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昭璇 郑力鹏 曾宪珊

　　赵佗在历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推动中原文化与越族文化的融合。他入越俗“椎髻箕踞”，自称“蛮夷大长”，教化越人，为越人所欢迎。中原文化因而得以向南方稳固发展，，逐步形成珠江文化。   

　　广州是珠江文化的中心地，珠江文化的建立，赵佗即为主要先贤之一。他是最系统、最全面把中原文化和百越文化融合起来的文化使者。他建立南越国后，采取“和亲”的办法治越，开创和平共处的局面，是在珠江流域推动的文化改革，深入人心。

　　一、和越政策

　　(一)改从越人之风

　　1.椎髻 《史记》记南越王赵佗椎髻箕踞见汉朝专使陆贾。陆贾说他：“反天性，弃冠带”。

　　2.箕踞 在汉人视为“看轻”别人的不礼貌举动，但南越人则风俗如此。

　　3.人殉葬(贵族葬礼) 如广州龟岗南越王王太子墓，即有四妾殉葬，这在汉族地区，早已废除。

　　4.住干栏屋　南越国宫室多为干栏式，即用椿柱承顶地板，再建宫室，如广州中山四路儿童公园东侧发现成排巨木板上，可见承巨柱柱椿。

　　5.用越人治粤　南越国丞相即为顺德人吕嘉，今顺德的金陡、石涌即为吕嘉建城退守地点。石涌的节拥山下，多西汉瓦碎片，可见当日已有聚落。在鱼塘掘地每见成层牛骨埋存。

　　6.和亲政策　《史记·南越列传》说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官任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其居国中甚重，越人信之，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愈予王”。

　　(二)输入中原生产技术

　　赵佗能把中原汉人先进的组织和文化不断输入，使越人诚服，愿意跟随赵佗进行改革。

　　1. 发展农业

　　农业的改革表现为铁器的输入，使石铲、石锄等落后农具改用铜器、铁器制成，提高农业生力。还有由汉输入牛和羊，交通工具有马的输入，又与长沙国建立“关市”交易，改变了先秦岭南“刀耕火种”的落后农业．使南越国国势日强。

　　2. 发展手工业

　　利用随军的部属人才，又携来北方工匠，大力发展南越铜器、陶器、蚕丝、金属业等手工业。大量输入铁器，代替铜器。赵佗自称有“甲兵百万”。当指他有强大武器为依据。金银器则表现为精美工艺技术，如越王墓出土金花泡饰，均用金丝和小金珠焊接成，珠小如沙，反映南越国与海外有技术交流。玉雕精美，每与金银配合，另创新风，显示南越风格，与海外文化交流有关。

　　制陶业已以泥质硬陶为主(90％以上)，即继承几何印纹陶系发展起来的，已近原始瓷(1280℃)了。建筑用砖瓦，亦与中原无异，如南越王宫的道路铺地砖、印花砖及印有“万岁”二字的瓦当，砖质窗棂，彩釉砖雕(朱、緑色残件），都是咸阳宫中学来的。陶文出现如“｜”、“｜｜”、“｜｜｜”、“×”等正好和今天仍用的南越王字相同，即今天所谓“花码字”的“一、二、三、四”，表示南越土邦已有雏形文字。

　　蚕丝纺织工具也在南越王墓出土，如铜制印花凸版(有学者称为世界纺织史上最早一套彩色套印工具)，可见专家们说赵佗立国丝绸大兴，原匹的或分别识出的即有绢、罗、纱、锦等，每种还有多种，如绢类中有“黑油绢”，大量丝织品可见不是输入的。

　　漆器方面，越王墓出土也有饰金盒、盘等高档产品，表示的手工艺之精，可能为贵重出口商品之一。最早存世“番禺”二字真迹，即在广州西村石头岗l号墓出土漆奁上，桂林郡治布山城墓葬中，显示漆器为南越土文化一种，亦当为外贸一主要商品也。

