斋》,愣把“贾人之子”解释成“姓贾的人的儿子”!从古至今,谁不知道这里说的是“商人的儿子”?连这都不知道,他还敢上电台去讲?又有一次偶然看电视,正有“专家”讲古人作品,好几处讲错了不说,还突然冒出句粗话,说这位古人“装孙子”,真把我吓坏了,这是专家讲课的语言吗?  
   
  第二个愿望:净化语言。俄罗斯普京总统上台后,曾提出净化语言,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语言环境也存在很大问题。现在好些词儿都不通啊,比如“感动”某某地方,地名又不是人称名词,怎么感动啊?“时尚”某某地方就更不知是什么意思了。还有“诗文”某某地、“戏剧”某某地,“PK某某”,白纸黑字就那么印着,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听说网上用语更是莫名其妙,比如管东西叫“东东”,管崇拜者叫“粉丝”,有些纸质媒体就直接拿来用,看得人晕头胀脑,真是把中国语言搞乱了。  
   
  第三个愿望:收几个好学生。现在让我苦恼的是,我们单位级别低,我想招几个研究生都不行。我真是想把自己懂的这点东西传授下去,还是有好孩子想学的,咱中华文化传统,得后继有人啊。  
   
  第四个愿望:再抓紧时间,多做点儿事。我真是爱国者,太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了,那年我去俄罗斯文化交流,行前自己把古陶文扎在肚子上了。我高兴“安贫乐道”,只是觉得自己的力量太微薄了,中国文化浩如烟海,回头一看我写的那点儿东西,简直太少了。这辈子能把传统文化研究出一星半点,就知足了。  


  结篇:留与后人评  
   
  在钱世明家四白落地的客厅兼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他的自题诗:“移文好去彦伦前,人境结庐地自偏。群鹊时临窗外叫,老猫总倚脚旁眠。读书乐忘暮将至,作画狂来意在先。即使迁居沂水上,得风不复舞雩边!”  
   
  这既是他当下生活的写照,也是他的襟怀所向——“自朝至暮,饮食起居,言语动静,皆所谓学。”满足于做个纯粹的读书人,“虽然今天什么都讲级别、待遇,但我眼里,还是只有学问的高低,没有官位的大小。”  
   
  我忍不住问:“您觉得亏不亏啊?尤其是看见那些欺世之徒暴得大名,您怎么想?”  
   
  钱世明据实以告:“咳,也不怎么觉得亏,‘不与今人争,留与后人评’,我有这个自信,自信诗必传世。我曾有一句诗,是‘安知千载下,人间不仰首?’有人骂我狂,须知‘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我要求自己‘商歌未云贱,脱颖抱国危’,这是1962年我写的《呈王昆仑师》五言排律的首句,那年我刚好20岁,意思是做个真正能为国家做事的人。”  
   
  当年,王昆仑先生给年轻的钱世明写信,称赞他的诗词“不类少年词语,极有大家气派。”叶圣陶赞其“诗多巧思。以足下之才,想学生获益匪浅。”臧克家赞扬他“你,有才华,强记。方方面面都介入,而且成绩斐然。”严文井赞扬他的人品“鄙薄势利,对朋友忠诚。潜心治学,是典型的学者型作家。”还有章士钊、俞平伯、夏承焘、顾颉刚、张伯驹、钱钟书等前辈、名家,都纷纷阅读钱世明的作品,为他的诗稿题字,并欣欣然于“钱世明是青年中不易才也。”(赵朴初语)  
   
  四十多年来,钱世明把老先生们给他的这些手迹都珍藏着,装订成册,名为《手教集》。每每念及老一辈大师巨擘对自己的教诲和鼓励,他都深感知遇之恩,更坚定地在“不求名利,但求学问”的境界中,做一名紧随其后的薪火相传者——自古以来,这一脉文人在中华文化的历史天幕中,层出不穷,群星闪烁,汇成了一条粗粗壮壮的、激情四射的银河。  

  我想起一个比喻:学界称张中行先生为“布衣大儒”,钱世明先生亦是隐于民间的“平民学者”。《昭明文选•反招隐》有句:“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在万楼林立、人头攒动的北京城内,钱世明先生是一个让人心里安静的、高贵的存在。  
  

  人物小传  
   
  钱世明,笔名雪课、半癫,祖籍浙江山阴。民进成员。1942年生于北京,1959年毕业于北京崇文师范。历任小学教师,《北京少年》编辑,中国木偶剧团编剧,北京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戏剧家协会会员。1956年开始发表旧体绝句,1958年作京剧剧本《梅香恨》,得到著名导演陈方千赏识。19岁以词二阕受知于王昆仑先生,20岁投南社耆宿田名瑜(字个石)先生门下。1991年,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员访问泰国;1996年,作为“大陆文艺家访问团”团员访问台湾;1999年参加莫斯科“第十届中国文明国际研讨会”。多次接待外国来华访问的作家和学者,应邀在北师大、外交学院、外语学院、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戏校等院校举办佛学、儒学、音韵学、诗词、戏曲、社会学、书画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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