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邰贤堂”、“汤安生”、“汪本根”……与这些名字相联系的，是70年前在南京城中被侵华日军残忍屠戮的众多生命个体。现在，1.3万多个这样的名字被收纳进了《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遇难同胞名录》。这套采取卡片形式的名录每张遇难者卡片不仅标明姓名，还对年龄、住所、职业、籍贯等作了专栏说明，对于遇难情形，如被害时间、被害地点、被害方式、调查日期、资料来源等也有简要记录。据悉，名录目前出版了8本。
“流落于民间乃至海外对南京大屠杀记忆的证据肯定不止这八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将现有的名录出版设置于丛书最后一部分的原因，下一阶段，我们还将赴海外搜集更多的大屠杀资料和证据。”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副主编、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王卫星副所长如是说。
幸存者常志强：“我们一家六口都进了名录”
“日本兵杀死了我父母，刺死我四个弟弟，强奸了我姐姐。临死前，妈妈还在给小弟弟喂奶！”不久前放映的记录片《南京》中，80岁的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原名戴政民，小名戴大龙，解放后改名)叙述得老泪纵横，观众听得泪眼婆娑。这一家六口的名字，被统统记载进了《名录》中：母亲戴张氏、父亲戴英俊、四个弟弟戴二龙、戴阿三、戴小发、戴小来。带着记者，老人重返家人遇害地——内桥王府园。
妈妈还没断气，我哭着把几米外的小弟弟抱到妈妈面前，妈妈不停拽衣服，要给弟弟喂奶，小弟弟不懂，还爬上去吃奶，但是妈妈肺都被刺穿了，弟弟吸出来的都是血泡泡。不一会儿，妈妈头一歪。小弟弟也没声音了。
我大哭，到处找爸爸。看见爸爸跪在前面的地上，双手抱头。“爸爸，妈妈死了。”我边哭边拉他，一拉他就倒了。一看，他身下一摊血，背后有一个枪眼。
大屠杀史研究专家：“每个名字都不能随意修改”
常志强的爸爸和妈妈，明明是在一个地方被害，为什么却会一个写“八宝前街”，一个写“内桥小王府园”？昨日，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有关专家介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和戴英俊的资料是在1945年收集有关，戴英俊的母亲家当时住在大光路的八宝前街，1945年工作人员录入时误把住址写为遇害地点;而戴张氏以及冤死的4个小孩的资料则是由常志强近几年口述提供的。
那为什么两者不统一起来呢？对此，这位专家表示：“对于我们编史料的来说，即便是重复的名字，每一个我们也都不能随意取舍和修改。我们对历史真实负责。”
据瞭解，这次出版的遇难同胞名单来源广泛，有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的调查材料，如档案等，主要是文献；有解放后的多次幸存者调查，主要是口述；这两部分是最主要的来源。
“每个遇难同胞的名字(尤其是调查者或证人)的资讯，都有最原始的、有据可考的资料来源或出处，这使得这套名录有了证据价值，成为反击日本右翼否认大屠杀的有力证据；也正是有了出处，使得这套名录彰显了最大的史料价值。”这位专家强调，这套名录是史料，不是研究成果，故凡是能从各方面得到的遇难者的名字，全部放了进去。
搜集者姜良芹：“14961张卡片凝聚了8年心血”
11月30日下午，记者在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见到了参与找寻并汇集出这份名录的姜良芹副教授。8年前，开始着手这项意义重大的史料搜集工作时，她刚刚博士生毕业。“至今为止，我们为14961个受害者姓名建立了档案卡片，经过筛选，13000多人被收入名录，这些人个个都有出处，有史料可考，是经得起推敲的。”姜良芹告诉记者，搜集这些人名的每一个晚上，她的脑海里都被这些名字填满了，心情总是那么沉重。每天埋头在这些惨痛的过去中，她常常会想，这些人活着会有怎样的人生？
在姜良芹的记忆中，2004年的夏天特别炎热。那年，她带着几个学生在浦口查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追寻受害人的故事。6月29日中午，他们到达浦口顶山街道石佛村楼庄19号，一名叫俞仁江老人的家中，老人当年78岁，一家人刚吃过午饭。听说是来寻访大屠杀受害者旧迹的，老爷子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姜良芹的学生孙逊、吴润凯一字不差地记下了老人叙述的当年从屠杀中逃生的经过：“民国26年(1937年)，鬼子来到鸥庄。当时我11岁，底下还有一对弟妹，同鸥庄的其他村民一样，我们住在草房里。鬼子一进村就放火把全村的草房烧光，再把全村二十多口人撵到一个房间里团团围住。我的三叔，人叫俞老三的，探头查看门外的鬼子是否离去，被鬼子瞅见，鬼子从门外就是一枪，正好打到我三叔的半边脸，骨头都露出来了，当场倒毙……”
文章来源: 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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