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看的：中华民族也许正处在一个伟大复兴的前夜，当一个民族处在一个伟大复兴的前夜，她必须回顾自己的历史文化，从中吸取力量，『反本开新』……」这是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先生的论点。虽然，汤先生从不以哲学家自居，称自己不过是「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但是，他的许多「问题」足以引起当代人深思。
早在九十年代初，应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汤一介就提出「和而不同」对当今世界、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和平与发展」，道就需要调整好只有不同文明传统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使之和平共处，共同发展。而中国古已有之的「和而不同」，可以作为「全球伦理」的一个原则，为解决这两大问题作出重大贡献。
汤一介还着力于建构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这三个基本命题关发出儒学真精神使之有益于当今世界。
当然，汤一介不是「东方(文化)中心论」者。他指出，当今世界文化正呈现出在全球意识下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人类各种文明必须共存互补。因此，他主张「在全球意识的关照下提倡儒学」，使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与时代要求接轨。他认为「二十一世纪将是中西哲学汇合的世纪，它将是在中国哲学充分吸收西方哲学和西方哲学充分吸收中国哲学的基础上，造成中西哲学的多种形式的有机结合，形成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所以他特别关注中西文化融合问题，强调「中西兼通」提出「要创造若干个中国化的西方哲学」，「建立中国化的解释学」等等。
不过「到底是哲学家，汤先生一定深谙苏格拉底的千古名言「我知道什么」？正如智者蒙田所说：「真正有知识的人的成长过程，就像麦穗的成长过程：麦穗空的时候，麦子长得很快，麦穗骄地高高昂起；但是，当麦穗成熟饱满时，它们开始谦虚，垂下麦芒」。还有古希腊七贤之一佩雷西德斯临终前说的话：「我的著作，里面没有一条信念是我自己感到满意的，所以我不能宣称我懂得真理和达到真理，我祇是提到这些间题，不是发现这些问题」。
汤一介也是一个探索者，一个经历过许多坎坷但却永不停歇的探索者。我注意到，在接受采访时，他说完一段话，往往会问：「对不对」？在文章中下结论，常常使用「也许」、「可能」。他一点也不武断。
「非有非无」是中国哲学中一种重要的思维模式，汤一介曾用「非有非无」、「非常武断」、「非实非虚」来讨论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问题，他还以《在非有非无之间》为书名写下了他的「学思历程」。在这本随处闪烁着哲学思辨的「历程」中，有遗憾，有迷茫，有一代人的反思，但是，更多的是探索，是历经迷茫后对未来的探索。这样的探索──在以下的谈话中会有点点滴滴的反映，对每个有兴趣的读者来说，应该都是「非无」吧？
主持编纂《儒藏》 预计十六年完成
王辛（以下简称王）：得知您现在正在主持编纂《儒藏》，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据知需耗资一点五亿元（人民币），历时十几、二十年才可完成。听说这个工程是您最初提出设想的，您是怎么考虑的？有人置疑《四库全书》中，去掉佛、道、韩、墨的内容，就是一部《儒藏》，又何须再耗费巨大人力财力再编一部。
汤一介（以下简称汤）：最早是一九八九年秋天，中国文化书院一个小的聚会，大家讨论我们能做些什么，我提出来编《儒藏》，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儒、释、道历来三分天下，但三家的地位显然不同。从经典体系看，「六经」是夏、商、周一代文明的精华，而在先秦各家中，祇有儒家历来以自觉传承「六经」为己任，历代儒家学者对「六经」不断地整理、解释、演绎、发展，构成儒家典籍体系的王要内容。不但使中国历代主政者无不重视儒家的政治、文化功能，也使得儒家的价值观逐渐成为中国人价值观的土体。今天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做一次系统的整理，不仅会对我们的民族发生重大影响，而且有利于世界暸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瞭解中华文化。
「《儒藏》编纂与研究」去年底正式被确定为教育部哲学社科研究重大课题公关专案，北大中标主持编纂。不错，《四库全书》里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儒家经典，但能看到的都是影印本而我们要做的，不是影印本，而是标点排印本，而且有校勘记，还可以做成光碟，便于大家检索，便于普及利用，比《四库全书》利用率大得多。更何况，还有大量有价值的儒家典籍没有被收人《四库全书》。
