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度杰出作家”贾平凹的获奬演说

　　2006年4月8日，广州，中山大学小礼堂


　　按照惯例，获奬的人都要在这里说一段话的，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能如实地说，当前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奬”授予了史铁生、莫言、格非三位杰出的作家，我在遥远的西北曾热烈地为他们鼓过掌，在祝贺着他们的同时又不止一次地羞愧了我的年长和平庸。是的，前边走过了伟岸的身影，后边的大脚又跨踏而至，我想，我这个被争议的，在奔跑队列中又腿脚愈来愈沉重的作家，将与这项文学界重要的奬项无法靠近。我没有料到第四届的大奬会授给我，真的没有料到！所以，意外的喜悦使我惊恐紧张又内心充满了感激，感激评委对我的理解和肯定。你们的理解和肯定将使我从此有更多的写作信心，如果我的野心还在，我会在我热爱的写作中不顾一切，继续那马拉松的长跑。

　　今天是四月八日，天空清明，清明的天空肯定游荡着诸多的神灵。可以说，四年来的每一个四月八日，这些诸神里肯定有文学之神光临。沈从文称他的写作是要建一座希腊的小庙，就是为着文学之神的居住。沈从文在中国文坛上建造了一座神庙，这倒让我想到了秦岭和秦岭上成百上千个现在还存在的庙。秦岭并不是国山如泰山，但它界分了国之南北，而它的南麓和北麓是我生活和写作的地方，我太熟悉和热爱那里，就让我说说其中三个庙的事。

　　我要说的第一个庙是建在很陡峭的一个崖头上，庙里供养的是叫娲的女神。女娲和伏羲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但长久以来庙里的香火并不旺盛，去朝拜的只是些老太太们，跪在那里为求得孙儿而口中念念有词。我向往过补天的神话，十数年前去过这个庙，正是冬天，雪下得撕棉扯絮，又狂风大作，冷得使我觉得天空有无数的刀子在翻搅。庙前庙后有许多石头，可没一块有斑澜色彩，也不是玉质。我想捡一块回去，觉得收藏女娲庙前的石头一定很有象征意义，但所有的石头都冻在地上搬动不开，好不容易捡了一块，从此也知道了太热的东西烫手，太冷的东西也烫手。就是这个庙，在前两年，突然传出曾多次夜里庙内有红光放射，每次红光放射，林中雉飞兔奔。流言一时广布，于是被视为民族要复兴的瑞兆，当地就大兴土木翻修，筹备大型祭典，女娲不再仅管生育，正名为民族之神。

　　还有一个庙在另一个山头。去这个庙不容易，羊肠小道要走几十里，乱石和杂草又把路覆盖得时断时续，而且得提竹棍打蛇，野蜂蛰了立即要在伤痛处涂上鼻涕。庙里的住持叫澄昭，弟子无数，每日山道上一簇一簇人，相互呼唤，回音轰鸣。去庙里的人絶大多数是草根蚁命的百姓，他们不会给庙里布施多少钱，能带的也只是一篮土豆，几块豆腐，或一瓶菜油和醋，在庙里祈求日子平安，身体健康和解除苦难，然后吃一顿斋饭。澄昭是佛学界的高僧，但他从来说家常话，甚至唠唠叨叨啰索不清，像个普通的家庭老太太。在他病得厉害的时候，去看他的人很多，哭声一片，他说了一句话：我会把心留给你们的。第二天就圆寂了，火化后灰烬里果然滚出一颗人心的舍利。这颗心现在仍保留着。

