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锋，男，1957年生于广东乐昌。1974年起下乡、当工人。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到中国新闻社，先后任专稿部记者，香港分社采访部主任，总社港台海外部主任，1992年出任中新社副总编辑。
作为新三届中人，您觉得是否比许多其他同龄人幸运？
我觉得是的。非常幸运。我能做到今天这一步，事业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我觉得和我的经历也有关系。
“新三届”的提法我觉得很有道理。从考学的角度看，经过文革，积累了整整十年的人。经过三年的高考，其中相当一部分文化底子较好的年轻人被选择出来。以前靠推荐上大学，积累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虽然有才华但出身不好的学生得不到推荐，而且那时候学校也少，所以总的上学机会就非常少。机遇对他们来说，真是可遇不可求。
您在1977年是不是考过一次？
是的，我在1977年考过一次，当时是各省自出题目考试，我的政治卷考了个全地区第一名，但数学较差，差点儿零分，所以录取是当地的一个专科学校。后来我觉得自己志不在此，想更开拓一些，还想再拚一拚。当时时机也比较巧，过了半年又迎来了全国第一次的大学入学统考，所以就放弃了专科学校。后来就考上了武汉大学。
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我从中学毕业之后下了两年乡，当了两年工人，这一经历是非常有用的。我现在从事和社会联系非常紧密的新闻工作，没有这个社会经验的话，就好像往上走的时候缺了几个台阶。从整个过程看，下乡的时候很艰苦，当工人的时候也很艰苦，也感觉不到当时有什么出路，但是当时还是坚持学习，所以一恢复高考，我还是比较顺利地考上了大学。
我考上武汉大学时21岁，现在来说是比较大的，在当时来说是很小的。我们同班的同学年纪最大的36岁了，最小的16岁。我们那一届爸爸和儿子同时考上大学的情况也不少见。十年的积累之后，通过三年的考试，把那些勤奋而有才华的青年选拔出来，通过竞争选拔上来，这是“新三届”和此前十几年的大学生不一样的地方。尽管我们那时的老师还是非常简单，但毕竟是竞争，非常大范围内的竞争。我当时在广东，是一百人考上一个，就是这样的比例，当时觉得很残酷。所以，读书有用的观念通过“新三届”彻底驱逐了读书无用论。
在下乡的时候，我和几个要好的朋友都喜欢读书，还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当时还有农友奇怪，这年头读书还有什么用。结果恢复高考后，我们那一拨人都上了大学。
以您这样的年龄达到今天这样的成就和地位，我想，如果您现在已经50岁出头——就是说像你们同届的年龄较大的同学那样——您的心态肯定和现在不一样。
没错。所以说我们这一拨赶上文革的尾巴，没有耽误太多的时间，毕竟还只上小学，连红卫兵都不是，只是红小兵。虽然在文革中也泡了十年，但文革对我们没有造成太模式化的影响。
还在80年代末，你在港澳报导方面已颇有建树，并决定在台湾方面的工作上做出新的尝试。第一次到台之后，又于1992年在台北成功地策划组织“变迁中的两岸经贸关系研讨会”，这在两岸关系史上又是一个突破。迄今，这种以两岸经贸关系为主题的、两岸人士共同参加的研讨会已举办了三次，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经历。
我是广东人，家里很多亲友都在港台海外，这在以前受到严重歧视的，说明社会关系不太好。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外的第六类。这对人的心灵创伤是极大的。但我却因为这个原因，很小就对港台方面的事情感兴趣，爱听这方面的新闻，也想过将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在大学期间已经开始收集资料，系统研究港台问题。所以后来到中新社，负责港台报导，我非常高兴。中新社在对港台宣传方面是一个权威媒体，专家如云，高手林立，这对我的成长极有好处，它为我提供了一个大舞台，这是我永不忘记的。
1991年8月，我与范丽青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台北桃园机场。我们面前有两个入境通道，一个是本国人通道，一个外籍人通道。当我们发现自己被簇拥到外籍人通道前时，二人立刻奋力挣出人群，掉头走过本国人通道。
这是两岸四十年来大陆新闻记者迈向台湾的第一步。这一步走得非常不容易。台湾“海基会”秘书长陈长文对我们说，你们走了一小步，两岸关系走了一大步。
1995年3月，我四赴台湾是率团参加第三届“变迁中的两岸经贸关系研讨会”。《中国时报》董事长、八十多岁的余纪忠在“中时”大厦最高层设宴款待客人。此时正值江泽民对台春节讲话发表后不久，台湾的政治空气浓稠而又多杂味，宴会的气氛也一时凝重。
轮到我致答谢词了。在落日的余辉中大厅显出片刻的宁静，大家仿佛能听到淡水河清澈的波声。大家在等待大陆记者的发言。
我表述完两岸应从一个中国立场和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问题以消除歧见的意见后，随即吟诵了一段唐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说，诸位坐在大厦的最高一层，不仅应看得到淡水河，还当看得到黄河和长江。
此言一出，掌声大作，满座欣然。其实，这是一个偶然的即兴。但在这即兴背后，毫无疑问有一种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和坚定的国家意识。
“新三届”人有什么特点？
我们这一代人恐怕是最坚定地拥护改革开放路线的。这一点是不会动摇的。当时也不是说不接受工农的改造，就是觉得国家不需要知识，不需要有抱负的青年，总是不太对头的。像我们这样的青年，就想多学点东西，多做些正经事，可是没有上学的机会，我这种归侨子弟更是如此。所以，恢复高考，重新考大学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对那种极左的思想是一个冲击，对社会结构也是一个冲击。另外，对青年的思想也是一个极大的震撼。原来我们可以不靠出身、不靠背景、不靠关系，可以靠我们的奋斗。这种观念在一夜之间树立起来了。我当考上一个本科，全县出名，比现在一个博士还轰动。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崇尚个人的努力和奋斗，遇到问题不气馁，相信自己的奋斗会有结果。这是这一代的特点，不怨天尤人。表面上看来只是考大学方式的改变，其实改变的是人本身。我在北京的同学们干得都很出色，在各行各业。他们基本上没有背景，很少靠关系，多数人靠个人埋头苦干。这些人还有一种群体性格，就是不喜爱溜须拍马。从内心深处看不起靠走后门拉关系发达起来的人。不是说这个群体里没有人做这种事，而是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内心世界有一个特殊的性格，不管做还是不做。
当然，这也不能完全说是对个人奋斗的相信，但这肯定是对知识的崇拜，对奋斗精神的崇拜。
“新三届”有个好处，大家都没什么特别背景，对社会现实、对世态炎凉的瞭解又比这之后的大学生要多，所以比较容易看得开，也比较容易放得下。今天的成绩不能说明明天的前途无量，今天的失败也不能肯定明天的事业不景，只有靠不断努力，不断挑战，战胜自己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出版社《洗礼岁月——77、78级大学生求学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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