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与学术出版两者并不天然对立。市场化并非大学社学术出版弱之真实病根。
一段时间以来，大学出版体制改革是要时间表还是要路线图抑或是两者都要，成了大学出版界热议最多的问题。是走市场化或产业化之路，还是走非营利的公益性事业单位之路，这是眼下摆在中国大学出版社面前的两大选择。关于大学社的转制，鼓之呼之者有之，冷之淡之者亦有之。
追根溯源，中国的大学出版几乎与大学同时发轫于晚清，但一直未真正独立。受限于人才、资金、设备以及特定历史环境等诸多因素，因此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大学出版都未形成气候，无论数量还是规模均十分有限，影响力更是不可与商务、中华、世界、开明等当时重量级商业出版机构同日而语。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放开，大学出版也迎来了黄金时代。大学出版社群体开始形成，并逐渐显露出旺盛的生命力，凭藉所依托大学的品牌、人才、出版资源、政策优惠等诸多优势，逐渐发展成为行业的领军力量。据新闻出版总署统计的资料，截至2006年年底，102家大学出版社，以占全国出版社17%的份额，实现了占全国出版物销售22%的份额。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一批大学社成为整个出版业的领头羊。
但另一方面，最应该体现大学出版精神与实质的学术出版，在整个大学出版产品构成、品牌构成中，却显得相对薄弱，许多大学出版社因此而受到社会和业界的病诟。甚至有人向某些大学社发出质问，几十年后，除了漂亮的建筑，你们会给社会留下什么？据北京开卷的监测统计，全国100多家大学出版社有90%或多或少参与中小学教材教辅的出版。开卷总经理孙庆国认为“这是不正常的”。比之西方，中国大学出版社的产业化和商业化程度远远高于欧美等国家的大学出版社，而学术建设和学术影响却普遍低于西方大学出版机构。
经济实力与学术出版的不对称，使得大学出版面临着背离其精神和实质的尴尬。于是，一些人将学术出版薄弱归罪于市场化，认为是市场化让一些大学社见利忘义，什么赚钱出什么，背弃其设立的初衷和出版宗旨。目前，政府正在大学出版社中积极推行出版体制改革试点，这让一些人更加忧虑：未来面临更多市场压力的大学社，本已薄弱的学术出版会不会变得更加边缘？
这些担心看似有理，其实细想之下却经不起推敲。从目前一些在学术出版领域表现出众的大学社来看，像北大社、华东师大社、广西师大社，恰恰也是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社。虽然不能就此武断得出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大学社学术出版越强，但至少可以说明，市场化与学术出版两者并不天然对立。市场化并非大学社学术出版弱之真实病根。实际上，过去那种产品线不清晰、选题杂乱重复，恰恰是市场化不够、产业集中度不够、竞争不充分的产物。这些在其他种类商品市场已经得到过充分的验证。
中国的大学出版，由于赶上了中国的经济、教育、社会等高速发展的有利时期，加之自身又具备诸多有利条件，因此成为中国出版业的一支支柱性力量。开卷公司总经理孙庆国说：“如果今天要求他们退回到大学校园，反倒是中国出版业的一种倒退。”
一部分大学社不愿意转企，希望自己成为非营利的公益性事业单位，这其实无可厚非。选择成为什么样的机构，这原本是机构自己的事情，只要这种选择是理性的，有利于事业发展，政府和主管部门想来都会支援。但将来的非营利的公益性单位的管理模式，未必等同于今日之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随着政府相应管理制度的完善，公益性单位在人员规模、出书范围、财务制度、运作方式等方面的控制和管理必然更加严格，“企业事业两头沾好”的情形未必长久。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环境。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也在署党组中心组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会议上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解放思想，用改革创新的办法彻底解决老问题，决不能满足于在旧的套路上修修补补，决不能年年重复改革发展中的老问题。
高层表态掷地有声，整个产业的改革与市场化取向已不容置疑。选择成为什么性质的机构也许并不难，关键在于是否有一种纯粹的状态，这种状态和学术追求有关，和文化高度有关，和商业精神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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