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态度是职业道德的构成因素之一。它从本质上讲就是劳动态度。它是职业劳动者对社会、对其他生产参加者履行各种劳动义务的基础。职业态度具有经济学和伦理学的意义，它不仅揭示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客观状况，他们参加社会生产的方式，同时也揭示他们的主观态度。人们的劳动态度是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这些因素可分为客观的和主观的两大类。客观因素又包括一般社会因素和特殊因素两种。属于一般社会因素的，有社会关系和国家的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属于特殊因素的，有社会职业群体的具体劳动环境和条件以及具体劳动的内容等。决定人们劳动态度的主观因素包括劳动者的生理心理特点（性别、年龄、能力、爱好）、受制于社会的特点（文化发展水准、教育程度、专业技术水准）、个人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其中，与劳动有关的价值观念对劳动态度有着特殊的影响。
我们现在提倡加强社会主义出版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建设，就一方面要从一般社会因素和特殊因素上为出版人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要着力加强对出版人价值观念的教育，不断改善职业态度，提升思想觉悟和人生境界。我觉得这里价值观的教育是培养出版人优良的职业态度的核心的核心。
职业伦理学研究结果证明，先进生产者的劳动态度指标最高，因为他们瞭解和认可自身工作的社会价值。从出版工作的角度来看，一个出版人积极性的高低和完成劳动职责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价值观念——他看重的是什么（如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提高生产技能，创造发明，还是只关心小家庭的安乐、个人的发展、一切向钱看，等等）。现代杰出的编辑出版家叶圣陶先生的业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叶圣老是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和编辑出版家，也曾担任过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等高官。但他本人一直以做编辑出版工作为荣。他经常说，自己是一个编辑。比如他就说过，“我的职业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又说他自己“最适合的是当个责任编辑”。叶圣老把编辑出版工作看着是一项神圣而光荣的事业，这和他对编辑出版工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他认为编辑出版工作是教育工作的一部分，出版物是教育工具，编辑出版工作者是教师。在他看来，编辑出版工作者和人民教师一样，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作为一个编辑出版工作者就应具有崇高的道德、高尚的人格和丰富的知识。而编辑出版工作就是一种以影响和改变人们观念作为自己基本目的的精神生产，是为了培养“有益于社会的人”。出版人就“不光为赚钱”，更应“考虑社会效益”，“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了对编辑出版工作社会价值的正确认识，才有可能形成良好的职业态度。这种态度既体现在对作者、对读者方面，也体现在具体的工作过程和环节中。先来看如何对待读者的问题。在出版工作中，忠实地为读者服务，直接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叶圣老在一生的编辑出版生涯中，有着一个执着追求的目标，那就是：为读者服务。在解放前的进步出版活动中，他坚守这个信念，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在读者中树立了敬业、诚实、守信的形象。他这种一心为了读者的精神我们从他写作的上百则图书广告中就可见一斑（见《叶圣陶集》）。建国以后，他认为认定社会主义的出版方向，为的就是为整个读者群服务。他一再呼吁，编辑印刷环节要重视提高出版物的品质，同时特别强调发行工作要使读者满意。
与叶圣老类似，作为编辑家的巴金认为“编辑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桥梁”，并说：“搞好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也就是我的奋斗的项目之一”。在编辑出版的实际工作中，巴金十分珍重读者，认为得罪了读者，他们“不买我编的书，我就无法编下去”。在《随想录》中，他曾以《把心交给读者》为题，谈了他和读者的关系以及对出版人与读者关系的看法。这些对我们今天处理好与读者的关系都是很有启发的。
对作者的态度是出版人职业态度的一个具体的、也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刘杲同志在《浅议社会主义编辑职业道德建设》一文讲到了十个“如何对待”，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对待作者”。他说：“编辑要热诚地为作者服务，以更好地发挥作者的积极性，向读者提供高品质的图书。为了这个目标，从选题、提纲到撰写、修改，从体例、规范到资料、辅文，编辑对作者要相见以诚，充分尊重作者，同时尽力帮助作者。”确实，一个出版工作者对作者的态度如何，直接反映其职业态度的好坏、职业精神的高下。