我们顶计十六年完成，分两步走：先花六年时间编《儒藏》精华本，包括五百种最重要的儒家典籍；再编包括大约五千种儒家著述的大全本，计画十年完成。整个工程将涵盖儒家所有经典和绝大部分各时代的注疏、历代学者研究著述文献等等。同时我们还要组织一批相关的课题研究，如编－部十卷本的《中国儒学史》，出版－百种儒学研究专著，其中特别要做一些与现当有关的、结合当前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的课题，如「儒家思想与生态问题」、「儒家思想 与民族凝聚力」、「儒家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等等。此外还将招收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让他们一边参与编纂《儒藏》，一边系统学习儒家思想和儒家典籍，为在新时代推动传统文化研究，使传统文化得以更新。
主张在全球意识 观照下提倡儒学
王：谈到儒学，读过您的书，您的观点似乎是不主张过分提倡国学，也就是儒学，认为儒学「有许多深刻的缺陷」、「有很多不适合现代社会节奏之处」，比如「内圣外王」，实际造成一种泛道德主义，正是中国长期专制社会重人治轻法治的根据和理论基础；儒学的另一个特征「内在超越」，同样导致社会走向人治而非法治。您主张必须用现代观念、即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提倡儒学。这些观点是您九十年代提出来的，近十年过去，您现在的看法有否改变？
汤：儒学作为一种学问，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讲。一个是政治化的儒学。政治化的儒学，可以说它的缺陷非常多，比如说等级制度、三纲五常，等等吧，它的缺陷就是把政治道德化，美化了中国的专制统治；同时又把道德政治化，使道德成为政治的奴婢。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所理想的是「圣王」，圣人来做王，做皇帝，但现实恰恰是另外一种样子，是「王圣」，皇帝自以为有学问有道德，被称为「圣上」。所以你要从政治化的儒学来看，它的缺陷比较多，包括它的人治，缺乏法治。
第二个角度，是从道统的角度来看儒学，即道统儒学。道统儒学也有它的缺陷，就是它的排他性，不适合当前多元文化的需要。
第三个角度，是学统的儒学。学统的儒学是我们应该批判继承的。因为学统儒学中包含了许多非常合理的观念，比加「和而不同」的观念，对于处理人际关系、处理国际关系都会起非常好的作用。我们俩人的意见可以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和谐相处啊。在国际上，那么多不同国家，各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宗教、观念，怎么办？应该和谐相处，不应该打仗，你尊重我的文化，我尊重你的文化。又如「天人合一」的观念，对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有极大的意义。西方哲学是讲天人二分的。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讲，精神和物质，你研究一个，可以不研究另外一个。就是你研究人，可以不研究天，研究天，可以不研究人。可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是这样，你研究人必须研究天，研究天必须研究人。所以朱熹讲「天即人，人即天」，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这对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有根大的好处。就是说人类不能对自然界无量地开发，无情地掠夺，那是不行的。像这些儒学的观念，可以批判地继承。
王：您强调批判地继承？
汤：我所谓批判地继承，就是你要给它一个现代的诠释。古人讲「天人合一」，并没有考虑生态问题，但这种观念包含了怎样对待生态问题。我们现在把它揭示出来，给它一个现代的解释。古代的任何有价值的思想，都要给予现代的诠释。
王：那就是说，您对待儒学的观点基本上没有变化？
汤：没有太大的变化，是深化了。
「自由为本，民主为用」也适用现代东方社会
王：您所说的现代观念、全球意识，指的是自由民主精神吧？您曾说，严复用「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来说明西方社会，是抓住了现代社会的本质；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可以较好地调动人们的创造力，「自由」的本质即创造力，所以「自由」体现了现代精神，「民主」则是保证自由的制度。「自山为体，民主为用」可以理解为：「现代精神为体，保证体现现代精神的制度及其功用为用」。您认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不仅适用于西方，现代东力社会也应如此。此似乎有「全盘西化」之嫌，能谈谈您这方面的论点吗？
汤：问题是在中国思想中有没有自由的因素，如果有自由的因素，我们无非是发展中国思想里自由的因素。自由的概念我们没有，它是西方的概念。但是我们有没有自由的因素？早在先秦，就有自由的因素，最突出的是庄子。庄子的《逍遥游》，就讲人的精神自由，对不对？在自由中什么最重要？人的精神自由最重要。换句话说就是思想自由最重要。因为自由是创造力啊！你有自由才有创造力，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力。对不对？中国思想原来有这样的因素在，我们无非是把它和西方的自由接轨，发扬它。孟子的大丈夫精神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所以我们有传统的自由精神在把它开发出来，然后和西方的自由观念接轨。
我们原来也有民主的思想，不过不叫民主思想，而叫民本思想，民为邦本嘛，对不对？特别是孟子讲的「以德抗位」、「民为贵，君为轻」，这些思想，我们把它挖掘出来，加以现代的解释，让它和西方的民主接轨。这些思想，是由于秦始皇以后的专制制度把它扼杀掉了，没有能够发挥出来。
