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锋，是中国新闻社记者。34岁时与新华社记者笵丽青共赴台湾，采访1991年“闽狮渔案”，迈出了中国大陆记者访台“四十年间第一步”。
——郭伟锋，中新社负责港台新闻报导的副总编辑。35岁上任伊始，即致力开通两岸交流的管道。1992年，中新社在台北召开两岸关系研讨会。至今，已开3届。
——郭伟锋，首次提出“一国两制新闻学”的概念。这是一种以社会主义新闻思想为主体，又能相容资本主义新闻事业在港澳台地区存在的新闻理论。以此为主要研究物件的研究中心已在武汉大学成立，郭伟锋担任中心副主席、兼职教授。
——郭伟锋，现已4次赴台，是中国大陆赴台次数最多的记者。现在，中国新闻社已有33人次赴台，中新社的新闻被台湾岛内三四十家媒体采用，中新社年均播发涉台新闻通稿2000余篇，专稿400多万字。
——郭伟锋，供职中新社14年，其间共编书写书14本。他说，记者要成为专家。记者要成为两岸的眼睛。
眼中有黄河淡水河
郭伟锋是首批赴台的中国大陆记者，又是目前赴台次数最多的中国大陆记者。
1995年3月，郭伟锋四赴台湾是率团参加第3届“变迁中的两岸经贸关系研讨会”。《中国时报》董事长、80多岁的余纪忠先生设宴款待客人时，正值江泽民总书记对台春节讲话发表不久。台湾的政治空气浓稠而又杂味，宴会的气氛也一时凝重。
这时郭伟锋站起来，在“中时”大厦最高层致答谢词。“中时”大厦远眺淡水河，在落日余晕里静听着来自中国大陆的声音。郭伟锋表述完两岸应从一个中国立场和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问题，消除歧见的意见之后，随即吟诵了一段唐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郭伟锋说，坐在最高一层楼的诸位，不仅应看得到淡水河，还应看得到长江和黄河。
此言一出，掌声大作，满座欣然。事后，郭伟锋说，这是一个偶然的即兴。但这即兴后面的背景却是祖国统一的胸怀和坚定的国家意识，这种统一的意识和国家的概念却又缘于内心的自然流露——
1991年，郭伟锋与新华社记者范丽青迈出40年间那第一步时，也遇到了国家意识的考验。在台北桃园机场，有两个入境通道，一个是本国籍通道，一个是外籍人通道。当二位元记者发现自己已被簇拥到外籍通道前，立刻掉头从本国籍通道通过。
这一步走得非常不容易。台湾“海基会”秘书长陈长文对郭伟锋和范丽青说，你们走了一小步，两岸关系走了一大步。其实，每天看十几份台湾报纸，写过千余篇台湾方面文章的郭伟锋，一直在心中执着地等待着赴台的那一刻。
还在80年代末，在港澳报导方面颇有建树的郭伟锋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台湾方面的采访工作，那时他就已经意识到：“为促进祖国的统一，呼吁呐喊是我们最大的历史责任。”
而后有了1992的“变迁中的两岸经贸关系研讨会”，这是两岸首次在台北合作举办研讨会。为突破台湾当局设置的种种障碍，中国新闻社和台湾《中国时报》作出了种种努力。
整整6个月，每天的午夜，郭伟锋家的静谧都会被来自彼岸的铃声打破，电话经常要持续一个小时，许多细节都需要商谈，许多难题都需要琢磨。两岸的热线持续了半年。半年之后，在中新社社长诸有钧率领之下，著名学者童大林、萧灼基等如期赴会。
研讨会现已开到第3届，数十名著名专家、高级官员、经贸界高层人士通过这一管道赴台，并与台湾多方面接触，成果有即时的，更有长远的。现在，中新社人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朋友遍台湾”。
据悉，具有涉台湾新闻传播悠久历史、人才倍出，而且是接待第一批来中国大陆采访的台湾同行的中新社，年均播发涉台通稿200多篇，专稿百多万字，除为港澳及海外华文报刊广为采用以外，中新社的稿件还被三四十家报纸采用。
有海外资深记者评论说，中新社的对台报导很具有前瞻性。而要想前瞻就得更上一层楼。当作为中新社副总编的郭伟锋提出构筑“一国两制新闻学”的理论时，黄河、淡水河就在他的心中流淌。
郭伟锋说，两种体制中的中国人将面临着互相观察、全面接触、交融汇合的大趋势，但中国大陆与港澳台的新闻理论又是如此不同，如果没有一个以社会主义新闻思想为主体，又能相容资本主义新闻事业在港澳台地区存在的新闻理论，冲突与摩擦势必加剧，导致两岸之间民众、社会的误解加深，从而影响到“一国两制”的实施，影响中国的进程。