　　南越王墓出士平版玻璃牌、小串珠、耳珰等器物，可能亦为当时出口贸易的商品。因当时赵佗彩陶釉已属高温玻璃釉，故玻璃亦当能造，一如精巧玉器与中州玉饰不同(如构图灵活，动物动态逼真等等)，但对外销至为蕃人所喜。

　　赵佗治国手工业比南越土邦时期有了一个飞跃，故问汉使陆贾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遽不着汉?”（见《史记·陆贾传》）可见先秦分散土邦文化已为中原封建文化所代替。

　　3. 扩大经济贸易区

　　赵佗立国后，工农业发展，政局稳定，即利用经济上的富足向外扩展。其盛时，南越国中心地区则以南海至桂林(治布山)两地为主，象郡亦偏西，又有藩属为财物控制地区。珠江流域成为一经济实体，文化水平大为提高。

　　(1)北上　通过秦代开辟的五条主要山道和其他次要道路，将岭南货物北输中原。秦开的五条主要山道为：梅岭道、骑田岭道、都庞岭道、萌渚岭道、越城岭道。以上五条山道以潇水入贺最平，过山坳也是平谷地(作者考察)。越城岭道过坳为一台地，故秦已开渠(作者考察时还有秦台古迹)，古代此两道称“潇湘并称”。次要的人道还有不少，如下列4条：

　　城口道—仁化锦江过城口秦关通汝城耒江入耒水出湘。此道春秋末期已开通(作者考察)，即沿锦江航行上可至仁化扶溪、恩村，陆行一天到汝城。

　　京西大道—此道由英德沿北江直入乳源，不经曲江。上徭山西麓梅花，下坪石沿武水上临武，此路为山路，但最快速，汉荔枝运输即沿此道。

　　乌径道—浈江过低谷地区入江西信丰桃江入赣水。据作者考察，此道平缓但路程远，上京者不走。

　　临武道—此道由连山县东坡河星子上台地入临武，出嘉禾接舂陵水入湘，荔枝贡道，作者考察沿路平坦，走马方便。

　　故赵佗仍以这些过岭山道和山间水道相接为北上主要贸易商路，与长沙国相交恶时(如吕后时)，即侵略此带交通要区。

　　(2)东出　赵佗向东与闽越交易，时国境已入闽南，《史记·南越列传》云：“以财物赂遗闽越、两瓯、骆、役属焉。”

　　(3)西去　赵佗西方贸易亦远达云南西境，故该列传亦云：“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今保山怒江东侧，近缅甸境)。西北支跨过夜郎(今贵州大部)，远达四川盆地，即利用牂牁通粤(今盘江、红水河)。西方与毋敛、句町通商(右江流域、红水河下游)，亦为上云南的大道所在。

　　(三)建立海上丝绸之路

　　赵佗以“财力役属他人”．这些财力从何而来?海上对外贸易当为主要来源之一。始皇灭越即“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见《淮南子·人间训》），在前越相公师隅已建有南武城（即今广州），求宝货以贡魏王求保护之史实（即为“越贡奉邑）。

　　《汉书·主父偃传》云：“将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即秦末边疆大吏多利用职权进行外贸。赵佗将卒50万，近海口岸又多，南越先秦大墓中，铜器至多至美，足敌中原产品。表示先秦土邦已有外贸事业，故赵佗变服易俗，和辑越众，即对外贸易获利之举有利，是使他养强兵而抗汉。佗败，汉武即建为七郡，即有三大海港(日南、合浦、徐闻)，成为真正“海上丝绸之路”，这实由佗奠基，而汉武加以发展。

　　进口货物己发现于南越王墓中，如5支非洲大象牙，最长1．46米，最短的也达1米以上(因其直径比小而红、只堪作笏的亚洲象牙粗大得多，故可认定产自非洲)。还有银盒(高12．1厘米，腹径14．8厘米，重572．6克)为外国风格。