「执西用中」乃针对中国 有失去自身文化传统的危险
王：您对严复很多推崇，多次在文章中提到他，称他为「介绍西方哲学到中国来的第一功臣」。但是严复晚年的思想有所变化。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文中有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他是严复的孙女婿，谈严复。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辜振甫指出，虽然现今研究严复之中西学者，仍有部分认为其观点在于崇尚西式『国富民强』，其实，严复所追求的，绝不仅止于政治上或军事上之富强，应还具有深厚的『儒学性格』、无所不在之『易经与道家式的世界观』，及深受儒道传统思想所影响的思维方式。祇有将体制改革融入新的文化思维，中国才能真正国富民强。严复主张，国家若要富强，须先透过『格物致知』之道理，方能实践『治国平天下』之理念，如此才能让国家建设步上正轨，进而致使人民安居乐业，相关之社会问题也才能迎刃而解」。
「为批判全盘西化之编差，严复曾用『牛足装马蹄』比喻，说明体制改革应以『执西用中』态度对待之。他说，『执西』就是吸取西方文明制度于我有益者者，『用中』就是从切合中国之实际需要出发，以最完善之体制改革架构为追求目标。严复这种提法是经过长期思索，直至晚年才彻底领悟，而将之作为重构中华文化及道统之准则。他说，一定要先经过新的文化思维之整合改造，方能将西方文明制度之『马蹄』，套用于我们这原属封闭保守之古老中国「牛脚」上，如此，中国才有机会跃登富强之林」。
这两段话令人深思。严复认为「牛脚」不能生套「马蹄」，中国需要重构中华文化及道统，您怎么理解他的「重构中华文化及道统之准则」？
汤：严复的思想前后有相当大的变化，这和所处的时期不同有关。他早期翻译《天演论》等书，可以说是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文化，从他在译文中的「按语」能看出他是赞成西方文化的。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说：「善夫金匮裘可桴孝廉之言曰：体用者，即－物而合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之体，以马为用者」。严复这段话是针对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的，并不是批判全盘西化的。因在清末「全盘西化」还没有形成一种潮流，而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阻碍中国较全面吸收西方文化的重要潮流。但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全盘西化」已成中国主要思潮，因此严复的思想有一大变化。正如辜振甫先生所说，严复直到晚年才彻底领悟，面将「执西用中」作为重构中华文化及道统之准则。这正是严复晚年有见于西方各种思潮造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致使中国有失去自身文化传统的危险，因而思想上有了这样的适时之变。
王：谈到严复，就会想到您在文章中把他归之为「古今中西」之争中的保守主义派的杜亚泉。现在海内外对杜亚泉先生的调适思想给以很大的关注，称杜为「一个湮没了近一个世纪的思想家」。去年纪念杜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国内出版了《杜亚泉文存》，而且召开了《杜亚泉与现代思想史上的调适思潮》专题研讨会。与会学者认为，杜亚泉的调适思想颇有历史洞见，也有现实意义，比如他对中国民主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武力可以倒专制但不可以得共和，实现民主的历史条件是社会的实业发达和教育普及，只有通过民间兴办实业、普及教育和培育中等阶级，迂回渐进地为中国的民主化奠基。又如他毕生都在探索中国该如何向现代化迈进，但他又有对所谓现代性「相当清醒和深刻的反思」；他在东西文化论战中写的一些文章，如《迷乱之现代人心》就是对现代性的反思。他的思路是要，克服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异化，还需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支撑点。对于现在重新研究杜亚泉先生的思想，不知您的看法如何？
汤：当今学术界对杜亚泉的看法确有分歧。我认为，在一九一五年后，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杂志》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青年》杂志的争论，应该被认为是表现了保守思潮与激进思潮之争。当时，中国社会主要应是破除旧的已经僵化的保守思想，而杜亚泉提出「统整之说」，为了继承传统，要求绍述「周公之兼三王，孔子之集大成，孟子之拒邪说」的盛业，这不能不说是不利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前进的。从二十世纪初叶到今天己经过去了近百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也许，如某些学者认为，杜亚泉先生的「调适」思想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有一定意义。但我有个看法，研究某思想家的思想，应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看它主要起的作用，至于在他的思想中也包含着某些合理因素，那是次要的。
