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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宗谈“珠江文化”

http://www.CRNTT.com 2006-08-21 03:56:14 韦民

黄伟宗

  广东、广西之“广”在哪里? 
     
  韦民(以下简称韦):从最近美国的传媒报道知道,你在美国讲学期间谈到“珠江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课题,在华人和文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世界日报》发表该报记者访问你的报道:《海上丝路源远,珠江文化水长》,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在近日广州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的有关报道中,又称你提出的这两个课题,是这个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最出众的”亮点和热点,请你向本刊读者更具体谈谈好么? 

    黄伟宗(以下简称黄):好。先从广东、广西的“广”在哪里说起吧。人们都知道:河南、河北的省名,是出自黄河为界;山东、山西是以太行山而分东西;湖南、湖北是以洞庭湖界分南北;而知道广东、广西的界分标志之“广”在哪里的人,恐怕不是很多的。由于前些年我在身任中山大学教授之职之外,兼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这些职务要求我必须弄清楚珠江文化源流。1995年,我同一班多学科的专家对广东封开县和广西梧州考察的时候,从《水经注》知道这里正是桂江与贺江“入郁”(西江)的地方,即西汉时的“广信”,是当时统辖岭南九郡的“交趾部”首府所在地,是依据汉武帝在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统一岭南时所下的圣旨:“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中取出“广信”二字命名;后来以此为界,广信之东为广东,广信之西为广西,这即“广”之由来。“广”字虽出自圣旨,但实是指桂江与贺江入汇西江之地域,故其内涵是两江交汇的意思,这也是中国早有水文化意识的一个体现和佐证。 

  韦:你所说的水文化是什么意思? 

  黄:现在西方流行的现代文化学,有许多学派,有种种不同的文化观,其中最受欢迎和使人接受的是水文化观,其核心是水决定人的生命、生存、生产、生活,以及人的意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认为海洋是广阔的、开放的,海洋的国家得天独厚地最早具有现代的文化与文明。在这种文化观的人看来,中国是内陆文化国家,注定是封闭保守的。这是一种偏见,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历史事实上的错误。别的不说,仅看我国30个省市的地名,有半数以上是以“水”为标志取名的,如:黑龙江、辽宁(辽河)、上海、江苏、浙江、江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天津、青海、四川、云南(滇)、海南、台湾、广东和广西,以及香港、澳门,这些历史悠久的地名,说明我们祖先早有水文化意识和学识。 

  中国是多江河构成的多元一体的文化 

  韦:称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流域是炎黄文化的发祥地,也是这种水文化的体现吧? 

  黄:是的。这说法是对的,也有不够全面的地方。中国古时有一个名字叫“九洲”,其内涵是许多江河流域构成的意思。毛泽东诗词有句:“茫茫九派流中国”,也是这个意思。长久以来,外国人只知中国有黄河、长江。近年外国兴起的文化学研究和文化旅游,也只是知道中国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却不知道珠江文化,黑龙江文化------等等,这就是对中国文化是多条江河所构成的多元一体文化的事实和特点不够了解,当然也在于我们中国的学者,较注重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研究和宣传,对其他江河文化研究和宣传不力,以致使外国人知之甚少,中国人自己也对此知者不多。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于近年成立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织多学科专家研究并弘扬珠江文化。 

  韦:你们做了哪些事情?有哪些新发现? 

  黄:主要是进行一系列学术考察活动。可以说,新的发现不少,而且同时找到许多新的对接点。首先,同发现两广之“广”的所在地(即今广东封开与广西梧州交界地带)相联系,发现珠江流域有自己的文化史和文化特色,而且这些新发现,比原来人们所知的时间或地点,大大提前或完全改变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在粤北曲江马坝发现原始人头盖骨化石,确认为距今十万年,被称为岭南人类祖先。七十年代末在粤西封开发现两颗原始人牙齿化石,确认为距今十二万八千年,这就意味着将珠江文化的发祥史,推前了两万八千年。这发现说明珠江文化是源远流长的,是完全可以作为中国第三大河而与黄河、长江的文化有同等地位,并与其对接,有许多对接点或对接途径的。 

  韦:对接和对接点、对接途径是什么意思呢? 

