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元亨 |
“事实上世界对客家学研究由来已久”
记者：您是国内客家学研究的名学者，又是名作家。这次专访的主题，我想能否围绕您的学术研究与创作活动来展开，干脆就定名为“让世界了解客家”，您看可以吗？
谭元亨（沉吟片刻）：这个题目还可以。我以为标题上还应多加两个字，即“更加”两字，“让世界更加了解客家”，这样可能更准确一些。因为，世界对客家的了解，已始于前个世纪或者更早的时间。日本就不消说了，在其入侵中国之前，便有专门关于客家人的研究，并作为情报。事实上，他们客家学研究由来已久，卓有成果。美国如著名的哈佛大学，也有专门的客家研究，法国也一样，我就接待过不止一位这方面的学者与研究人员。可以说，客家人，作为一个大迁徙的民系，在这世界上，是与犹太人一般享有盛名的。中国的民系，独有客家人不以地域为名，如同犹太人于世界一样。 所以，客家人的形象，更早早出现于欧美的文学名著之中，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A•米切纳的《夏威夷》，还有法国不少现代的作品中，也都出现有客家人……
所以，世界是早已知道客家人，并已有所了解。只是了解得不多，而且有某种偏颇，甚至是猎奇，诸如对客家妇女的大脚的描写等，包括田野调查中的某些取向，直到现在，仍是他们所热衷的。
我不知道这是否与其“西方中心观”有关，个别人仍以证明客家人为土著、为不开化人种为兴趣。当然，这并不是整个世界对客家的研究都是如此的。
“没有精神史的研究，客家研究便就是不完整的”
记者：所以从您一涉足客家研究，就不同凡响地致力于客家一部精神史的开拓？
谭元亨 ：不，这也是研究深入之际必然要碰到的一个问题。没有精神史的研究，客家研究便就是不完整、极不完整的。这毕竟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民系，一个形而上的民系，精神史应当是这个民系史的重中之重。而人们往往在这一点上缺乏认识，这当然是由于历史的偏见，也包括地域的偏见。这不仅指西方，甚至包括某些客家人自身，他们对用“客家魂”、“客家圣典”的字眼，竟极尽攻击诋毁之能事。可抽掉了“魂”，光余个躯壳，这算是怎么回事呢？把客家与整个中华民族圣典的悠久文明割裂开来，客家还称得上是客家么？
记者：这么说，在精神史的开拓上，也并不像我们所知道的那么一下子便打开了局面，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谭元亨 ：内中甘苦，自己知道就行了。今天，你能来我这里做个专访，应该说是很高兴的事。我总觉得做学问，一不怕坐冷板凳，二不怕人群起而攻之。当然，这个“群”如今已溃不成军了，正如你刚才所说的，我做的一切，旨在于让世界更了解客家，更了解客家精神史的一面，去掉已有的偏见，重新去认识这么个有着丰厚的精神财富的、却“处处无家处处家”的伟大民系，其意义是非同小可的。
“如果说我有一点贡献的话，全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记者：从海峡两岸而言，据我所知，大陆这边最早的客家研究专门机构，是在上海的华东师大历史系，并成立了客研所，这是中央部属院校最引人注目的客家研究举措，可惜华东远离客家大本营。因此，如今在客家第一大省的省会广州，同样是中央部属院校的华南理工大学，由您牵头成立客家文化研究所，在客家的腹地开展客家文化的研究，应该更加具有优势。我也是客家人，我常听学术界的朋友说，在客家学研究上，前有罗香林，后有谭元亨，您对此评价是怎么看的？
谭元亨(笑）：惭愧，惭愧。比起罗香林在客家学研究上的开拓性成果，我的研究只能是微乎其微的，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如果说还能有一点点贡献的话，那也只能套句老话，全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况且，自九十年代，客家学再度由隐而显，时间并不长，成果也不能算太多，还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我在其中只是一位成员，肯定会有更多比我出色的。
“台湾客家文学已形成相当规模”
记者：您对海峡那边台湾客家研究的现状，有怎样的评价？
谭元亨 ：平心而论，台湾的客家研究，没有像大陆断裂了那么长的时间，直到九十年代才复兴。所以，台湾客家人的自觉意识，每每要强烈得多。仅就客家文学而言，便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有相当一批著名的客家文学家，这也在台湾文坛上充分地显示了这个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的民系的文学实力。 我以为，这个自觉意识的形成很不寻常，有了自觉，方能自为，方能出大成果。