　　我还要再说秦岭上的一座山，山上的又一座庙。这座山的下边是因保存最完整的泥塑而著名的水陆庵，游人如织， 庵外各类吃喝小贩云集，热闹得像个集市。但是，水陆庵只是山上那个庙的一个道场，而庙叫悟真寺，却极少人去登临，甚至还不知道。小庙在朝起和暮时，常被云遮雾罩，空山只闻鸟叫，有太阳了，能看到对石诸峰如揖如拜，遍坡有零乱的黑色树木，树木之间裸露白色的巨石，像千万信徒在坐禅听经。庙周围没有松柏，却全然青枫，不弯不枝，极尽高长，树下花艹萋萋，风怀其中，日照又灿灿多变。这么好的地方就因为水陆庵太繁华而人们忘了根本，它冷落和破败，只住有一个和尚。这和尚每日除了习经诵课外，就几乎是一个农夫或樵夫，默默地在山林旁掘地种粮弄菜，提了镢头在岩巅涧底采灵芝挖药材。我喜欢这个庙，常常去那里，这个和尚就成了朋友。是他让我领略了什么叫坚持，什么叫守侯，需要如何的隐忍和静虑才能使生命处于大自在状态。这个和尚和我同岁，法名叫性云。

　　沈从文建造的是文学上的小庙，我说的尽是些秦岭上那些我曾经探访的破旧小庙，这就在大师面前暴露了我蠢昧的村相。我是从新时期文学开始时就进入文坛，从事写作和编辑成了我几十年的一种生命方式，但我时常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我当年不以偶然的机会进大学读书，如果不是在大学里当时去向不明的状况下而开始了写作，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肯定是一位农民，一个矮小的老农。或许日子还过得去，儿孙一群，我倚老卖老，吃水烟，蹴阳坡，看着鸡飞狗咬。或许在耕地日益减少，生产资料价格越来越涨，生活陷入了困顿，我还得揉着膝盖，咳嗽着，进城去打工。但我想，无论我会是哪一类生存状态的农民，我可能也要去山上的庙里烧香磕头吧。

　　也因此，我庆幸我从事了写作的工作，也更珍惜了手中的这支笔。

　　这就是我要说的话。谢谢大家。


　　“2005年度诗人”李亚伟的获奬演说

　　2006年4月8日，广州，中山大学小礼堂


　　二十多年前，当我大量写作充满捣蛋意味的爱情诗和讽刺诗的时候，我曾经以为，反叛从生活里跳起来，扑进了我的诗歌里，幷且在我那些乱七八糟的语法里匍匐着，摇着尾巴，随时准备进攻。以至于我曾经在我最早的一首献给女朋友的情诗里写过，如果有一天我得了什么大奬，亲爱的，你别去那里找我，我肯定是去那里放火。

　　我的创作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语言和内容的过分粗暴，我的诗歌从一开始就被我周围的朋友们归入“地下诗歌”一流，登不了大雅之堂。也因此，我也老早就心甘情愿的呆在所谓的边沿，孤芳自赏。所以，我今天到这里来，不是来放火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奬的宗旨和它的口碑使我感到我的诗歌得到了非常专业的人士的非常高的评价。谢谢评委。

　　既然我因为我的诗集《豪猪的诗篇》纔来到了这里，我想就这本诗集说几句，我注意到了，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我的第一本个人诗集，但我不这样认为，在此之前，我已经有过很多诗集了，在我大量写作被我和我的朋友们称为莽汉诗的诗歌的时候，我有过手写的诗集、有过先刻蜡纸再用老式油印机油印的诗集、有过老式打印机打出来的以及铅印的诗集等等。我现在回顾我那些诗集的时候，才突然发觉，在我写诗的这个时代，光是我李亚伟一个人的诗集就经历了几乎是活版印刷术发明以后的印刷术的全部历史变化。现在把诗集挂到网络上去，它同样也是诗集，一本诗集并不一定要是印刷品的样子。我的意思是说，诗人应该更关心诗歌，而不是关心诗集的样式。诗歌是何其的自由。诗歌与读者的交流也应该是极其自由的。

　　我刚刚开始写诗的时候，就有一个信念，我认为诗人没必要写一万首诗，但必须行万里路，要去会见最强硬的男人，也要去会见最软弱的女人，要把他的诗歌献给有头脑的敌人和没头没脑的爱人。也就是诗人应该和生活发生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样才有希望写出更加宽远的生命感觉。我要强调的是，只有生命才是诗歌永恒的主题，缺少了生命元素，什么诗都不值得写。

