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康宁

　　“一种语言从地球上消失，就等于失去一座卢浮宫。”那么，珠江文化圈拥有数十种并未消失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就等于拥有数十座迄今保存完好的“卢浮宫”。

　　当今世界，在经济走向全球化的同时，文化正走向多元化。如何对待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就成为一个世界性课题。2004年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该年度《人类发展报告》中，审视并否定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该报告引述南非大主教戴斯蒙·图图的话作为结论：“为我们的差异而喜悦。”

　　中华文化、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但并非像亨廷顿所断言那样，构成新世纪世界的冲突图谱。中国各个民族、各个民系、各个区域的文化之间，同样存在着差异。正因为存在差异，才构成博大精深、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之林。就语言来说，汉语七大方言，都有各自的源流和特色，相互之间的差异，比欧洲一些国家语言之间的差异还要大。但不管有多大差异，它们始终是汉语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使用着同一种文字。由于兼容各种方言，汉语才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使用人数最多的语种，成为维系中华文化五千年不衰的重要因素。

　　珠江文化的独特品格，在于不仅以兼容精神对待本地域各个民族、各个民系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且以开放精神对待海内外文化之间的差异，因而成为沟通海内外文化的桥梁，成为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与当代改革开放试验的精神动力。珠江文化的兼容精神与开放精神，在汉语方言得到充分的体现。下面只就整体特征谈些浅见。

　　一、丰富多彩的方言种类

　　珠江文化圈的汉语方言种类之多，差异之大，在全国首屈一指。汉语七大方言，这里就有六种：粤语、客家话、闽语、湘语、赣语以及西南官话。其中粤、客、闽三种方言主要通行于珠江文化圈；湘、赣两种方言既通行于珠江文化圈，又通行于长江文化圈；西南官话则是官话的一个分支。除六大方言外，还有多种小方言，例如广西的平话，粤西北的标话，海南的儋州话、临高话、迈话。在广东、广西以及湘南一带，还有一大批土话，如广东韶关、清远的星子话、丰阳话、西岸话、保安话、阿B话、黄圃话、长来话、北乡话、皈塘话、蓝山话、莲塘话、连滩话、楼下话、煤田话、虱麻话、长江话、雄州话、鹤话，博罗的平婆话，龙门的路溪话，广西贺州的民家话、七都话、八都话、九都话，以及湖南新田的茂家话、嘉禾话等等，它们不仅有别于周边的粤、客、湘方言，相互之间也并无归属关系，因此都是独立的小方言。这么多的汉语方言，来自不同时代，来自五湖四海，聚集于珠江周围，实在是一个奇迹。

　　珠江文化圈的汉语方言不仅种类多，而且差异大，包括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异，方言与方言之间的差异。有差异便有特色。笔者曾经撰文论述，粤语来源于两汉时期的雅言，保存着雅言音系的特色。而客家话来源于两宋时期的中原正音，保存着中原正音音系的特色。西南官话则来源于明清时期的官话，保存着明清官话音系的特色。雅言是上古时期的汉民族共同语，中原正音是中古时期的汉民族共同语，官话则是明清时期的汉民族共同语，历史上三个阶段的汉民族共同语，尤其是在中原一带已经消失的雅言和中原正音，都保存于珠江文化圈，这对于汉语发展史的研究，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例如，宋朝以前的古汉语，包括雅言和中原正音，都有平、上、去、入四声。唐诗宋词就是根据四声的抑扬顿挫，创造了一套平仄韵律，将汉语的音韵美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在元朝之后形成的官话及今天的普通话中，古代的入声，一部分变成了平声，一部分变为上声或去声，因此，北方人要分清平仄，只能查《诗韵大全》，平仄韵律已经成为一个没有美感可言的躯殻。而粤语和客家话保存着宋朝以前古汉语音系的特色，包括平上去入四声，可以“原汁原味”地领略传统诗词的平仄韵律，全面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一瑰宝。珠江文化圈的各种小方言，也有各自的特色和文化价值。如分布于怀集、封开、阳山部分乡镇的标话，是一种独特的小方言，跟周边的方言差异很大。据一些学者考察，标话区居民的祖先是春秋战国时期由中原迁来的，比秦始皇进军岭南的五十万大军还要早得多。其语言吸收了当地百越土著语言的大量因素，可以说是古百越语言的活化石。美国一位学者说：“一种语言从地球上消失，就等于失去一座卢浮宫。”那么，珠江文化圈拥有数十种并未消失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就等于拥有数十座迄今保存完好的“卢浮宫”。

