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品牌书《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中的4本书日前被重新包装，作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文库》第三辑中的一部分在全国各大书店亮相。“很高兴我们的书能收录进 《中国文库》。”看著书脊上标有《中国文库》字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陈鹏深感欣慰。
《中国文库》是在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支援下，由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于2004年开始发起并组织实施，旨在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的优秀文化成果和出版成果。如今，它就像一棵大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追求目标：实现文化积累
“纵观20世纪的中国，学术成就硕果累累，文化精品蔚为大观。对刚刚过去的20世纪文化成果进行总结回顾，并为新世纪中国读书界提供一套比较完备的20世纪书目集成，是学术界、出版界的责任和义务，《中国文库》的出版是出版界一项跨世纪的出版工程。”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震宁如是说。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文化以及知识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认识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它是一项对刚刚过去的20世纪文化成果进行的总结回顾，并为新世纪中国读书界提供一套比较完备的20世纪书目集成。整个文库将容纳名著1000种，计划每年推出一辑约100种。
聂震宁说，从表面上看，文库所选20世纪的名著，似乎有些怀旧的意味。然而，出版工作从来就是积累与创新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文库》的出版不是一个“新瓶装旧酒”、轻而易举的事。它同样是一种建设、一种创新。“温故而知新”，中华文化就是在不断的温故中实现文化的创新。“我们的出发点是过去，而着眼点却是未来——我们的目的在于积累20世纪的优秀文化成果，为当今、为未来，为中华民族持久的创新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提供无穷的动力。”他说。
“现在，我们把一个世纪的名著奉献给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与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书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获得丰富学养，培养创新精神，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聂震宁这样阐释着公司的理念。
创新运作：集约化经营
《中国文库》的出版是一个浩大的文化出版工程。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深知，仅靠集团公司一家之力是难以完成的。为此，集团公司在运作过程中，十分注重调动两个积极性，一个是集团公司成员单位参与的积极性，一个是集团外兄弟单位加盟的积极性。
由于坚持集约化出版经营方式，通过《中国文库》的推出，不仅盘活了集团内潜在的出版资源，使大批曾经绝版的图书重新得以出版，而且调动了各家出版单位挖掘出版资源、争创精品图书的积极性。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出版了《鲁迅全集》，商务印书馆积极修订出版《汉译学术名著》，中华书局积极修订《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等。这种以大型出版专案为重点拉动精品图书的出版，以精品图书集群来增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模式，也成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中，挺拔出版主业的重要举措。
与此同时，《中国文库》在全国出版界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引起了其他出版单位的高度关注和踊跃参与。2004年出版的《中国文库》第一辑，收录图书品种100种。其中，整合了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所属10家出版单位的经典图书88种，集团外2家出版单位12种图书。2005年推出的《中国文库》第二辑，共整合23家出版单位的经典图书100种。2007年策划出版的《中国文库》第三辑，在全国出版界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大，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之外的出版单位多达23家，入选图书比例占到全部图书的45%。迄今为止，在《中国文库》推出的前三辑中，共有66家出版社参与。其中，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外的出版单位先后有39家。
可以说，文库前三辑的顺利出版，标志着《中国文库》这一重点出版专案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聂震宁认为，正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集团化体制机制创新，才使得《中国文库》的创意得以成为一次成功的出版实践。《中国文库》的推出，是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的具体举措，是集团公司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整合集团公司出版资源，实施集约化战略和重点专案拉动战略，着力打造集团公司标志性工程的一个重要成果。
宋木文等许多老出版家认为，以一套丛书为契机，调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及所属出版单位的两个积极性，带动全国兄弟出版单位的热情参与，实现全国出版界跨地域、跨单位的优势资源互补与合作共赢，为中国出版界的深化改革、科学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为出版界和谐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范例。
一些出版社的负责人认为，《中国文库》的出版发行，不但是中国出版集团的一件大事，也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是在现有的出版资源的基础上高起点、高水准的综合和集成。文库的出版发行在提倡出版社打造精品，加强重大出版工程建设，提升出版物积累以及为出版界的科学发展提供一个有益的借鉴。
厚重出版：坚持高水准
选目是文库编辑出版的最重要的基础。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成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编辑委员会”，由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和领导同志担任顾问，由相关出版社的主要领导担任委员，并建立了文库专家谘询与荐书机制，广泛谘询、吸纳各领域专家学者的建设性意见，在众多知名出版社的优秀出版物中反复圈选。
文库选目分为8个类别：哲学社会科学类、史学类、文学类、艺术类、科学技术类、综合普及类、汉译学术名著类和汉译文学名著类。文库基本上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技文化以及知识普及的各个领域，既能比较全面地反映20世纪我国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成就，又能有重点地体现近百年来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成果；既能体现中华民族的创造性，又能体现中华文化的包容性。
与此同时，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选目的丰富性多样性上下工夫，既选取了许多高、精、尖的学术著作，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王力的《汉语史稿》、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钱穆的《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和《先秦诸子系年》、柳诒征的《中国文化史》、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及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等长期以来享有崇高声誉的经典著作，也选取了在学术上具有工具书功能的集大成之作，如郭沫若等的《中国史稿》、范文澜和蔡美彪等的《中国通史》、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等。
为了使文库能在面向学术界的同时，服务学术界。编辑委员会既选取了一大批不同时期对中国广大读者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文学作品，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选集等，也选取了一批格调高雅、短小隽永的普及读物，如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叶圣陶和夏丏尊的《文心》、《侯宝林相声精品集》、周有光的《语文闲谈》等。同时，他们也没有忘记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中的重要著作，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白先勇的《台北人》、叶嘉莹的《迦陵论诗丛稿》，以及《陈映真选集》、《刘以鬯小说集》等，也都入选文库。
为了保证文库的出版质量，集团公司坚持编辑、校对工作精益求精的态度，坚持设计与印制典雅精致的要求。他们深知，编校工作是文库质量的基础。为此编委会办公室，承担了从编制原始书目、联络作者、设计内容结构，到联系作者照片、撰写版本记录、申办条码资料等繁重复杂的编辑、编务等工作，在每个细节的组织和安排上，都认真仔细。
为确保文库的装帧质量和艺术性，设计方案是先在社会上征稿，再由专家评选、修改而确定。考虑到文库所选图书既有典藏价值，又具有明显的可读性，每一辑的装帧设计均在统一中又有些变化，使得图书在书店里也能吸引读者顾客的眼球，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时代感。
目前，《中国文库》的第一辑、第二辑90%的图书都已销售完毕，而且在社会上影响力越来越大。据悉，不少图书馆主动找上门来要书，认为如果图书馆没有这套书就是个缺憾。同时，随着发行过程影响逐渐扩大，现在个人读者也专门来寻找这套丛书。据介绍，一些学术书因被《中国文库》收录而增加了销售量。如湖南大学出版社的《中国人口史》，厚厚几大本，第一次印刷4000多册，由于该书太专业，买的人非常少。但是，在被收入《中国文库》第一辑后，这套书又加印5000套。
据瞭解，在积极出版文库的同时，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还计划分阶段编辑、出版《中国文库书目提要》，一来分阶段总结文库出版工作的成绩，二来总结工作中的有益经验和仍需提高的地方，以利于更好地开展下一步工作。《提要》内容主要包括作者简介、内容提要、图书要录、版本记录、书目索引、人名索引等，做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样具有索引功能的工具书。
聂震宁表示，希望全国出版界和我们一起共同努力，为打造水准更高、规模更宏大的文库精诚合作，共同为我国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不负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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