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业的体制改革，经过十余年的实践探索，取得了长足发展，总结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暴露出不少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一些制约改革发展的根本性障碍日益凸显，深刻地揭示出改革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在我国出版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如何既能顺利突破体制制障，又能有效规避各类风险；既符合中国出版业的实际需要，又顺应国际出版业的变化潮流，是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出版业面对的重大现实课题，也是一直以来困扰中国出版人的难点问题。本文以此为前提，提出研究型出版的概念，并试图通过对研究型出版的创建意义及其途径的探讨，为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
一、内涵及特征
出版要发展必须创新，要创新就必须研究，研究是创新活动的基础，创新是出版发展的引擎
所谓研究型出版，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两个效益为驱动力，以提高企业的创造力和竞争力为着眼点，以保持企业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的，对出版现状、特点及今后发展趋势做出深入的分析、理性的判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及时发现现实问题，有效扭转错误倾向，进而探寻并逐步形成符合出版实际的科学发展规律的系列理论创建活动。作为一种新型出版业态，研究型出版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正确理论的指导性。由于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研究型出版总是表现出不断分析、总结、研究、论证的特征，因而在出版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能够立足于产业的现实条件，通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事先做出适应新环境、新形势要求的发展规划，对中长期战略目标、目标实现的条件、可能发生的情况及解决问题的方案等等均能够做出符合实际的科学预见和分析论证。由于出版行为均有科学的预见和理论的指导，研究型出版的发展始终呈现出科学、理性的特征。
实践行为的科学性。由于研究型出版的任何创新活动均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特别是研究工作又在具体的创新实践过程中能够及时跟进，并不断探索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因而出版业的实践专案必然是反复论证而非盲目冒进的，实践行为必然是主动出击而非被动进行的，实践过程也必然是井然有序而非杂乱无章的。这种在科学出版前提下的实践活动，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就必然加大，而实践付出的成本也就因此而相应减低。
出版业发展的可持续性。研究型出版不仅仅具有良好的市场适应性，同时更具备引领市场和创造新市场的能力。它不仅具有参与“红海”竞争的实力，而且能不断开拓出新的领域，吸引其他企业进入“蓝海”，实现竞争者的共赢。研究型出版靠研究力的不断提升来增强出版企业的凝聚力、创造力和竞争力，因而其经营管理方式时刻体现出人文性、科学性和规律性的特征，出版业也由此始终保持着可持续的良性发展态势。
在繁荣景象的背后，如何让出版业的“下一步”走得更坚实，是出版人正在思考的问题。
二、概念提出的背景
出版作为一项创新性实践活动，无论是创新所应具有的水准，还是创新所需要的空间，都需要理性的研究活动作为先导或及时跟进
1．出版自身的学术性决定了创建研究型出版的必要性
一个出版企业能否形成自己的特色，能否在特色中获得发展，取决于对相关出版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取决于理论体系的成熟程度，特别是其研究成果的转化水准。久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秉承王云五先生“输入新知，发扬国故，普及文化”的教育理论，基此探究自己的出版理论，在他的主持下，出版适应时代的教科书、工具书、翻译出版世界名著，整理出版有价值的古籍。《万有文库》、《大学丛书》和《丛书集成》问世，使商务印书馆成为对当代中国文化有贡献的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基于自身专业优势，以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特色而在国内出版界始终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当今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以品牌立社成为众多出版企业的经营方略，但在实践中，能真正脱颖而出的出版单位并不多，究其原因，是我国的出版理论研究无论在水准还是分量上均明显不足。一是重视程度不够。在出版界，分析出版形势、钻研出版理论，探究出版规律的风气还没有形成。二是研究水准滞后。我国出版领域有分量的著作目前还为数不多，高水准的编辑学和出版学理论存在着严重断层，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和科研成果明显缺位。
2．出版的创新要求决定了创建研究型出版的重要性