　　二、纷繁复杂的分布格局

　　珠江水域自古以来就是汉族移民与众多少数民族杂居之地，其中汉族移民来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域，形成多个民系。珠江文化圈的汉语方言，多数是民系方言。这些方言在分布上，也不是依据地域，而是依据民系的迁徙轨迹。广府民系的形成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密切关系，因而粤语的传播主要凭藉西江及其支流，形成“沿江分布”的格局。福佬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汉书·严助传》），“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越絶书》），闽语也就从福建沿东南沿海一路扩张到雷州半岛、海南岛以及台湾。因此，闽语是“沿海分布”的。客家人的迁徙方式是散发的，使客家话在分布上也呈现散发式，覆盖国内十多个省市，基本上泛珠三角各省区都有客家话区。同时，客家人多数定居于山区，“凡客皆住山，无山不住客”，使客家话“沿山分布”。不同的传播和分布方式，使各种汉语方言互相掺杂，汉语方言又与少数民族语言互相掺杂，形成许多“双方言区”或者“双语区”，往往在一种大方言区中又有若干个小方言岛或者少数民族语言岛。例如，粤语是珠江文化圈最具强势的方言，珠三角是它的中心，但在佛山、中山、珠海等市，就有不少客家方言岛和闽方言岛，它们处于周边粤语的包围之中，其使用者早就学会粤语，却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母语。

　　不同方言相互掺杂，是否引起矛盾甚至冲突？毋须讳言，珠江文化圈各民系之间，确实有过冲突。如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台山就发生过粤客械斗。至于起因，民国《赤溪县志》说是“只因方言不同”。然而，这只是官方的结论，对此我一直存疑。纵观广东境内所发生的多次械斗，既有民系之间的，也有同一个民系的，哪一次不是由于经济利益？所以，说这次械斗“只因方言不同”，恐怕未必合乎事实。同时，与中原逐鹿及汉胡战争相比，局部地区的械斗毕竟是“小巫见大巫”。纵观两千年，在大多数时期大多数地区，各民族之间，各民系之间，是和睦相处的。因为这些汉族移民大部分经历过中原逐鹿或者极权专制，渴望和谐与宽松的环境，不约而同地将远离统治中心和逐鹿战场的珠江水域作为落脚之地。正如白居易一首诗中所写：“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因此，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的差异不成为沟通的主要障碍。各种方言互相掺杂、互相包容、互相吸收、各自发展，从而形成今天这种纷繁复杂、多姿多彩的格局。

　　三、兼收并蓄的词彚特色

　　一个地域社会生活变化上的共同趋势，便形成这个地域方言特征词的整体特色。珠江文化圈方言特征词的整体特色，则是古代词语与当代流行词语交融，本地词语和外来词语交汇。

　　珠江文化圈的几种主要方言，包括粤语、客家话和闽语，都来源于古汉语，保存着大量古汉语词。其中有些通用于粤、客等方言，例如“佢”（他）、“着”（穿）、“颈”（脖子）、“面”（脸）、“翼”（翅膀）、“屋”（房子）等；有些保存于粤语，例如 “镬”（大锅）、“揩”（洗）、“饮”（喝）、“度”（量）、“估”（猜想）、“匿”（藏）、“悭”（节省）、“几多”（多少）、“旧时”（过去）、“卒之”（终于）等；有些保存于客家话，例如“孵”（蹲）、“搣”（做）、“揿”（按）、“擘”（张开）、“涿”（淋雨）等；有些保存于闽语，例如“汝”（你）、“伊”（他）、“目”（眼）、“卵”（旦）、“骹”（脚）、“糜”（粥）、“曝”（晒）等。也有来自古百越语的，例如粤、客、闽方言通用的“睇”（看）、“啱”（刚刚）等。