　　有人认为诗人善于雄辩，喜欢滔滔不絶发表演讲，喜欢大抒其情，这不仅是对诗歌的误解，也是对诗人的误解，其实诗人常常容易陷入宽大的寂寞，容易对爱和永恒痴心妄想，所以在现实中，诗人更多地应该沉默和发呆，因此我在这里说的话也已经够多了，我应该走下讲台，继续痴心妄想，沉默和发呆。谢谢大家。


　　 “2005年度散文家”徐晓的获奬演说

　　2006年4月8日，广州，中山大学小礼堂


　　我很荣幸，在广州这个陌生的城市，获得这一虽然年轻，却被写作者向往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奬”。

　　首先，设立这一奬项的《南方都市报》的从业者们，以最大的可能遵循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精神，因而得到了同行和公众的尊敬。

　　其次，虽然这一奬项的历史短暂，但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出，与另一些看起来更有权威性的奬项相比，它更加强调文学的文学性。我试图用“文学性”这个词区别于“纯文学”。后者更加强调文学的形式感，而前者更加强调文学本质的属性。有人注意到这个奬所具有的倾向性。但是，仅就我们这一代所经历过的生活来说，我甚至认为仅仅有“倾向”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仅就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现状来说，有倾向已经是难能可贵。技巧永远不是文学的全部。

　　另外，这个奬的名单中已经有了一些我熟悉的名字。他们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在散文写作上默默追随的史铁生；恰好是我的散文中所记述的那个群体中的诗人多多；曾经与我同事多年的林白，以及在出版业的合作伙伴李亚伟——我的名字排在他们后面，就像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突然遇上了一群老朋友，让我既兴奋又深感安慰。

　　是的，文学始终既是我热爱的也是我特别陌生的。时至今日，站在这个讲台上，我感到意外甚至惭愧。我写得那么少，《半生为人》是我十年来陆陆续续写成的散文合集，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本书。

　　早在七十年代，在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很偶然地闯入了一片令我着迷的天地，后来，这一圈子被说成是对中国文学的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群体。当亲历者沉默的时候，神话便应运而生。而事实上，事件对历史的意义与对个人的意义常常完全不同。真正对我产生影响的并非事件，不管那事件是否被载入史册，或者是否真正成为历史的财富。在事件中活动着的始终是活生生的个人，他们是历史脉管里流动的血液。这些人经历时间的波浪，有的成为历史的符号被反复地提起，有的默默无闻，有的从来不为人知。

　　我记録下这些人，我的亲人，我的难友，我的同道，我爱过的和爱过我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不只是我描述的对象，也许我真正要表达的是我自己，我的生活在与他们的关联中展开，也可以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自传。

　　我回忆过去，过去的遭遇，过去的理想，过去的人与事。正如人不可能趟过同一条河一样，人也不可能哪怕一刻占有完全摒弃过去的现在。健忘常常出于自卫的本能。如果说我的回忆是怀理想主义之旧，是对遗忘的拒絶和反抗，那么，不管我的努力是否成功，我仍然要说：越是拒絶，越是反抗，就越是生活在现实之中。

　　论者和读者在谈论我的散文时，常常提到“真实”二字。我并不试图书写历史，虽然有不少读者谈到，这些文字把他们带回了八十年代的精神氛围。准确、条理与全面不是我的写作标准。相反，我的书写是零星的，无序的，极为个人化的。我想，真实在文学中并不等同于真相，在写作之前，你也许并不知道真实的边际在哪里。这是一个寻找的过程，穿过幽闇，扺达灵魂，触摸疼痛——此前，伤也在那里，但你感受不到那疼痛，同时也不能真正懂得幸福、絶望、遗憾这些词彚的含义，反而会抱怨生活的无聊与平庸。而此刻，你拥有了一片精神的天空。通向精神之路需要的不是才华，不是教养，不是学识，而是真诚的态度，然后才是还原与呈现真实的勇气与能力。