  黄:对接这个词是指事物互相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对接途径是指事物各有其独特性,而相互之间又可以有对撞、冲突、沟通、联接、交流、互补、交融等等密切关系;对接点是指这些关系的某个(或某种)契合点。比如说粤语,是珠江流域一种占重要地位的方言。经方言专家研究认定,这种方言是来自北方的古汉语与本地百越语言结合的产物,是经过多年南北语言交汇逐步形成的,是迄今保留古汉语成分最多的一种方言(比北方普通话语区的保留成分还多)。 

  粤语发源于何地?过去一直认为(连方言辞典也这样写)发源于广州和珠江三角洲。近年有语言学家对这传统说法提出挑战,根据新的研究提出粤语发源于西江中游,即古广信一带。这新的发现,既佐证了古广信是来自北方的中原文化与本土的百越文化最早的交汇点之一,又说明了粤语是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与珠江文化在语言上对接的产物,语言是文化交流的一个或一种对接点和对接途径。文化上的对接途径和对接点越多,文化的交流就越密切,越丰富多彩;文化研究上发现和把握的对接途径与对接点越多、越新,研究的领域越广,其研究项目和成果也越新颖而丰富。中国多江河的多元文化,注定其对接途径和对接点是丰富多彩的,对其研究的对接途径和对接点也必然是层出不穷的。 

  南雄珠玑巷文化的启示 

  韦:据报道,美国旧金山的华人和华人学者对你在讲学中谈广东南雄珠玑巷文化特有兴趣 ,是什么缘故? 

  黄:直接的原因是旧金山的华人多是珠玑巷人迁徙海外的后裔,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海外华人都同大陆的中国人一样,都有着浓厚的、根深蒂固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本根文化意识;同时,这也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黄河文化与珠江文化对接、进而珠江文化与海洋文化对接的一种突出表现。 

  韦:为何一条小小的古巷有如此意义? 

  黄:这得从古时说起。岭南同中原内地有“五岭”(即: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 )之隔,南北通道多是在这些岭的隘口通过,过去因军事和政治需要,在这些隘口设有关口要塞。在江西与广东交界处的大庾岭所设的关口叫梅关。秦代大将梅绢最早在此把守。当时即是南北交通要道。唐代诗人张九龄任宰相时,在此修了关道,可行车马,更促进了南北交往。离梅关不远有块平原,是鱼米之乡,从北方来的移民过梅关后,即在此歇息住下,成了“编户村中人集处,摩肩道上马交驰”的繁华集市,被取名为珠玑巷。据史料称,自唐、宋、元三代数百年间,自中原南下珠玑巷的大规模迁徙行动有三次,较小规模的也有一百多次,从北移来而后又南迁珠江三角洲、港澳,以至美国等海外各地的宗族姓氏有140姓,比《百家姓》还多出40姓。可以说,凡是迁到海外的广东人,大都是珠玑巷人后裔,据研究家称,在近百年中国文化史上很有影响的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是珠玑巷人的后裔。直到现在,珠玑巷仍是姓氏多、海外亲属多的小镇,可见这个地方,自古以来是南北往来的枢纽,是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的一条重要纽带。 

  韦:你是怎样发现这条古巷的价值的呢? 

  黄:早在1994年,我刚被聘任为省政府参事不久,有意从广东的传统文化圣地去发掘其文化内蕴,为开展珠江文化研究和开展文化旅游做点文章。我从“文革”时被下放粤北的经历中,发现了南雄珠玑巷是有重要而丰富历史文化意义的地方,于是同一班专家前往考察,向当地提出了以珠玑巷联谊之名,开展寻根文化研究和旅游活动的建议,得到了当地和国内外著名人士的认同和大力支持。香港的霍英东先生是最突出代表。美国旧金山的华人学者麦礼谦先生也在美国大力宣传,使华人社会大力支持珠玑巷的活动。所以,我到旧金山讲学时,华人学者和各界人士,都熟悉珠玑巷,都有浓厚兴趣,其原因也在大家都意识到、注意到珠玑巷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韦:珠玑巷能否称为一种文化现象? 