实践的求助理论的发展，而填补过理论空白之后的新思维又将带来一次行动的飞跃。在中新社的领导们充分认识到理论的力量，而且给予大力的支持下，自1991年起，中新社涉台新闻研讨班已举办3届，90多人次参加了学习。郭伟锋说，中新社多兵种、多品种、全方位做好台湾及两岸关系新闻报导工作的格局已经形成，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中新社对台报导的基本方针。在近年来批判李登辉搞“台独”的舆论斗争中，中新社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笔中有两岸四季风
80年代初，郭伟锋落笔写影星的时候，影星报导还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当时刘晓庆到大兴安岭拍《红豆》被人传言外逃前苏联。于是，郭伟锋跋山涉水，站在尺深的雪地里采访了刘晓庆。几千字的专稿被香港的《商报》分3期刊登，3天的《商报》全部卖光，这在该报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80年代中期，郭伟锋的笔触及香港各界，与许多港人交上了朋友，许多大企业家都可以随时成为中新社的采访对象。1986年港督尤德去世后的二三个小时内，郭伟锋就组织采访了20个大企业家，表达了对香港前景的信心，引起新闻界一片好评。
80年代末，郭伟锋的笔开始触摸彼岸，他为自己确立了这样的采访和报导原则：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有利于中国大陆读者加深对台湾的瞭解，有利于两岸民众的团结。
为身体力行上述原则，郭伟锋付出了很多精力——
1988年底，郭伟锋综述这年台商在中国大陆投资呈现的五大发展变化，劝诫台湾当局：台商赴中国大陆投资，热潮已如滚滚长江不可遏制。
1989年底，郭伟锋透析该年台商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发展趋势，言明“北京风波”以后，台商的投资不会减速。
1990年底，郭伟锋分析之后得出结论，称这年为中共中央与国家领导人最关注两岸交流的一年，5位主要领导人公开会见台胞共逾千人，与台胞直接交流与沟通最为密切。与此同时，郭伟锋又撰文批评台湾当局，以“三心二意”对待两岸经贸关系有逆潮流。在政治上存戒心，在经济上有忧心，在处理具体事宜上又徘徊小心，于己于民都不利。郭伟锋在新闻稿呼吁两岸一心一意合作互利，若能如此，则民族幸甚。
现在，郭伟锋和其同事们的港台海外评论已结集出版，虽是一些文辞的评论文章，但渴盼祖国的情怀和为此目标作出的努力则开卷可见。至于1991年的那40年间第一步，郭伟锋迈得更是格外深情。
从他在“闽狮渔案”充分报导以外一天一篇台湾民风民情通讯的格局，可以看出郭伟锋在赴台之前便怀揣了一个庄严的计画——把台湾告诉中国大陆，因为“记者是两岸的眼睛”。
据称，在台湾台中港，郭伟锋采访码头工人把赈济1991年安徽、江苏水灾灾民的大米装上船时，曾有人非要接他去看几包被雨淋得发霉的大米。郭伟锋拒绝了。他知道，台胞捐送大陆灾区的成千上万包大米都是好米，而大炒特炒这几包霉米只能挑拔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情谊。
于是，郭伟锋去写了台湾茶艺馆里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写了美丽的台中市，友善的台中人。同时，一个陌生人“两岸三通，越快越好”的喊声也没有漏过郭伟锋的笔尖，而多少基隆人的热情又怎能不尽染郭伟锋的纸边呢？！
郭伟锋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社会，都有着阴暗面，如果有目的话，依照事实，也能把台湾社会写得一塌糊涂。其实，要想丑化台湾无需来台，光摘台湾报纸就足够了。但是，郭伟锋没有那样做。
回到北京以后，一位定居北京的台湾教授见到郭伟锋，执手与他讨论人格问题。他说，郭伟锋的台湾通讯他全部看过，他认为，没有一定的人格，是无法写出那种文章来的。
