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黄河文化涵盖中原文化，以长江文化涵盖楚文化、江南文化，以珠江文化涵盖八桂文化、岭南文化，这在学术界已成一大趋势，且对中国文化之版图产生重大影响，使之有了更清晰、更具逻辑性的划分。所以，提出珠江文化论，对推进中国区域文化的研究，无疑是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一基点上，我们编汇《珠江文化的历史定位》这部书，既较全面地介绍珠江文化（含岭南文化），又作为一班多学科专家、学者、教授、作家十多年来探讨珠江文化、并为其作出历史定位的历史记录。
如果说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呈以农耕文明为代表的黄色——黄土地的色泽，黄河冲刷下的泥沙，自是黄土地来的，所以，黄河文明，也便是农耕文明。而在这一片黄色的边缘，却分明有一块迥异的蓝色，如新月般镶嵌在中国的东南边。这是蓝色，便是珠江流域。自古以来，海上丝绸之路在此发端，人们的拓殖意识、商品意识——这两大意识，被视为海洋文明的核心，比内地要萌发早得多，更发达得多。所以，自16世纪以来，这里便迅速与世界先进文化接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无不从珠江起步、浩荡北征，这才有了李鸿章惊呼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再是武力南下，而是文化北伐了！
正是迅速进步的中国，使珠江文化凸显在文明的征程中，在近现代成为了无可替代的积极的历史推动力，谱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因此，推动珠江文化的研究，深挖珠江文化的内涵、彰显珠江文化的历史功绩，是我们这几代学者责无旁贷的重任。
黄伟宗教授于上世纪于80年代末在《论珠江文化及其典型代表陈残云》一文中，提出珠江文化的概念和名称以后，又于九十年代中期提出成立珠江文化研究会的省政府参事建议，并由我出面，敬请德高望重的著名老作家陈残云担任会长，残云同志欣然应允了。在申办手续的时候，有关部门认为残云同志年事已高，不适宜再任会长，几经商讨，大家一致推举著名的文化学者、文艺理论家黄伟宗牵头，负责筹备立会的工作。
其时，正值我《深港澳三部曲》第一部、以香港回归为背景的《风中灯》问世，出版社赶在回归前夕出版，上海研讨会开过后，我们齐聚深圳宝安桃源，商量立会事宜。由于主要成员均为省人民政府参事或馆员，拟挂靠这一省直单位，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周义亦鼎力支持，但因故而未办成。不久，获广东省社联中国文学学会会长管林教授和秘书长陈其光教授支持，则作为挂靠该会的一个学会进行工作。
直到第二部、以澳门回归为背景的《十字门》问世之际，珠江文化研究会已经多年的努力，成果斐然，在省内外产生重大影响，于是，在新世纪之初，经批准，正式成为了一级学会，并挂靠在省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党组。
最近，也正巧是我的深港澳三部曲最后一部，以深圳特区杀出一条“血路”为题材的《鹏回首》也问世之际，《珠江文化丛书》编委会编辑出版《十家文谭》系列，总主编黄伟宗教授委托我主编其中《珠江文化的历史定位》一书，并要求我将《深港澳三部曲》作为珠江文化研究会的一项创作成果而将三部曲的《后记》列入书中，我无可推托，也就只能从命了。
我的《深港澳三部曲》先后问世的时间跨度达十多年，正好与珠江文化研究会从筹备到启步的时间和历程基本相同，而且，其主要活动我大都参加，所以，我受托主编这册书，是很感亲切、十分熟悉、感慨良多的。这书是十多年来，各级领导及多学科的专家、学者、教授、作家和国内外媒体记者撰写的有关珠江文化的文章结集，从中可以看到这十多年来，从论证封开为岭南文化古都，西江是南方最早的文明长廊开始，珠江文化研究会的同仁们，不下百回，深入到两广乃至云贵、浙赣及港澳等地，为推进珠江文化的研究，殚精竭力，鞠躬尽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们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惊动了世界，把海上丝路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多年；给“泛珠三角”战略注进了文化的概念，使之便具历史底气，亦可观照未来；无论是珠矶巷姓氏文化、南江文化的区域定位、禅宗文化、龙母文化……他们都提出了许多独特的创见与卓有成效的建议。数十个跨境或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数十部历史与理论专著及创作，为珠江文化作出历史定位，为建设广东文化大省，作出自己的贡献。
这一文集中的众多著名学者，以黄伟宗为代表，早年宣导珠江文化、并且大力推动了珠江文化的研究，荜路蓝缕，以启山林，今日，回顾起当日的开创，其艰辛程度、非笔墨可形诸，可喜的是，今日这一研究，已初具成效，苗圃正化为一片片大林木，有待成参天大树！前边我所述及的，当是挂一漏万。
蓝色，是希望，是自由，是无比开阔之境界。以珠江文化为代表的中国蓝色文明，如今已不再是弯弯一痕的新月，当要成为满月，辉映着我们的未来。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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