在处理和作者的关系方面，文学编辑家巴金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指出：“编者和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编辑同作家应当成为密切合作的朋友。”他在《真话集》中撰文批评说：“这些年同某些出版社打交道，我有一种不应有的感觉，对方好像是衙门。在这方面我有敏感，总觉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现了出版官。”他认为，编辑也好，作家也罢，都不过是一种职业，一个工作岗位，彼此应互相尊重，商讨切磋，共同促进。巴金主张编辑加工文稿时，“有权不必滥用，修改别人文章不论大删小改，总是征求作者同意”。对待作者态度的另一方面是要热心扶持，乐于奉献。还是说巴金。当年，他独具慧眼，推出了名不见经传、年仅25岁的曹雨的《雷雨》，成就一段文坛佳话。知道这段编辑轶事的作家萧乾曾打算写文章介绍此事，意在教育“新的一代编辑们能更及时更认真地看一切来稿”。巴金始终认为，编辑的成就在于发现新人新作。他为此而披肝沥胆：“近十三年来我的大部分光阴都消耗在这个纯义务性的工作上面……”他所说的这个“纯义务性工作”便是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巴金更为可贵的，还在于他为了进步的文学事业、出版事业，无私地奉献自己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才智。他为作者改稿、校稿，甚至抄写稿件，撰写广告辞，是经常的。比如，他就曾在抗战颠沛流离之时帮助早谢而多难的女作家罗淑整理、抄写了一本本遗着，收入他编辑的《文学丛刊》和《翻译小文库》出版。他还为田涛编过《荒》，为素不相识且已离开人世的郑文光编过短篇小说集《大姊》，为鲁彦遍过遗着《鲁彦短篇小说集》，为缪崇群遍过遗着《碑下随笔》，等等。巴金之所以这样认真执着地为这些早逝的作家花费精力，编辑出版他们的遗着，主要是“不忍心让作者的心血这样腐烂下去”。巴金和作者共同珍惜“心血”的结晶，因而他在编辑出版事业中永远保持旺盛的精力、高度负责的精神。现在讲，态度决定一切。这种态度和精神正是巴金编辑出版事业取得成功的内在条件之一。
出版人职业态度的物化成果是出版物。那么，职业态度也具体体现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之中。对编辑出版工作本身的态度，也就是出版人职业态度的具体呈现。我们知道，保证出版物的品质，既是编辑出版的工作责任，也是出版人职业道德的要求。产品的品质是劳动者的刻意追求，又是劳动者的职业荣誉。编辑出版工作也是这样的。从选题策划，到编辑加工，到装帧设计，再印制发行，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自觉地保证出版物的内容品质、形式水准、服务水准，是出版人职业道德的体现。我们讲职业态度不是一句空话，它最后应落脚在出版物内容的高品质，形式的有创意，服务的高水准，要让作者满意，让读者称心，对国家有益，对社会有益，要实现两个效益的有机统一。
我们今天常讲：“细节决定成败。”“细节见证品质。”的确，出版人的职业态度往往是通过工作细节、具体而微的工作流程展现出来的。叶圣陶在谈到出版物质量时就曾建议：“我们必须在每一个工作阶段上，从著作、编辑、审稿、整稿、发稿、印刷、版式、校对、装帧以及重版等方面建立起严密的检查制度，建立责任制，加强工作纪律。”这是从编辑出版管理的角度提的建议。若从出版工作者主体的角度看，那就是要自觉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树立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并把它们落到实处。事实上，叶圣老也是对编辑工作高度负责的楷模。比如他对编辑的语言文字就高度重视，并在自己的编辑实践中严把语言文字关。他认为，“语言是新闻出版工作者的工具，也可以说是武器。”“编书和写家信不同，写家信有差错，受害人少。编书、写文章有差错，使读者受害，即使是小错，也成了大事。”当编辑的，“应该把自己负责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拿到天平上衡量一下他的轻重。”他强调“出版事业首先要抓紧撰着编辑这一环，不惮斟酌再三，不厌屡易其稿，务求做到尽可能完善”。他还说：我们“对于出版的每一本书刊，对书刊中的每一个词句，每一幅画片，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要采取极端负责的态度”。叶圣老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六十年，我们从他曾经编辑过的图书期刊中可以知道，他所要求别人的，正是他自己已经做了的。
与叶圣老一样，巴金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也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他们在职业态度上可说是如出一辙。巴金很谦虚，他曾说：“抗战初期我看见茅盾同志批改过的稿件，才感到做一个责任编辑应当付出更多的精力和心血。”巴金悔恨自己的字“还是歪歪斜斜，字字出格”，等等。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见巴金是怎样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和敬业精神，也间接瞭解到作为编辑家的茅盾的可贵的职业态度和职业精神。
事实证明，一个出版人的职业态度是建立在他的职业价值目标和理想基础上的。我们今天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理当在崇高职业价值目标和理想的引导下，向老一辈的出版家学习，树立良好的社会主义出版职业态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服务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任何沉重负担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得到的将不是可怜的，有限的和自私自利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亿万人，我们的事业虽然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发挥作用，当我们离开人世之后，高尚的人们将在我们的骨灰上洒下热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7页）我们深信，出版工作正是这样值得我们为之骄傲、也值得为之奉献的崇高职业。
（据《大学出版》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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