　　珠江文化得风气之先，因此，珠江人创造了许多流行词语。例如粤语中的“炒鱿鱼”、“炒更”、“埋单”、“搞掂”、“生猛”、“入围”、“抢手”、“爆满”、“人气”、“减肥”、“花心”、“靓女”、“煲电话粥”等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的流行词语大量涌现，仅房地产方面，就有“置业”、“物业”、“按揭”、“楼盘”、“楼宇”、“楼花”、“写字楼”、“烂尾楼”等。它们出现于粤语，流行于各地，而且堂而皇之地进入官方文件，以致许多人忘记了它们的“籍贯”。此外，个别流行词语，传到北方之后，发生了变化，例如“搞掂”变成了“搞定”，“埋单”变成了“买单”，使用率似乎还高于“原装”。

　　珠江文化兼容海外传入的多国文化因素，包括外来词语。不过这些外来词语多半不是“原装进口”，而是“来料加工”的。其中较早的是由海上丝绸之路输入的中东及东南亚语言音译词，例如粤语中的“邋遢”（脏），“冚”（盖）等来自阿拉伯语，闽语中的“阿沿”（铁丝）、“动角”（手杖）、“署甲”（合意）、“逃隆”（饶恕）来自马来语。18世纪，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随着中外交往日益频繁，出现一种“广式英语”，将英语单词用粤语音译，用汉语语法“组装”。由此而派生一批中西结合的词语，例如“冷衫”（毛线衣）、“恤衫”（衬衣）、“扑飞”（买票）“打波”（打球）、“波恤”（球衣）、“波鞋”（球鞋）等。改革开放以来，融入粤语的英语单词越来越多，有直接音译，例如“的士”（出租车）、“巴士”（公共汽车）、“飞士”（面子）、“波士”（老板）、“啉巴”（号码）、“士多”（小商店）、“贴士”（提示）、“杯葛”（扺制）；也有“组装”的，例如“大巴”、“中巴”、“打的”、“领呔”、“酒巴”、“网巴”等。

　　上述流行词语和外来词语，已经成为珠江文化的一种符号，随着南风北渐而传播全国。对此看法不一，有人斥之为“语言污染”，个别地区还采取行政手段加以扺制。例如在1986年，上海市政府就明文禁止“的士”这个词语，规定所有出租汽车都要去掉“的士”字样，否则不准上街营业。由政府出面来禁止一个词语，实属罕见，何况是在一个国际大都市。与此相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现代汉语词典》在1996年修订时，就将“的士”一词收録入该词典的第四版，同时收録的还有“巴士”、“生猛”、“炒鱿鱼”等。2005年出版的该词典第五版中，收録了更多粤语流行词语和外来词语。修订主持人晁继周先生指出：粤方言对汉语贡献很大，有查询和解释价值的广东话越来越多。进入《现代汉语词典》的粤语词，其中一部分前面加有方言标志，但可能过不了多久，这些方言就会变成普通话的一部分。

　　语言的吸收是双向的。随着华侨而漂洋过海，到达东南亚甚至登陆美洲，珠江文化圈汉语方言的一些词彚，也进入外国语言，收入当地的词典。例如，泰语中的糜（稀饭）、厚栗（栗子）、莲果（荔枝）、灌肠（腊肠）、屐（木鞋）、斋缸（花瓶）、桌（筵席）、箔（捕鱼用的竹栅）等词来自闽语，英语的tea（茶）也来自闽语；silk（丝）、wok（镬）、pak choi（白菜）、kumguat（柑橘）、longan（龙眼）、dimsum（点心）、wonton（馄饨）、kungfu（功夫）等单词来自粤语。

　　总之，珠江文化圈的汉语方言，充分反映了珠江文化一贯的兼容精神与开放精神。只要坚持幷发扬兼容精神与开放精神，珠江文化就一定可以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排头兵，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