  黄:可以。它主要是珠江文化的一种典型的现象,它体现了珠江文化的交汇性、交融性、移动性、开放性,特别是体现了珠江文化既是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对接和交汇,又与海外文化、海洋文化对接和交汇的特点,这些特点,既意味着珠江文化既与中国的江河文化、水文化的传统观念相对接和交汇,又是与西方的海外文化、海洋文化相对接和交汇。这在中国的各条江河流域的文化历史与内蕴上是很独特的。这是它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明显区别之所在。对珠江文化特点的研究和开发,必须充分注意这些特点。近年我提出“海上丝绸之路”课题,就是由此启示而引发出来的。 

  “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在哪里? 

  韦:你是怎样从珠江文化研究进入“海上丝绸之路”课题的? 

  黄:首先是因为我发现珠江文化最大特色是它与海洋文化有密切关系,有突出的海洋文化特征。从地理上说,珠江流域的广东、广西,以及属于这水域周边地区的海南、香港、澳门,海岸线很长,珠江出海口有八个门,还有许多相邻江河的出海口,与海外联系密切,海外交通和经济、文化往来,历史悠远。通往外国的交往航线,被外国人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于是我意识到要深入研究珠江文化的历史和特质,必须深入“海上丝绸之路”课题。 

  韦:具体是从什么史料引发的呢? 

  黄:是在1995年研究“古广信”文化,发现广东、广西之“广”在封开与梧州之间的时候。有关史料称:汉武帝在公元前111年统一岭南,在广信设立岭南首府──交趾郡时,即派官员乘船出海,从雷州半岛、北部湾到越南(当时称日南,属交趾郡),以至印度、缅甸,其中最重要的史籍是班固《汉书•地理志》(粤地)的记载,船“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出航。很明显,这是汉武帝统一岭南的一个重大政治、外交和经济行动,是向海外扩展意向的开端,是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的。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在向一些历史学家请教之后,我发现了一些权威而更具说服力的史料,如: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中记:“汉置左右候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以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也说:“从中国高州合浦郡徐闻县(今广东徐闻县西)乘船去缅甸的海路交通,也早在西汉时期已开辟”,“那时,海路交通的重要都会是番禺(即今广州),船舶的出发点则是合浦郡的徐闻县。”这些史料充分说明了历史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在徐闻,而海路交通的都会则是广州。 

  韦:据我所知,外国人说起“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都称是福建的泉州,你则说徐闻,是怎么回事呢? 

  黄:福建泉州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但不是最早始发巷。外国对它知名的原因,是因为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请了一批世界各国的专家,乘专船到中国、日本考察“海上丝绸之路”。到泉州时,见到该地有许多完整的历史文物和古迹,尤其是在该地出土的一艘完整的南宋海船,有力地证实了它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的价值,于是便确定将世界性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定在泉州,由此使泉州成为世界知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我前不久到泉州学习考察,当地的学者也承认,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上,主要是从宋代到元代一段百多年的繁荣期(特别是南宋期间,因南宋朝庭在杭州),从全国范围来说,是不能说是最早始发港的。以史料为据,应当以徐闻、广州的历史最早。我看这说法是公允的。 

  韦:你到过徐闻考察么? 

  黄:去过两次。一次是在去年(2000年夏),第二次在今年春天。两次都是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和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共同组织的专家考察团,由我率领前往进行学术考察的,参加的有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化学家、考古学家、海洋学家、地理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和作家等等,从现场的地理和出土文物的考察,从有关各种史籍和记载,进行了多学科的论证,最后得出一致的结论:徐闻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之一。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 

  韦:既然是最早始发港,为何又要称“之一”呢? 