创新之于出版，是由出版业的本质特性和发展需求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出版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较之于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产业化水准，尚存在许多复杂的矛盾和突出的问题，究其原因，创新能力的不足是一个根本因素。单从产品创新上讲，我国出版业的自主知识产权无论在数量还是品质上均明显滞后于发达国家。版权贸易兴旺的十几年间，我国出版业依靠大量引进国外知识产权，有力促进了国内文化的繁荣，但由于缺乏在内容上自主创新的能力，中国出版业仍然主要靠人口数量促成的市场潜力获得竞争优势，在国际出版业中仍处于低端集团，而且长期依靠版权引进推动内容创新，中国出版业在承受大量引进带来的巨额成本的同时，自主创新能力也面临着逐渐弱化的危机。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基于连续几十年的投入和调整，已经构筑起知识经济的高门槛，逐步形成了在国际出版物市场环境下成熟的创新体系。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大牌出版企业的实力大都通过自主知识产权的拥有量显示出来，英国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德国的施普林格出版社、义大利的蒙达多利出版集团分别通过向世界各国输出辞典类图书、科技类著作和“大众市场平装图书”的版权，把持着各自在出版物市场上的地位。
3．出版的时代环境决定了创建研究型出版的现实性
进入21世纪，我国的出版业正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内外环境。一方面，正在迈向现代出版产业的中国出版，必须走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化道路，积极参与国际出版业的市场竞争，而我国出版业的国际市场地位和竞争水准却不容乐观。与发达国家的出版集团相比，我国出版企业规模和实力都整体偏弱。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荷兰等出版强国的大型出版集团几乎垄断了国际图书市场的某些图书品种的生产和销售，他们的出版活动，影响着整个国际出版物市场，而近年来我国年图书营业总额也只相当于发达国家一个出版集团的营业水准。诸如美国的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读者文摘公司，德国的贝塔斯曼出版集团，日本的讲谈社等在世界文化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出版企业，我国迄今还没有一个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出版集团。与此同时，国外出版业凭藉其雄厚的实力和资本优势，逐步向我国出版市场扩张，中国出版企业面临着与国外强势企业争夺本土市场的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变革，对中国出版业提出了适时应对和快速反应的新要求。国内经济、文化日益强劲的发展势头，使中国出版产业不得不积极适应不断变化着的自身环境：一是体制环境，多数出版单位将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二是市场环境，绝大多数一般图书于世纪之交先后进入买方市场以来，近两年中小学教材教辅也终于进入买方市场，这将迫使一批出版社改变经营战略；三是流通环境，计画流通格局已经打破，但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流通格局的形成尚待时日；四是资讯环境，新型产业链、新型发展业态开始在出版的商业运作中有所表现；五是人才环境，人才流动对于智力产业效益流动的决定性作用，使及时调整和完善内部机制成为出版企业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课题。
国内外出版环境的巨大变化，正在对中国出版业提出新的发展要求。中国出版业只有不断随环境变化做出相应的转型，才能完成时代赋予的发展使命。但同时必须认识到，这种转型的过程是艰难而复杂的，它不仅涉及改革开放政策、法律法规制定等宏观政策层面，而且更要求在管理模式、资本运作等微观经营层面以及出版资源配置、出版物生产、出版物行销、出版物流通、出版人才培育等具体实务领域做出与形势发展相吻合的必要转变。因此，惟有通过扎实的立足于目前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需求的系统研究，确立起符合我国出版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才能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实现中国出版业的科学发展。
4．出版的现实状况决定了创建研究型出版的紧迫性
从上世纪90年代下半叶起，在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出版业经济增长滞缓，品质效益低的特征却日益凸显，多数出版企业的各项效益指标在不断下滑，库存积压和退货现象日趋严重。个别专业性较强的出版社由于多年来效益持续负增长，有的不得不放弃自身的专业优势，纷纷转向效益型品种的生产，有的出版企业生产和经营甚至出现难以为继的局面。这种现象的产生，暴露出我国出版产业当前存在的显着弊端，一是产品结构失衡。地方出版集团的图书产品大都仍以教材、教辅为主，相对于大众出版和专业出版，教育出版的比重高达70%以上。二是出版市场失范。由于规范、有序的产品流通格局还没有形成，出版市场上追风逐热的现象普遍，出版物的散、滥、差特征明显，在出版物品种数量激增的背后，是大量的重复出版行为，与此同时，出版企业为追求利润，生产方式由精耕细作转向广种薄收，出版物整体品质明显滑坡等等。我国的出版市场呈现出市场投资而非消费拉动型的非正常发展态势，整个出版业面临着战略调整的历史重任。
在当今出版面临矛盾激荡和开创全新局面的战略调整时期，研究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诸如释疑解惑的“点津”作用，把握发展规律的“引领”作用，总结实践成果的“提纯”作用，洞悉事态局势的“开启”作用，提供决策依据的“参谋”作用等等，都是现实条件下每一个中国出版企业定位立身的使命需要和寻求发展突破的必然选择。