　　所以，写作对我来说不只是兴趣，或爱好，而是一种需要，它给我生活的力量！

　　谢谢主办方！谢谢评委！谢谢在坐的所有听众！


　　“2005年度小说家”东西的获奬演说

　　2006年4月8日，广州，中山大学小礼堂


　　一位作家曾经说过，凡是写作的人心里都有疾病，他们需要用文字来进行治疗。

　　二十年前，我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怜、最痛苦、最需要同情的人……于是，开始了写作之路。从那时起，我的最大快乐就是一天能写出一行好句子，一年能写出一个好短篇。这个看似简单的要求，却像美女那样遥不可及，使我在一次次激动之后，又迅速地变成了冰块。写作为了什么？我为什么要写作？答案比墙头草还要摇摆，有时是为了挣稿费，有时是为了让朋友更喜欢我，有时是为了唤醒什么，有时甚至是为了能获奬……这么多答案，看上去很投机，却是心里最真实的。也许，写作根本就不需要答案，只需要我们身体的感受。比如，寂寞的时候谁来排遣？伤心时刻用什么安慰？路见不平时对谁诉说？感冒瞭如何鼻息畅通？对于我来说，只有写作，惟有写作，才能摆平以上问题，甚至胸口堵的时候，我也能用写作把它打通。

　　因此，写作成了我的营养师，它校正我，健康我，强壮我，使我从渴望被人理解变成理解别人，从渴望被人同情到同情他者。写作保留了我丰富的情感，使我的触角不至于麻痹，想象力不至于枯竭……但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尽管作家们还在自我表扬，大量的读者却流失了，他们要么为变成富人而奔忙，要么泡吧或者卡拉OK，要么看影视作品或上网……消遣和排解的方式越来越多，文学垄断全民精神生活的局面土崩瓦解。作为自我表扬的成员之一，我开始为读者的鋭减而心慌，甚至有生不逢时之感，挽留读者成了我写作的第一要务。然而，争取读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它比买彩票中奬的概率还低。一些连文学基本标准都达不到的作品，反而能占居各地书城的排行榜榜首，迫使我反省通行的文学标准，再三求证文学的真谛。经过反复对比和阅读体验，我坚信文学是有基本标杆的，如果在这个标杆之下，再畅销、再流行的作品也打动不了我，更别期望震撼。为了文学的基本标杆，好多作家都选择了寂寞，他们把真正的知音当作发行量，把创造力当成版税，把想象力当作网络点击次数，乐此不疲，推动文学进步。我以这些作家为榜样，以跟他们站在一起为荣。

　　本着以上的文学追求，我在2005年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后悔録》，小说的主人公曾广贤为自己所有的行为后悔，从“禁忌”时期一直后悔到“放荡”年代。他“后悔”得越执着，我就越心痛，因为“后悔”是我内心的秘密，是我一刹那心理活动的放大。曾广贤仿佛是从我心理割出去的一小块，最后有了生命和呼吸，变成一个人物。相信凡是有后悔的人，一定能在他的身上找到同感。从来，我都没有从东海写到戈壁，从南沙写到北疆的才能，倒更愿意慢慢地挖掘内心，一层层地往下挖，直到挖出自己的“絶密”。我喜欢这种写作，相信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类的心灵。这是一种心灵展览，所幸不是展览肉体。

　　我总固执地认为“作品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所以，也曾为这样的作品不能畅销而感到遗憾，但我知道那样的局面只能是我的单相思。非常感谢“华语文学传媒大奬”及时给了我“2005年度小说家”奬，否则我也许会犯神经病。这个奬相当于一次心理治疗，抚慰了纯文学的写作，对一个在文学道路上奔跑二十年的人进行了维修，使我能够与韩少功、韩东和林白站在同一级别的领奬台而倍感自豪。当然，能有这个结果，还必须感谢各文学杂志社的推荐评委以及五位终审评委，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和厚爱，也许此刻我正在跟朋友们发牢骚。谢谢主办方《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刊》，谢谢颁奬嘉宾，谢谢所有听我发言的人和阅读这篇答谢词的读者！