加快起与台湾教授那次相见，郭伟锋告诉笔者，这是教授的厚爱这词，如果一定要用“人格”来解释的话，两岸的记者都应该有这样的“人格”：彼岸是我土地，是我的兄弟姐妹，是我的爱心所在。郭伟锋说，具有这样的“人格”不愁写不出真正的好新闻来。
家中有一本地图千种书
郭伟锋有一本台湾地图，翻了几年，已经破损。上千册关于台湾的书，也会时常与主人相看无厌。据称，郭伟锋这些年到处寻购与台湾沾边的书，甚至连一些民间故事、武侠小说都不放过。
所以，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郭伟锋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一瞬间的好感觉来自于千百日的研讨和千百次的探求；而为此付出的，又岂止是作为一个未及40岁的年轻人，他至今还一直与跳舞、与卡拉OK无缘？！
逛书店、书摊成了郭伟锋一项重要的“娱乐”项目，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收集各种各样的内容涉及台港澳的书。正是这些书，支撑着郭伟锋在上千次台湾记者的提问中挥洒自如。
虽然1991年在台的12天，郭伟锋已被淹没在了记者问题的海洋里，但最具有难度的一个问题却并非出自于记者之口。那一天，郭伟锋等被安排参观台北故宫，接待小姐劈头问了一句话：你们最想看台湾故宫里的什么东西呢？
环绕着他们的30多位元台湾记者都摒息静气地等待着答案——
“希望先看翡翠玉白菜，再看宋汝窖品。”
郭伟锋告诉笔者，“翡翠玉白菜”是世界闻名的国宝，而台北故宫的宋汝窖品23件，全部从北京故宫运来，北京故宫中，一件都没有了。
在那种时刻可能被台湾“记者墙”封堵的全透明采访过程中，郭伟锋更多地不是代表他本人，而是代表中国大陆记者群体的形象。
据说，在郭伟锋等抵台之前，台报曾为中国大陆记者群体画图元：既保守又害羞，时间上没有紧迫感，没有人情味，看不懂繁体字等等。而在台12天呆来，郭伟锋、范丽青的言行举止，让台胞吃惊不小。台报评价：两人表现不俗，滴水不漏。
现在，郭伟锋已四去台湾。1992年，郭伟锋率中新社采访小组再赴台湾，走遍大半个台湾岛。1993年，郭伟锋等人赴台采访国民党“十四全”，成为首批采访国民党高层活动的中国大陆记者。1995年，郭伟锋又率第一个中国大陆经贸代表团参加在台北召开的第3届“变迁中的两岸经贸关系研讨会”。
5年过去，以学者型记者着称的郭伟锋更多了一些政治的敏感和学者的丰富。现在僵局已经被打破，两岸走向互动。两岸人员往来不断，投资合作日益发展，政治对话逐渐增多。作为记者，郭伟锋感叹自己有幸生活在这样一段壮美、迷人、崭新的时空；而作为记者，也只能把自己变成一名某一门类的专家才能应对变化的时代。
记者不光要有一双耳朵，一张嘴，还要有一个健全的大脑，要有思想；但要有思想，首先要有理想，郭伟锋说，一个记者如果没有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和统一作出贡献的理想，就很难有深度的思想。
当然，要有思想还必须勤于学习。郭伟锋认为，记者的职业能接触到大量的人与事，工作与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是有可能去攀登思想的高度的。
另外，还应学会站在专家的肩膀上看问题。郭伟锋自己不敢妄称专家，为弥补中文系毕业生新闻知识不够全面系统的缺陷，郭伟锋每周3次，历时一年半，用业余时间到中国人民大学修完研究生课程。
一年半的时间又慢又快，一年半以后的郭伟锋又多了一双更结实的新闻理论的翅膀，它将承载起多少两岸统一的责任呢？
郭伟锋没有说。
——郭伟锋不是一个喜欢言辞的人。
尽管他很善谈。
——郭伟锋是广东梅县人。因家族中许多人居住在港台海外，所以天然喜爱涉足港澳台的新闻报导。在武汉大学读书时，曾写过一篇香港背景的小说，获校园文学奖，从此更立下了从事涉足港澳台工作的志向，他十分庆幸自己能进入中新社，并且在这里吸纳了充足的养份。
——郭伟锋有一妻一女。妻子是教师，女儿今年7岁，长得美丽而忧郁。
（本文原载一九九六年第三期《中华儿女》（海外版）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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