教辅出版，是许多出版社的“重中之重”，但是“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还是有些冒险。
如何抓住读者的心，是研究型出版的最终落点。
三、创建途径
目前多数出版集团均设立了专门的研究部，然而必须看到，创建研究型出版的活动迄今还没有在业界见到明显的成效。
1．推行研究共同体
“共同体”（community）的思想发端于德国社会学者藤尼斯，其核心理念就是“分享”，而研究共同体，就是旨在树立起“学会分享”的新的研究精神。
研究共同体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其创建有赖于与之相适应的机制：一是确立起共同的研究愿景。二是消除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组织智障。三是建立良好的分工与合作关系。研究共同体强调研究过程中与研究结束时的反思行为，从而实现研究活动“在反思中成长”。同时，研究共同体讲求研究与实践合一的研究方法。
现实环境下的中国出版，其科学发展诉求的顺利实现，需要解决许多困扰出版人的重大问题，比如如何构建本土化而又具开放性的中国出版产业体系；如何实现中国出版物市场与国际的接轨；如何切实提升出版物的品质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理论界和实践界能够各自承担并独立解决的问题，而需要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共同探索，因此，“面向‘问题’而不是局限‘主义’”，是中国出版现实对所有出版从业者——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期待。基此，以“对话”为特征、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共同体，应当是当下探索构建研究型出版的一条可行之路。
2．组建课题研究团队
目前我国出版研究的主要力量是院校师生，设立研究机构的多数出版企业，其研究人员也大多兼职从事企业的其他工作。但是，由于基于效益的考虑，出版企业目前大都推行量化指标的评价考核方法，因而当实务与研究发生冲突时，做出退让的往往是研究。其作用难以得到切实体现。
课题研究团队是按照企业事先确定的研究方向、时间要求、成本指标、 交付成果、效益回报等要求，实现企业课题目标的组织。团队人员多数为专、兼职相结合，根据研究课题的难易程度、成果效益以及成本投入，设置其团队研究的时间。
课题研究团队遵循指导、监督相结合的组织构建原则。构成团队的主要组织形式，一是作为课题研究最高决策机构的课题指导委员会。委员会确定研究课题的总体目标，对研究实施过程中有可能发生的矛盾做出最终调解和裁定，对诸如课题计画的变更、研究资金的落实、课题责任人的任命等重大问题进行决策。二是作为课题研究计画执行主管的团队负责人。负责人在课题时限内合理调配相关研究活动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对阶段性成果进行评估，并依据评估结果对研究计画做出相应的调整。三是对课题研究进行考察的课题监督委员会。委员会对研究团队的研究活动进行必要的考察和监督，并对指导委员会做出的必要修改意见提供直接依据。
3．设立专项研究资金
我国曾将研发投入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作为判定其是否为“研究型企业”的重要标准之一。据调查表明，按照9%的投入比例，我国出版业中可冠名为“研究型企业”的为数寥寥。从出版研究的现实状况看，我国出版业并不缺乏研究院校，最缺乏的是企业资助、共建、独资创立的研究基地，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在这方面投入的资源都远远不够。
专项资金作为对研究工作的支援重点，要求其纳入研究工作专项资金管理，全部专项用于出版课题的科研工作，在保证重点科研专案研究需要的基础上，主要用于人才和与研究工作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上。资金的管理执行统一规划，单独核算，专款专用，结余留用的办法；资金的使用遵循量入为出，择优支援，保证重点的原则。资金的筹措可通过企业投入、申请补助、贴息贷款等方式多管道筹集。资金的设立方式，可直接在企业内部随自身研究机构的设置，由企业自己投资为主而长期创设；也可在企业外部根据课题研究性质、研究团队存在的时间，由提出课题计画的各企业视完成课题的需要筹资设立。专项资金设立后，要制定出规范细致的资金管理办法，同时组建监督检查机构，对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实施全面监督。
专项资金有责任、有义务发挥对研究资源的战略导向作用。一是通过科学的方式引导研究人士围绕出版前沿和战略需求开展长期的自由探索和科学研究。二是通过资金的平衡与协调功能，促进专案、人才、基地的有机结合，实现研究资源的高效利用。三是通过资金的黏合与辐射作用，有效促进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在研究领域的合作。
4．建立人才储备库
人才储备库与传统的接替规划有很大的不同，是以服务研究工作为立足点，遵循市场经济和企业发展的规律，从总体上为企业发展需要培养一批具有较高潜质的专业技术人才。
人才储备库的建立是一项分步实施、逐层递进的系统工程。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吸纳选拔。出版企业一方面要眼睛向外，加大引进和引智工作的力度，同时，企业的每一个部门组织要承担起基于工作效绩举荐人才的责任，及时向“人才管理委员会”提交本部门的储备库人选。二是分析评估。由“人才管理委员会”对储备库候选人进行立足自身优势和发展需求的深度评估。三是开发培育。“人才储备库”的成员接受培养的时间取决于其所需开发能力的成熟程度。
（作者系山西出版集团总裁、山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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