　　“2005年度文学评论家”张新颖的获奬演说 

　　2006年4月8日，广州，中山大学小礼堂


　　批评是一项尴尬的事业，在今天，尤其如此。公众要求批评对作品说话，判断作品的好坏优劣，要求批评给出结论和说法，这个结论和说法要简单、明瞭，如果还能痛快，就更好了。批评家好像是拿着一把尺子去丈量作品的人，有时候他们不仅被要求报出丈量的结果，而且还被要求亮出他们的尺子：他们经常被追问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可是，我想说的是，虽然批评有时候是判断，批评却并不就是判断。批评家也不是作品的丈量员。我愿意给大家看：我的手里没有尺子。

　　对于我来说，批评是把我个人的生命和文学联系起来的一种形式。很多年以前，我出第一本评论集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话：“文学就其小而言，是我的家，是我居住的地方和逃避之所；言其大，则是空旷辽阔生机勃勃的原野，我的感受、思想、精神在这原野上自由游牧，以水草为生。……过往的山河岁月，幸运的是我为自己的精神游牧找到了一片无边的草场。”大家一听，就能够听出到这段话的幼稚，那时候我还年轻，二十几岁。现在，我已经不年轻了，对文学的感情、对文学的认识也许变得更复杂了一些，和文学的关系却没有根本的改变。而把我这个人和文学联系在一起的具体方式，其中重要的一种，就是批评。

　　正是因为这样的感受和感情，我以为，当批评家以批评的方式面对文学的时候，并不需要有一个或几个标准、一把或几把尺子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不需要以掌握了某种真理或某种正确理论的姿态去居高临下地判断。我这样说，并不表明我认为批评是和真理、理论无关的，是完全随意的；比起那种认为已经拥有了真理或理论的批评来，我更愿意认为批评是在寻求真理、形成理论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它和文学作品对话，它可能会从作品中受益，得到帮助，当然也可能得不到帮助。

　　批评从作品中受益，得到帮助，这是无比美妙的事情，拿着尺子的批评家——不论这把尺子是用来测量作品的，还是时刻准备变成戒尺来打作家手心的——是无法享受这样的美妙的；但是，即便如此，我也不认为批评是从它所批评的作品中产生出来的，我不能同意那种认为批评是寄生于作品的想法。批评是从哪里来的？批评家的观念和趣味，他的观察、描述和判断能力，他的发现、阐释和想像能力，他的修养和风格，他的人格和信念，是从他个人的人生经验和所受的教育总量中，从人类悠长丰富的文学传统中，从他所置身的广阔深厚的生活世界中，一点一滴累积形成的。这一点一滴累积形成的，是一个独立、坚实、自主的个体，虽然他不带着尺子，他却不是内心一片空白地面对作品。他带着足够的谦虚和作品对话，同时他也带着足够的自尊和作品对话。他面对作品说话，却不仅仅是对作品说话，他更是面对着批评和作品共同置身的广阔深厚的生活世界说话，面对着批评和作品共同拥有的文学传统说话，同时，他也可以是面对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教育总量，自己对自己说话。

　　因为批评从个人生命、文学传统和生活世界中产生，所以，个人生命、文学传统、生活世界有多么丰富和复杂，批评就有可能有多么丰富和复杂；批评面对作品说话，作品有多么丰富和复杂，批评就有可能有多么丰富和复杂。比起要求批评判断作品的好坏优劣、给出结论和说法来，相反方向的要求——要求批评充分实践它可能有的丰富和复杂，充分实践它的独立、自主和自由，充分实践它的严肃和亲切、它的一丝不苟和活泼生动、它的直接明朗和曲折隐晦，甚至充分实践和深化它自身的欢乐和痛苦——我以为，是更难的，却是更值得去努力的。朝向这个方向的批评实践，不仅有益于批评自身，而且将有益于与它紧密联系的个人生命、文学传统和生活世界，有益于和它对话的文学作品。

