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海峡两岸民众爱戴的汪道涵会长永远地离开我们了，这是祖国统一大业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汪道涵会长虽然逝世了，但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我与汪会长接触的过程中，感受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他心怀祖国，二是他情系台湾。
汪会长研究台湾问题首先是把台湾问题放在整个中国和平发展的大格局中去思考，把台湾问题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背景中去考虑，而绝不是就台湾问题论台湾问题。他心中始终装着整个国家的大局，他思考一个中国，是将台湾放在整个中国发展与崛起的大格局中去考虑的。他心怀祖国情系台湾，将13亿大陆同胞与2300万台湾同胞的前途与命运结合起来，站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待台湾的过去，思考台湾的未来。他常常说要阐述统一的好处，要抓住两岸民众的利益问题，要促进共同发展，要完成两岸的融合，要建立双赢，要实现共同繁荣，要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统一的新中国。这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的“共同缔造论”。他把邓小平的“谁也不吃掉谁”和江泽民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两句箴言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对未来的一个中国有许多丰富的设想，展现出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
汪会长善于就两岸间一切重大的问题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他经常请海内外的学者来“摆事实、讲道理、辨是非、求共识”，他善于听取每一个人的意见，鼓励大家思考问题，哪怕一些极端的、有偏颇的意见，也不加指责，而是让大家在辩论中提高。他尊重那些有分析有创意的学者，哪怕只是一个无名小辈；他唯一不能容忍的就是讲官话、讲大话、讲套话。每次接待事毕，他总会来电话，听取我们对他发言的评论，他不耻下问，作风民主，与他在一起，真是如沐春风。
汪会长经常布置我们搞点专题研究，写些对台文章，并字斟句酌，亲自指点，这时的他又变得严厉起来。他说：“我们所写的一切文章是要让台湾同胞看得进看得懂！”我生性偏激，文章火气较大，也有教条习气，因此没少受他的批评，也没少给他惹麻烦。
汪会长从事对台工作，最大的特点是对台湾同胞寄予深切的爱，他同情台湾同胞不幸的遭遇、理解他们的想法，他对任何蔑视台湾同胞的言论都感到愤怒，他不容忍以谩骂台湾同胞以示“立场坚定”的作法，他总是强调要瞭解台湾民众的心态，要把改变台湾民众在国家认同上的混乱作为主要工作。
汪会长接待过许多台湾各界人士，他们的统独立场不尽相同，但他总是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耐心听完他们最后一句话，和颜悦色地做他们的工作。他坚持一个中国，但从不用教条的方式去宣传，而寓一个中国原则在喻情喻理喻利之中，用祖国亲人的宽阔胸怀，用父辈的慈祥去感召对方。无论京剧戏曲、小说音乐、天文地理、历史典故、菜馔酒水……无不成为他做工作的豆兵，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被他巨大的人格魅力所倾倒，台湾各界人士也都愿意对他倾诉衷肠。
汪会长关心台湾同胞的疾苦，十年前就让我们筹办一个台湾同胞服务中心，试图解决台商在大陆的不便。他多次听取台湾同胞在大陆遇到的不便，设法尽力改善他们的处境。有一次他听取了一位信访办负责同志的汇报后，竟连着两三夜无法入眠，三天中给我打了十多次电话，谈了他的焦虑，也提了许多保护措施。他真是用整颗心去爱台湾同胞。
1999年，按上海“汪辜会晤”之约，汪会长应该访问台湾，为此他认真地做了长期的准备，也听取了各方对他访台的建议。有人认为应该去宣传我们的政策，有人认为应该去揭露“台独”的图谋……他却认为自己是两岸分隔半个世纪后祖国派往台湾最高级别的亲人代表，是代表祖国去慰问久违了的兄弟姐妹，是省亲之旅，而不是去吵架的。他这种定位让李登辉十分震惊，他知道汪会长此行若能成行将魅力无限，“台独”将找不到藉口，于是用“特殊国与国论”来阻挡汪会长的“省亲之旅”。汪会长之夙愿终于抱憾，何其残酷。
汪会长十分重视对台研究，正是在他的表率下，上海形成了一支人数可观的对台研究队伍，这支队伍在他的呵护与培养下，形成了认真钻研与实事求是的学风。这是他留给上海的一笔可贵的遗产。我们要继承汪会长的遗志，把上海对台研究的好风格、好传统保存下来，并继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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