现在，台湾客家研究的活动很多，近日就有关于客家人拓殖台湾的学术研讨会，已邀请我参加。而且，他们还争取到了在学校用客家话讲授、编客家乡土教材的权力。总之，客家研究的各个层面，已基本上全面铺开了，前期的资料性的工作，也做得相当地扎实，我还经常收到他们寄来的大量的资料。有了这么坚实的基础，台湾的客家研究有望再上一个台阶。
台湾客家人占全岛人口五分之一强，自视为“弱势族群”，这更激起他们的自尊，这也是一种很强的推动力。应该说，台湾已经形成了客家作家群，并有了自觉的客家文学意识，而在大陆，这都是近年的事。但大陆一旦有了自觉意识，其势头更不可阻遏。两岸的客家文学一旦汇成洪流，应当会为世界所瞩目。犹太文学在诺贝尔奖获奖者中比重之大是众所周知的，世界关注的客家文学，应该会有自己出色的表现。
“世界认识中国文学需要一个过程”
记者：这些年来，您到过欧、美、南非等多个国家，包括在多个著名大学讲学，甚至在巴黎由您主持了有关中国文学日的学术活动，您觉得中国文学在世界有怎样的影响？
谭元亨：由于历史的原因，汉语未能作为世界的一种强势语言，这便造成了中国文学与世界的正常交流一时无法到位。但并不能说，中国不是一个文学大国，自古以来，这个地位从来是不可动摇的。真正有见地的出色的大作家、大学者，都很注重在中国文学中汲取养份，歌德、布莱希特不消说了，包括现在中国很热的博尔赫斯，他对中国文学、对《聊斋志异》都很有研究，他的名篇中，不难找到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我们完全没必要妄自菲薄，以为我们的文学就比人家落后，文学从来就不是与政治、经济同步的，我相信，不少中国作家，其发表或未发表的作品，未必就比已获世界各类奖、包括诺贝尔奖的差。
正如当代世界认识中国需要一个过程一样，认识中国文学也需要一个过程，国外炒得很热的某些中国作品，只是因为用英文写的或别的原因，可认真一读，有的就连文学性也谈不上，这是很可悲的。某些人盲目地以为我们这不行、那不行，而把人家并不怎样的东西视若神明、奉为至宝，也就更让人悲哀了。
我想，随着汉语的强势发展，以及进一步的开放，世界会真正认识中国文学的。正如我在巴黎说的，在文学上，中国并非“发展中国家”。
记者：那么，客家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又如何呢？
谭元亨：其实我已经说了，这有赖于世界对中国文学的真正认识，当然不排除这个可能，对客家文学的率先认识，带来对中国文学全面的、真正的认识。客家文学毕竟是中国文学中颇有特色并有相当份量的一部分。
“一位没有思想的作家只能是文字匠而已”
记者：现在回过头来说说您个人，我看过您的简历，您经历了由学者到作家、又由作家到学者这么一个演变过程，我很好奇的是，这对于您意味着什么？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呢？
谭元亨：似乎很难说出一个“为什么”，因为我并没有刻意地这么去做，用佛家的话说，只是随缘而已。其实，您也看出，我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每每是紧密相连的。一部150万字的《客家魂》三部曲，可以说是众多客家学理论著作的形象化，在里边同样能读到包括田野调查的内容，民俗的、文化的东西，当然，更有精神上的。反过来，如《一个大迁徙民系的文化史》，也可以说是众多客家长篇小说的理论注解。二者是相得益彰、互为辉映的。我以为处于这样一个大时代，一位没有思想的作家只能是文字匠而已。
记者：您是一位相当高产的作家，如今已经出版了七、八十种个人专著，有两千多万字，这在中国学者和作家中，都是不多见的，您是怎么支配自己日常的时间以完成这些作品的呢？以后还要一直这样写下去吗？
谭元亨：在高校教书，不比在作协，可以说走就走。所以，上课期间便是相对稳定的写作时间了，所以我在高校写得比在作协当专业作家时还多得多，同样，看的书也多了。我也是这么不知不觉写了这么多的，养成了一种习惯，并非刻意地要追求什么数字，你可能不知道，我现在库存的各种书稿，包括翻译稿，也不会少于这一半，现在还不太急于发出来，有时需要等一等。
对于我来说，首先是积累思想，积累经验，积累素材，加上我的经历，在同一代人中可以说是最惨烈的（笔者注：“文革”中谭元亨因一篇文章而受到不公正待遇，三次被关进大牢），我感到这也是一种积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更不去跟什么风，追求什么效益。正是由于自己注意平时的积累，到时候无论是写篇论文，写部著作，脑子里立即就可以产生很多新的思路来，而不必去重复别人的东西。
“面向文学，背向文坛”
记者：我近年来由于工作的关系，与京沪穗三地的学者都有较多的交往，给我的印象是北京有北京的学者群、上海也一样，他们的声音都很响亮，可在我们广州，似乎就没那么引人注目，是给边缘化了么？或者有其它什么原因？