　　秦取南越地时已“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戌。”贾人为商人，即用以为商业上开发南越之用。因贾人包括“尝有市籍者”、“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

　　二、封建王朝制度的输入

　　赵佗灭占象郡南部的安阳王，《交州外域记》载：“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晋人《广州记》亦说：“后南越王尉佗攻安阳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人。”又平西瓯、骆越之乱，《汉书·两粤传》云，西瓯向为大国，抗秦至力，故时有“南面称王”的反叛，赵佗平之，用封为王法就地处理。如苍梧王即为一例，秦苍梧守灶、尉徒惟(即屠睢)之名亦见于《奏谳书》。

　　赵佗武力平越后，即自称“老夫身定百邑之地”，将秦制度引入，提高原土邦政治管理水平。

　　(一)筑城池、建宫殿、设关隘

　　1. 建南越王城

　　秦将任嚣入番禺，立为南海郡，建任嚣城，今仓边路东侧，芳草街西侧，豪贤路南，中山四路以北的范围。周只1600多米小城，只容“中人数百余家”(见唐垌记略)。故赵佗选新址来建，地在任嚣城西侧文溪对岸，即依南武城址兴建。

　　此城东依文溪，西止广大路(有宋城遗址出土处)，下接七块石(南汉宝石桥)，下药洲药西湖，北界文溪西支南岸，南限中山路南西湖路北，周约10里(和高固五羊城相若)。内有宫殿区，已由考古发掘出。

　　2. 建宫苑

　　(1)御苑　在中山四路北儿童公园东侧掘出一口石水池，约4千平方米，其南面发现有石曲渠长约150米，组成园林水景。其西又有一水井，山土大批砖瓦、焦木、木简、石等宫属建筑构件。石水池南边石板有三处刻字(一为“蕃”字)，还有鎏金铜半两、四铢半两、秦半两出土。池中有石柱残留，似有亭台建筑于此。池水当为引东侧文溪支流水，文溪沿仓边路南下大塘、长塘街，故溪水最易引入御苑。石水池的水今暗槽石曲渠水源于北面，石曲渠在激水地点建立渠陂，使流水成小滩瀑布之状，水声潺潺。御苑中另有一井(1996)，井深残存8.8米，壁圈外径1.1米。

　　(2)宫殿　赵佗是建宫殿能手，任龙川令时即于今老隆镇郊五华山建长乐台，广东省考古所证实其为汉代早期建筑(1991)，面积达1400平方米。南越国都城火毁于汉楼船将军杨仆，今仍存烧毁宫殿的遗址，宫庭走道上残存大量残瓦当(有些有“万岁”字样)，朱色或緑色的砖雕饰，还有炭屑，红烧土层厚达0.1米，覆于这层残瓦片层之上，与《史记·南越列传》中“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城”的记载相合。

　　南越国都宫殿区规模颇大，即东西约500~600米，南北约500米。西到广大路与广仁路交界处己出土一段宋城残址，当即赵佗城西址。在前中山五路新华电影院下，发现成层板瓦，筒瓦，云纹与“万岁”瓦当等宫殿建筑残片，东段则御苑以尔即无宫殿遗址可见。北面在儿童公园北有几片红色砂岩发现，表示为山岗地形，而在省保险公司大楼地基下曾掘出一列小桩、原板组成码头护岸结构，隔开河滩和红十分布范围，故城北当止于越华路南。

　　南面在广州百货大楼的地下为红砂岩台地，高出北京路2米；而九思亭所在的番山下亦为红砂岩小匠，《水经注》所称“城倚其上”之处，即为城南界所在，故拱北楼即越城南门。

　　宫殿为“干栏式”，即宫殿建筑采用越族方式兴建，下由木桩顶承，木桩以柎为支座，平行排列，其上铺板置柱础联成一直线，支撑上面的宫殿建筑。组成的方阵式“柱阵”与西安秦汉宫殿柱群一样(戴开元，1982)，柱础底有圆榫与柎上的卯眼相合，由“柱阵”可知宫殿面阔在12间以上。

