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张元济70岁。由蔡元培、胡适和王云五发起,收录当时二十多位文化界名人学者在各自领域的学术论文,编印了《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以此特殊方式为这位元出版界前辈祝寿。在“征文启事”中,张元济被朋友们称为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这是对张元济一生思想性格和文化态度的高度概括。
张元济(1867年-1959年),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二十六岁中进士,授职翰林院庶起士。1895年,屈辱的《马关条约》签订后,“维新”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张元济自然难以置身事外。他常与强学会首脑议论时政,并全力投身于养育新知的通艺学堂的建设。为更方便瞭解西学,已三十岁的他开始学英语,瞭解西方的现代学校、铁路、采矿、电报、法律等与传统儒学完全不同的“实用”知识。戊戌变法开始时,他作为维新派,亦受到了光绪皇帝的召见。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他也跟着受到牵连和处分:革职永不叙用。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张元济认识到,“任何政治改革强加于冷漠、毫无生气和愚昧无知的大众,必然毫无结果”。而救治的良方,只能寄希望于自下而上逐步改良教育、培养人才、传播新知、转变风气,这才能给变法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最终取得社会的进步。这样的躬身反省,培植了他后来选择与教育紧密相关的出版作为终生事业的思想根基。1898年10月,被贬黜的张元济离开京城,在李鸿章的推荐下,来到了“新学枢纽之所”的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而其主要的工作,则是翻译出版西学书籍。这使他有机会结识了到处寻找印刷生意的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二人一见如故。
世间的事充满偶然与必然。如果不是夏瑞芳有借重文化人的心思,如果不是张元济的思想有了改变,他们的相遇也不会促成现代出版业重镇——商务印书馆的崛起。1902年,受夏瑞芳的热情邀请,张元济毅然辞去南洋公学职,到商务印书馆任事。张元济的到来,为早期商务的发展确立了新的方向。商务的主体业务逐步由印刷转变为出版,并渐及其他与教育相关的事业,例如兴办学校、创办图书馆、制作教具仪器、拍摄电影等。张元济的个人地位和声望,也给商务带来巨大的作者资源,在与知识界、政界,尤其是教育界的紧密联系中,商务猛增了许多声名烨烨的合作者。有论者说,这是近代传统士大夫与工人阶层、文人与商人成功合作的鲜见例子。
张元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到商务印书馆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编写适应现代教育的教材。20世纪初叶,新式学堂纷纷设立,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师资和教材的极度匮乏。张元济曾有通艺学堂和南洋公学办学的经验,对时势的敏感,使他果断抓住机会,以教育热情和专业意识,推进教科书的编撰。他主持编写的“最新”系列教科书,以其完善的内容和形式,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当时的教育革新。正是这套以全民教育为目标,按照教育原理编写而成的教科书,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也是这套行销全国、一印再印的教科书,奠定了商务在出版业中的优势地位。
教科书的成功,使张元济更加坚信了出版于教育的意义,也坚定了他把商务印书馆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处。1904年,汪康年转告张元济,说清廷拟请张元济出任外务部职事,张复信辞谢,表示进入商务后的心情是踏实的:“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做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类似的辞官事件还有1907年辞外务部、邮传部任职,1913年辞熊希龄内阁教育总长职;类似的表达还有1917年致蔡元培信:“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撕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在张元济的心目中,商务印书馆已成为他事业的重心、人生的园地和实践自己素志的好地方。
从张元济留存下来的日记来看,记载的内容也确实大多为出版事务,而且颇为细碎琐屑,从制定馆务规则、购进新式机器、图书销售发行,到某人违纪应予处分等等,涉及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张元济以文化人的身份投身实业,实业家的身份又使他力避“务虚”,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所以章锡琛说他“没有丝毫官僚习气,他在编译所中,每天总是早到迟退,躬亲细务,平时写张条子,都用裁下的废纸,一个信封也常常反复使用到三四次以上”。
张元济“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事务主义工作方式,从一个侧面颇能反映他做事为人执着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张元济还有他超脱的一面。他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包括精力的有限与思想资源的有限。在五四新思潮蓬勃兴起的时候,他一方面尽量跟上潮流,另一方面则心生退志,照他的说法是“引避贤路”。1920年春,他五十五岁,宣布辞职引退,而且没有商量余地。在答复孙壮、孙伟的信中,他谈到辞职的根本动机:“……吾辈在公司几二十年,且年逾五旬,体力均非健硕,岂能永久任此繁剧。亟宜预备替人,培植新进,以谋公司可久可大之计。……且吾辈脑力陈旧,不能与世界潮流相应,若不引避贤路,恐非独于公司无益,而且于公司有损。弟实不忍公司陷于困境,而志不得行,故毅然辞职,以为先去为望之计。”这样的“老计”,是含有他对时代进步的自觉认识,体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前行者的情怀。
1926年,按中国传统演算法,张元济60岁,他坚决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监理职务,算是正式卸职退休了。虽说不久后又被推选为董事会主席,对公司事务仍居顾问之位元,但毕竟有更多时间专心于他喜爱的古籍校理和出版工作。影印古籍为张元济早就留心之事,早在1904年他即为商务印书馆构筑收藏古籍的涵芬楼,大量搜罗善本典籍,一方面是为商务影印古书提供版本保障,另一方面也有抢救文化遗产,避免母邦文献流入异土的可贵意图。1920年前后,影印出版大部头古籍的条件渐趋成熟,在张元济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及时辑印了《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大部古书,为商务印书馆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可观的收入。他在其中担当的角色不仅是一位内行的出版者,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版本学家,亲自参与整理古籍,在版本、校勘方面显示了深厚的旧学功底。1926年从监理位置上退休以后,张元济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版本淘漉、校勘整理、影印描润等烦难而琐细的工作中。该书1930年开始出版,因“一•二八”事变一度中断,直至1936年才告竣。它在史书出版上所具有的承先启后作用,是毋庸置疑的。1948年8月,张元济被选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隶人文历史学科,当选的原因是“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辑印《四部丛刊》等书,校印古本史籍,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
1936年,张元济70岁。由蔡元培、胡适和王云五发起,收录当时二十多位文化界名人学者在各自领域的学术论文,编印了《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以此特殊方式为这位元出版界前辈祝寿。在“征文启事”中,张元济被朋友们称为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这是对张元济一生思想性格和文化态度的高度概括。趋新而不躁进,温和而不保守。在这点上,张元济与他的好友蔡元培颇有相似之处。当年蔡元培到北京大学当校长,一方面引进胡适、陈独秀等新人物,另一方面又在“思想自由,相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下,使各方面学者同流并进,为北京大学确立了一种非急功近利却有助于学术、人格发展的文化精神环境,进而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和思想的新纪元。张元济主持商务编译所多年,同样在大力引进新人、擘画出版方针时,注意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既关注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译介,又着力传统典籍的整理,新与旧,中与西,并行不悖地共存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结构中,从而使商务印书馆别具一种有容乃大的恢宏气度,进而引领了新式出版文化建设的新方向。这一南一北两个最重要的学术文化机关,一个作为我国最高学府,一个作为我国最大书局,一起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新文化的基础。
来源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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