谭元亨：你提的这个问题，是有关京海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影响的问题。其实，自二十世纪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来，恰好是广东籍的学者、作家，在京沪占有很大的比重，前不久陈忠实还专门指出了这一条。那时倒不是边缘化，而是主流化了。今天的改革开放，也同样有这样的态势。广东也有一个令人注目的学者化作家群，在圈子之外，相当超越地做自己的文章，这倒是另一种意义的“边缘化”。由于官本位加衙门化，比较大地伤害了广东的学术地位与文学地位。所以，黄秋耘的“面向文学、背向文坛”一语才会出在这里。
“过去的文化是历史，今天的历史是文化”
记者：看过您的书的人都知道，您涉猎的学科很多，除了客家文化之外，还有建筑美学、历史哲学等等，能谈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吗？
谭元亨：其实归纳起来还是一个，那便是文化。各个专项均与文化相关，美学本身就在向文化靠拢，而“过去的文化是历史，今天的历史是文化”，这是许德珩说的。研究客家文化，当是找一个新的切入口或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华夏文明，而不局限于已有的定论或来自他人的偏见。一部华夏文明史中，由于过去对客家缺乏真知灼见，甚至被忽略，也就很难说是完整与准确的。
记者：我不问您最喜欢自己哪一部著作，因为您一定会说“下一部”，我想问的是，假如您要编选自己的文集的话，您会收入哪些作品？
谭元亨：你指哪个方面的？
记者：说说您最擅长的，像客家类的。
谭元亨：这可以有《客家魂》三部曲、《客家圣典》、《客家文化之谜》、《客家文化审美导论》、邓演达、曾生的传记，还可包括《后知青•女性三部曲》，因为评论已指出这三部实际上写的也是客属地的生活，即井岗山地区，如有可能，还可以编一本客家人物论，这已有十几本了。如果再加上《客家人》、《客家女》等的文学本，则更多了。
记者：如果就您的整个著作而言呢？
谭元亨：理论类，可以有《中国文化史观》、《南方城市美学》、《客家圣典》、《广府寻根》、《潘氏三兄弟》；文学类，除《客家魂》外，还有《赝城》、《东方奥斯威辛》、《无效护照》、《圣城遗训》，还有短篇小说集、中篇小说集、散文选集与杂文选集各一、二种。我早期创作的一批儿童文学作品就不列进去了。这算起来都有二十种了。
“让作品更有生命力是我始终不渝的追求”
记者：看来，客家类仍是重头。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一篇评论说你既非传统亦非现代，而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道桥梁，现在，也很难把你归类在哪一类作家，既是文化派，又是史诗派，也有说你既是寻根派、又是浪漫派……你是如何把握自己的？
谭元亨：文无定法，我不想把自己归入哪一派，规定即是终结。不过，贯穿我作品始终的当是“自己的”，包括民族形式、现代观念的变革，不去重复别人的东西，中国文学的出路在于创新，在于走自己的路。我有专文谈过这些。我们无法也不可能脱离中华文化这个大背景。
记者：我专访您之前，看过一份介绍您的资料，资料上说您的第一部长篇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便印了200多万册，这印数可不少呢！但您说自己并非是畅销书作家，我想问您的是，您的读者群是怎样的呢？
谭元亨（笑）：看起来你是有备而来的。说起这个，故事很多，几年前在书店售书，不少人对我说，我们很小就读过你的书，看过你的戏。早几天，我一位同学在北京读书的女儿说，她一位同学讲其母亲怎么爱读一本书，一说，却是我写的，她说，这是我妈妈的同学，人家还不信，特地让我寄那本书的新版本去。更有意思的是，一位上海姑娘上大学时与一位客家人谈恋爱，男的告诉她，你要了解我么？去读《客家魂》吧（大笑）。后来，这位姑娘到了广东，对我讲了这个故事；一位老教授甚至说，《客家魂》伴随她度过一生最艰难痛苦的时期……
我想，正是有这么一个对我抱有热切期盼的读者群，我则应该写得更好一些。当然，在某种程度上，高文化素质的人是这个读者群的主体。有一位很有名的老编辑说过，谭元亨的作品需要读两遍才行，不趋时、不媚俗、保持自己的个性与高品位、高格调。而让作品更扎实、更有生命力，是我始终不渝的追求。正如我在前边回答你的那句话，客家人，首先是一个精神形而上的民系。
附：谭元亨小档案：
谭元亨，1948年出生于广东四会，母亲是广东英德客家人。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资深教授、美学学科点导师组负责人，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为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在文化研究与文学创作上建树颇多。著述两千多万字，出版文史哲类著作近80种，曾赴欧、美等多国讲学并主持学术活动，其作品于国际及国内多次获奖，有的被译成多种文字。主要代表作有《中国文化史观》、《客家魂》三部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