　　残万岁瓦当图案有四种篆体，可见宫殿数量不少、分布范围较广。宫殿至少有7座，分布在中山四路和中山五路之北，东西可联成一片宫殿区。

　　宫殿间走道建筑宽2.25米，长20余米，走道和宫殿平行方向延展，为宫殿间的交通要道。各宫名称，已知有“长乐宫”等。越王墓出土陶器上有“长乐宫器”印文，见到完整的已达28块以上，字体早期多用“鸟篆”体，并有明显的由篆书变隶书趋向，说明宫殿建筑群是由秦末到汉初逐步加建形成的。

　　3. 建关隘

　　赵佗立国即置关隘防汉兵南下，首先是针对北方的强国长沙国。在通向北方的主要大道大兴土木，建关隘固守，并以私党替换担任守、将、吏之职的汉人。

　　(1)横浦关　《南越列传》所谓“秦所通粤道”，后来又称为秦开“新道”，地点在大庾岭上的“梅关”。据《淮南子·人间训》，秦驻一军守“南野之界”，路经梅岭较陡而狭，一过梅关路平而宽，故为过五岭要道。今梅岭道五里、十里仍置风雨亭。

　　(2)城口关　由仁化至汝城必经之山口。据笔者考察，仁化水路到夫溪(吴时征夫至此别妻起陆)，过白石岭(600米)至恩村上城口(恩村为谢恩地点)。秦时在山坳建关城，今仍存，有温泉。由此下汝城半天可达，有船出汝城，全程一日，今亦有五里亭、十里亭和松林夹道，略次于梅岭，但只有一座城门，井非真正一座小城。

　　(3)赵佗城　在乐昌峡出口处武江西岸，任嚣于此建城聚兵名任嚣城，为准备南攻南越之用，峡口正当乐昌盆地中，刘远铎《乐昌县志》卷19说佗立国后又在对岸修建乐昌赵佗城，今在城南武水北岸洲仔发现遗址，城基由鹅卵石砌成，还有石柱，绳纹板瓦、筒瓦等，认为即此城(朱非素，1991)。

　　(4)阳山关　骑田岭上新道南下首关，在阳山县故名。其下游即洭浦关，上接南风坳道(东陂河上游)即古都庞岭道(新道)，今大锣岭下(1322米)，古为通湘潭大道，容闳《两学东渐记》云：“湘潭及广州间，商务异常繁盛，交通皆以陆，劳动工人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

　　(5)湟溪关　连州西北连江上，为南下水关要地，古名湟水，具体在阳山、连县接界处老溪口，属秦新道。汉初不归南越国管，后来汉伏波军即出此关攻打南越国。

　　(6)洭浦关(即诓口关) 在连江口处水关。具体位于连江与北江汇口处的连江岸上，今汇口连江北岸江口咀村后山，土台上有秦汉瓦筒残件发现，计连江三关连建，可知佗的军事措施。

　　(7)秦城　在广西兴安灵渠地区，史禄凿亦属秦新道之一，谢启昆《广西通志》卷230云：“秦城在县(指兴安县)北四十里，旁有秦皇庙，秦始皇筑以限越。”

　　(8)严关　谢启昆《广西通志》还说：“城北近严关，群山环之，鸟道不可方轨。”

　　(二)建立封建郡县制

　　赵佗按秦制首先建立郡县制，故先秦士邦全为郡县管辖，使中原制度文化普及推行于全珠江流域。分述如下：

　　1.南海郡、县

　　《汉书》称“佗王此地”。即番禺县，据徐恒彬指出番禺陶器早已知名，先秦又是宝货集中之地。辖县已知有下列7个。

　　(1)番禺县　吴建南武城，后为越相公师隅修建，楚高固再增为五羊城，即已成诸侯辖下的小城，故名“都”。秦任嚣加建秦城于其东侧文溪东岸，佗建都城于其西岸，郡不设守，由尉管之，西建行宫别馆，如王子宅(今光孝寺)及迎陆贾的泥城和越华楼于司马涌口处；于象岗建朝台，于越秀山建越王台等等，又开九眼井于越秀山下，保存至今。