「和而不同」可以解决世界两大问题
王：钱穆先生在他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对「天人合一」思想予以极大的重视，认为「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的贡献，主要亦在于此；「此下世界文化之归结，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冯友兰先生临终前所谈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两位大师对中国传统文化都有很深造诣，他们的识见似乎不谋而合，您怎么理解他们的「预言」？
汤：对，钱穆先生的最后一篇文章，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分析，我觉得他的想法是非常有道理的。现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实际上全世界就两大问题：－个是和平的问题，一个是发展的问题。和平的问题，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大了，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发展呢，不仅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民族与民族的关系，同时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钱穆先生提出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就是希望解决这两个问题。当然他自己没有讲明，但他的思想是要用我们「天人合一」的思想来解决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我觉得他有他的道理，但是从中国哲学来讲，并不祇是「天人合一」能够解决这两个问题。其实「和而不同」的思想，对于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也许比「天人合一」更直接，所以我写了好几篇关于「和而不同」的文章。
为什么冯友兰先生那么重视《周易》呢？我只能猜测，因为《周易》里面有一句话：「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则利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乾道变化」，就是整个宇宙的变化，「各正性命」，就是每个事物都有他适当的位置，比方我当老师，就应该在老师的位置上好好教学，学生就要在学生的位置上好好学习；「保合太和」，即大家都有了适当的位置，就可以保持最完满的和谐，「太和」是最完满的和谐。王夫之说了，什么是「太和」，就是「和之至」，「和」的最高点就是「太和」。「则利贞」，那么，什么事情都顺通了。我想，冯友兰晚年之所以注重《周易》，很可能跟这个太和思想有关，就是希望人类有一个最和谐的社会。
但是我跟他们（指钱、冯）的思想有些不同：中国哲学中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非常好的，但并不是说其他哲学就不如中国哲学好，就是说西方哲学有西方哲学的好处，阿拉伯哲学有阿拉伯哲学的好处，印度哲学有印度哲学的好处，每种哲学都会对人类作出贡献。
王：但是他们（钱、冯）说的是一个「主要的」吧？
汤：没有「主要」。这些哲学都应该是平等的。
王：但现实是，近百年来主要是西方哲学在影响世界，不能说是平等的吧？
汤：对，从历史上看，确实存在着某种文化起着主导作用的现象，当前西方文化无疑是一种强势文化。但是一个思想关放的思想家，不仅应该看到自身文化的长处，也应看到自身文化的弱点。在世界进人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只能是多元的，我们应该提倡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以便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附：汤－介先生简介
汤一介，一九二七年生于天津，原籍湖北省黄梅。一九五一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一九九○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一九八三年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曾任美国俄勒岗同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麦克玛斯特大学客座教授。一九九六年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胡适讲座主讲教授，一九九七年任香港中文大学钱宾四学术讲座主讲教授。
兼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理事。
著作有《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文化传统中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在非有非无之间》、《一介学术文化随笔》、《非实非虚集》、《昔不至今》、《郭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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