  黄:因为在“最早始发港”这概念里面,有一些不能绝对确定的、甚至可以说是平行的说法。如:前引的《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出航地点,所列“徐闻、合浦”是并行的,但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称徐闻当时属“高州合浦郡”,这说法,即有仅是徐闻的意思;而古时的徐闻,曾设为郡,其郡府所在地曾在今徐闻,后又设于海康(今雷州市),其管辖地带是整个雷州半岛各县,其间还包括过北部湾一些县地。特别是整个雷州半岛和北部湾沿岸,都有许多可以直接出海的港口。在汉代来说,当时尚未发明船的帆和指南针,只能沿海岸航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出海港是老百姓开辟出来的,哪里方便出海就在哪里设港口,官方只是在老百姓创开的港口中选择良港开航,所以很难论断孰是唯一的“最早”,只能在这地域以都是“最早”视之。 

  韦:广州是珠江文化中心,是岭南最早的历史文化名城,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是什么地位? 

  黄:前列的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说它是“海上交通的重要都会”,不说它是始发港。已故的中山大学徐俊鸣教授在《岭南历史地理论集》中指出:“在秦汉时代,广州的对外交通已经打通------广州附近地区发展起来,同时这里的海上交通和贸易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当时由于航海知识和造船技术的限制,广州未能与海外诸国直接通航,所以汉代以南海出航的地点不在番禺(广州前身),而在徐闻(汉代郡治,位于雷州半岛南端)------晋代以后,广州已能直航外国,成为通往海外诸国的主要港口了”。这些论述是有道理的。 

  尽管广州不是“最早”的直航外国的港口,也不能否认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地位,从出土文物看,广州与海外交通的历史是最早的,不会少于三千年,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物和古迹,遍布全城;特别是其港口迄今始终未衰,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三千年不衰之港,我们应当很好地重视和亮出这块光辉文化“品牌”,充分发挥这项“垄断性”的宝贵文化遗产的作用,包括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和开发上的牵引和幅射作用。 

  韦:据说广东省定于今年冬天在湛江市举行全国性的“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是么? 

  黄:是的。还打算在明年举行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全国性研讨会的中心是:“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 

  韦:中国南方港包括哪些港口? 

  黄:包括从台湾海峡一直到广西与越南交界的北部湾沿岸所有港口。其中主要是:泉州、厦门、漳州,台湾各港、汕头、汕尾、深圳、香港、广州、澳门、珠海、阳江、湛江、雷州、徐闻、合浦、北海、钦州、防城港等。 

  韦;这个会对每个港口都论证么? 

  黄:难以完全这样做。只能尽可能请来自各港口的学者对其港口作出论述,然后相互论证;重点是对广东(尤其是徐闻)港口;同时,也对整个“海上丝绸之路”作出研究论述,并在这命题之下,对南方港进行侧重探究。从前面所列的主要港口的位置上看,这些沿着南海海岸的港口,像是一条弧形的珍珠项链那样,是多么密切地连在一起,鲜艳夺目,蕴藏深厚。其中不是有许多共同点和亮点,值得我们去大力研究和开发么? 

  是否还要研究“陆上丝绸之路”? 

  韦:为何称“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 

  黄:“丝绸之路”这个词,是外国人创造的。在古代,中国是生产丝绸的主要国家。外国人以拥有中国丝绸做的服装和家庭装饰为荣,是荣华富贵等级的标志之一。中国与外国贸易也主要是丝绸。所以,外国人称与中国贸易和交往的交通线为“丝绸之路”。史书记载汉武帝派张骞三次通西域(公元前138年、122年、115年),是中国与塞外往来和贸易的开始,当时的路线是从西安出发,经新疆到巴基斯坦、西亚、中东、及至西欧等地,都是陆路,主要靠骆驼运输。后来因政治原因,特别是沙漠化的原因,这条路时通时断。现在著名的敦煌宝藏的古文化遗址,就是这条“丝绸之路”的光辉遗产。为与“海上丝绸之路”区别,故称这条为“陆上丝绸之路”。 

  有专家认为:虽然《汉书》记载“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始时间(公元前111年)比张骞通西域的时间迟,实际上开始时间更早。汉武帝在统一岭南、在古广信设立交趾部首府时,即派官员出海,显然也是与他派张骞通西域的目的一样,是向外扩张和交往,是同样性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行动。所以,我们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不应与“陆上丝绸之路”脱离开来,要有自己重点而又联系着进行,开掘其意义。 

  韦:怎样开掘呢? 