　　(2)龙川县　佗初入越即任龙川令，辖地粤东，相传建有城及官衙，今在龙川老隆南有陀城(古龙川城)遗址，城中有越王井。在龙川郊区五华山即发现1400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即长乐宫故址。又教民开垦荒地业农，开井今存，把汉族文化传入越人地区，提高生产和知识水平，奠定治粤的方针策略基础。故受任嚣赏识，提为南海尉。

　　(3)博罗县  即古缚娄国(土邦)地，博罗即出土先秦缚娄国酋豪大墓，出土铜器甚多，有成套6件的铜甬钟礼器出土，即有两套。封建制一吏即可管数国(土邦)和数十部落，故佗按族系分立为县以统治之。

　　(4)揭阳县　《史记》已记有“揭阳令定”，地当今揭阳县以东到福建西南部沿海，故高昌候赵建德即在该地伐木造船。

　　(5)浈阳县　据《清远县志》称：“赵佗划浈阳峡以上者为浈阳县”，地即今英德市地。

　　(6)含洭县　据《清远县志》卷一。亦云佗划小北江以内者为含洭县，即今浛洸地，连江下游小盆地，亦有建关在内，即洭浦关。

　　(7)洌江县　《清远县志》提及清远县秦名洌江县。

　　2.桂林郡、县

　　郡治在西江谷地中最大一块平原地区，今天仍为广西农业中心地带，有二县。

　　(1)布山县　秦时置，南越国因之，为桂林郡治。在贵平县西南古城。因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漆器上有“布山”烙印文字可证。出土铜甚多，显为奴隶主阶级大墓，因出土器物有铜鼎、铜三足鼎，铜盆、铜桶、羊角钮钟及铜鼓二个，一大一小。

　　(2)四会县　秦时立，南越仍之。地当今四会县地。先秦已有大墓发现，如高地园1号墓，分前后两室，有台阶式墓道，铜器有鼎、鉴、人首柱形仗头，显为奴隶主身份，即四会当时亦可能为越人小国地方，故秦立为县。

　　3.象郡、县

　　赵佗主南海尉后发兵袭秦时象郡，《汉书》称郡治临尘，今广西左江崇左洞谷地。为左江流域中心地点，农业发达。地当要冲，西入龙州，南下友谊关，入骆越，居高临下，一路开敞，东侧明江过爱店，更是大路平坦直通越南，故在龙州、宁明间为壮族中心地，岩画最多，沿明江左江岩壁，至为壮观，如宁明花山壁画最佳，雒越英雄、祭司及舞人形象，像有狗、鹿、人等，铜鼓、皮鼓等乐器也多。

　　(1)象林县　据《晋书地道记》、《汉书》、《水经注》可证此县确存在于秦代。地当今越南广南至岘港。其南即外国地方，象林县治即汉日南郡治。

　　(2)武宁县　此县见于晋《交州外域记》，即安阳王都，地当今古螺城附近。

　　4.交趾郡

　　《水经注·叶榆水》云：“秦始皇开越珠江，立苍梧、南海、交趾、象郡。”又引《交州外域记》称：“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可见赵佗破安阳王后即立交趾郡，其地即当今越南北部，清化江北地区。

　　5.九真郡

　　地即今越南清化、文静二省地。

　　6. 苍梧郡

　　苍梧郡见于“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称当时苍梧郡有守名灶，有尉名徒惟，此批简多记前220年2月前，即苍梧到乡叛乱，及秦镇压事，故徒惟(即屠睢)被杀，即发生于此。故《水经注·叶榆水》云：“秦始皇开越珠江，立苍梧、南海、交趾、象郡”。