　　基于以上理由，我由衷地感谢主办方和终审评委，不仅感谢他们把“华语文学传媒大奬·2005年度文学评论家”这一荣誉授予我个人，还感谢他们对于处在尴尬状态中却努力争取丰富和复杂、实践独立和自主的批评事业的肯定和激励。说到底，批评事业不是个人的。

　　谢谢大家。


　　“2005年度最具潜力新人”李师江的获奬演说

　　2006年4月8日，广州，中山大学小礼堂


　　我很荣幸因小说《逍遥游》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奬·2005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奬”。 

　　《逍遥游》写于2002年，2004年在台湾出版，2005年很偶然地得以在内地由远方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以我2000年到北京一段生活经历为摹本，写得琐碎而变态，情绪疯狂结构散漫，内容不值一提，唯一想表达的是我个人的一些气味，当时的生活状态。看过的读者已经闻过我的气味了，没有看过的读者也不必看了，这是一本蔑视小说的小说，也许它根本就不能成为一部小说。我猜测，评委们把这个奬项给我，也许不是因为这个小说有多完美，而是因为它很残缺，它展示一种可能性。 

　　在我自己的心目中，确实不能以新人来看待自己，在这个文学小天才到处横行的年代，我这个混了有年头的老江湖还以新人自居，这是很可耻的。这不是因为我不新，我新得很，日日新，只是因为有比新更新的新，所以让我有一点点得了便宜又卖乖的惭愧。但我很高兴这个奬项中有“潜力”二字，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称号，有期待的称号。挑战与期待，正是我写着的重要动力。 

　　中国现代文学，从来都是在“潜力”两个字上败下阵来的。中国的白话文文学仅有不到百年的历史，只有两口气值得一提，一口气是五四时期的文学，这口气早就被历史的烽火烧得灰飞烟灭，后继无人。一口气是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这口气吹到现在，一方面由于后继潜力不足，一方面被市场的重新组合乱了阵脚，这口气早已乱了阵脚，新的纯文学作者不知所措。 

　　在当下，类型文学的崛起，写作的技术化和市场化的情况下，摆在所有自认为有文学潜力和文学理想的人面前的是，如何写艺术意义上的文学，人生意义上的文学。我认为，正如电影展示的是影象魅力一样，文学展示的正是语言的魅力，也就是我们汉语的魅力。这是通往艺术文学的不二之路。 

　　在当下，网络的崛起，语言形态的改变，汉语进入了一个繁杂而又自由的语境。有人对此嗤之以鼻，有人对此趋之若骛，而我以为，这正是开阔汉语魅力的一个好时机，语言从来没有这么自由和灵活过，也没有这么泛滥过。对汉语文学创作而言，包容、吸纳、提炼，汉语魅力的可能性正在其中。可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汉语发展的契机和潜力也许隐藏其中；这也是一个最坏时代，汉语艺术的被消解、被消灭也可能发生在这语言泛滥的时期。对于流行和市场，我认为，不拒絶、不迎合、有包容、有警惕、有自我，心中也有读者，有独乐也有众乐，我是我的写作态度。这个貌似中庸的态度中，核心是对自我艺术判断的坚持。 

　　人生有宏大的主题，也有小巧的立意，作家有高深的思想，也有娱乐的精神。文学的后劲并不在于人生的体悟有多么高深，主题多么宏大，它既然是玩语言的艺术，他的后劲在于对汉语的把握和理想，在于对生活有诚实的表达态度。英雄不问出处，写作不论题材，诚实的表达必能获得文学的回报。 

　　绕来绕去说了这么多，可以总结一下了，也就是说，文学的“潜力”，就是对汉语的热爱、探索和对生活的诚实态度。这是文学艺术在今天能否发展的动力。我想，也是我对“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最具潜力新人奬”的一个理解。那么，就让所有像我一样自以为有潜力的写作者，所有得过奬和没得过奬的写作者，在未来几年PK一下，谁才是真正应该获得这个奬的人！ 

　　最后，感谢《南方都市报》，感谢《南都周刊》，感谢评委，感谢在座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