  黄:相对而言,当今学术界对“陆上丝绸之路”研究较多,成果显着;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起步较晚,尚待深入;对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的对比和相互关系研究,尤其是对两者交接点或连接线的研究,尚是空白状态。如果将这些尚待深入和尚是空白的课题提到日程上来,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开发,是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的。 

  改写世界文化史、恢复中国本身形象 

  韦:请您具体说说这些意义好么? 

  黄:首先我们要看到在汉武帝时,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同时开拓的历史事实,固然有汉武帝向外扩张的个人政治野心的因素,但也有其放眼世界的一面,这一面起码说明了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不是封闭的内陆文化观念。 

  韦:“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两千多年,更能说明。 
    
  黄:是的。从我国的地理上看,内陆江河星罗棋布,海岸线很长,从东北一直到华南沿海,所有沿海的港口都有悠久的海外交通史,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就是通过“丝绸之路”走向全世界,带动了世界文明。从秦汉到明清,中间虽有些朝代实行过“海禁”,但总体来说民间与海外的交往是持续不断的。遗憾的是,我们对此的研究和宣传太少了。 

  韦:可能是这个缘故,外国学者称中国是内陆文化国家,不是海洋国家,所以是保守的,注定落后的。 
   
  黄:连十九世纪德国的大学者黑格尔,也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说:“中国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不影响他们的文化”。这说法显然是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误解和偏见。可悲的是外国学者持此说法者不仅黑格尔一人。多年来受殖民主义文化论的影响,西方文化学者、甚至不少中国文化人也仍持类似偏见,将中国的文化史作为西方以海洋文化代表的对立面或对比面视之。要改变这种文化偏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主要在于我们的工作。 

  韦:怎么做工作呢? 

  黄:如果能以我们祖先开拓“丝绸之路”的精神去研究开发“丝绸之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和文化精神,不断创造出新的成果,势必越来越深刻有力地证实,中国早就是海洋文化大国,是世界海洋国家的一个重要成员,与世界各国共同创造了历史和现代的文明。同时,将会改写排除中国于海洋文化大国之外的世界文化史,恢复中国本身的海洋大国形象。 

  韦:这好像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那样有意思。 

  黄:更有意思的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将于今年11月正式接纳中国为成员国。这意味着中国正式恢复其在国际贸易大家庭中的合法地位。是很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事。然而,如果将这件事与中国三千年的“丝绸之路”的历史联系起来,是耐人寻味的:“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世界贸易,中国人早已进行了,而现在才得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承认和接纳,岂不是太迟了么?当然,尽管如此,将断了的历史(或者说是被误会了的历史)重新衔接和恢复,毕竟是好事,而且是功德无量、功盖千秋的。                                  
                                       
  附:黄伟宗小档案: 

  1935年11月出生于广西贺州,祖籍广东肇庆。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广州市社会科学基金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作家协会评论委员会顾问、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组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批评和文化学的教学研究工作。 

  主要著作有:《创作方法史》、《创作方法论》、《欧阳山创作论》、《欧阳山评传》、《新时期文艺论辨》、《文化与文学》、《当代中国文艺思潮论》《、当代中国文学》、《文艺辩证学》、《珠江文化论》,散文集《浮生文旅》,主编《珠江文化丛书》(迄今己出版13部)、教材《当代中国文学名篇选读》、《中华新文学史》(下)、回忆录《英州夜话––知名文化人在英德五七干校的日子》、论文集《海上丝路文化新里程––珠江文化工程十年巡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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