　　(三)推行封建官制

　　秦、汉官制，佗全部依据施行。如郡设守、尉、监。赵佗本人即为南海郡尉，桂林郡只有监，如监居翁，他能命令“谕告瓯、骆40余万人口降”。郡守如佗令二使者典土交趾、九真二郡，即名为守。

　　汉制更多应用，以适应时局变化的需要，如汉封王、侯之法，佗即应用。如在强盛的西瓯地区，即封苍梧王和西于王。

　　1.官禄等级制度

　　封建政体的官禄制度到秦代已很严密，故佗开南越即用为管理南越三郡，比南越土邦时期奴隶制大大进了一步。故佗之有条有理见称当时，且能执政67年，一生受福。

　　佗受命为王，中央大臣即有丞相、内史、御史、中尉、大傅。次一级官员由佗发印信。从考古文物得知有19种，皆沿汉制。南越国地方官爵系统中的官号还有：假守、郡监、使者、令、啬夫。

　　封建家庭制亦表现于皇室家族组织之中，已知有立太子之制和立后妃之制，盛行汉式葬礼。

　　2.币制及度量衡的统一制度

　　秦统一了文字、道路和度、量、衡。比奴隶制国家大大进步，使中国成一大统。佗立国后，仍袭秦制，使国家经济跟着前进，汉越再现融合。

　　(1)币制  “半两”一直沿用至国灭，保证了国家经济稳定。

　　(2)长度　南越国亦奉行秦制。

　　(3)容量　南越铜器多有容量刻铭以利计算，此亦秦制。据计算其1升=197.655毫升。

　　(4)重量　重量据铜器刻铭换算，秦、南越、西汉初基本相同。

　　总之，从币制和度、量、衡都表示中原封建帝国文化对珠江流域各地的影响，至今仍未大变，可见今所谓珠江文化实为汉越文化融台的结果。

　　三、结语

　　赵佗一生在历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推动中原文化与越族文化的融合。赵佗愿与越人共处一生，入越俗“椎髻箕踞”，自称“蛮夷大长”，教化越人，为越人所欢迎，如今天向西方学习一样。他本人为求政令能行，久安越地，而自立为国，变服易俗，终身与越人共处。没有想到这样把汉文化带来，使越人文化大大提高，使汉朝以后岭南越族成为中华民族一支。中原文化因而得以向南方稳固发展，逐步形成珠江文化。

　　史有先例如周末太伯奔吴，以投奔入越人之中，示不再用，以求自保。但这样变服随俗，以德化越人，从之者数千户，后立为吴国，卒成春秋大国而争霸中原。

　　后世粤西俚人首领冼夫人与汉人冯氏联婚，在她说是嫁得佳婿，冯氏则求得政令可行。婚后得汉文化的教化，管理土邦成绩大增，使粤西之开发大进一步，唐代以后影响远及海南岛，汉文化播传于越人(俚人)深得俚人欢迎，使粤西海南社会经济发展、政权安定达三朝之盛，为俚人汉化成功之又一例。

　　赵佗从历史发展潮流观之，即中华文化的传播，扩大和融合其他种族文化，实为今后对各个民族的主要方针。孙中山“五族共和”之倡，亦即此意。各民族融合成为一体，则先进文化的领导作用，自能发挥，国家凝聚力必大为巩固，使国家富强，人民团结，生活日佳，为期远久之策也。

　　中华文化有长久和不断扩展的特征，由黄土高原、黄河而淮海，进而向四夷扩张，五族共和形成传统性文化中心，不断继承扩展的生命力的类型。他如欧洲不同地域历史文化的不平衡和对峙，文化体系及其发展方向的不同而引起的不断纠纷，是应加注意的问题。

　　今天有不少人在文化发展“本土化”的研究中，引入国外文化理论并与中国历史相结合，寻找我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新方法，是应加注意的。但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看，强调创新，独立思考，从研究实践中总结我国文化体系的发展规律，似能更快速而扎实可靠地建立强大光辉的中华文化体系，为国家小康，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更好的贡献。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州青年培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