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文章讨论了国际上流行的社会复杂化概念，从环境与文化生态、人口、聚落形态、城市与都市化、威信、权力与管理、奢侈品生产与手工业专门化、宗教、礼仪与艺术等方面，分别探讨了社会复杂化过程在这些方面的反映，以及这些方面与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的关系。文章指出，文明与国家起源是古代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平等到等级分化的过程。因此，我们的文明探源应该跳出迫寻其“何时”发生的静态思维，从动态的演变来瞭解其轨迹并探究促成这种演变的动因。
Abstract Thc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cept 0f“social complexity”in tcrms Of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ecology，population，settlement pattern，city and urbanism，authority，power and management，prestige goods and Craft specialization,religion,ccremony and artS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social complexity and reflection in these aspects．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and early states was a process of ancient societies developing from simple to complex and from egalitarian to stratification．Therefore，our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should give up a static perspective to search for “when”and should to adopt a dynamic approach to understand the causality and trajectory of socialchange．
在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研究中，一个日益流行的术语和研究课题就是“社会复杂化”。这个术语显然受到国际学界同类研究的启发和促进，因为当前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将文明或早期国家起源的目标集中在“何地”、“何时”或“从某某时期开始”这样的问题上，而是将其看作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文明和早期国家被认为是社会复杂化过程达到较高层次的一种现象，它们的产生只不过是这种过程的结果。因此，研究文明与国家起源不能离开社会复杂化的整个过程来理解，而必须作为这一过程的产物来研究。同时，社会复杂化研究也不再局限于以往文明探源所注重的一些显着物质现象，如城市、贵族墓葬、宫殿、文字、奢侈品等的归纳和比较，而是要瞭解这些物质现象形成的社会背景，探究这些现象为何会出现的动力机制。本文试图对社会复杂化的概念作一番介绍，并对这一课题所关注的问题作一番梳理，以期对我们的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有所帮助。
社会复杂化概念
对于社会复杂化（social complexity），美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塞维斯形容其为社会系统由各种不同的亚系统组成，这些亚系统曰趋分化和特化，并以更加紧密的方式聚合成一个整体〔1〕。麦垒尔（R.H．McGuitre）将“复杂化”分解为“异质性”（heterogeneity）和“不平等”（inequalitY）两个概念，前者是指社会群体之间人口的构成，后者是指一个社会内部获取原料和社会资源的不同途径。这两个变量导致社会结构在横向和纵向的特化，它们之间互动关系决定了某一社会的形态〔2〕。普赖斯（T.D．Price）和布朗（J．A．Brown）认为，复杂化是社会分化、特化和整合的各种过程〔3〕。泰恩特（J．A．Tinter）指山，复杂化一般是指社会的规模、其组成部分的数量和特点、结合到一起的特殊社会功能的多样性、所拥有的特殊社会人员的数量及其多样性、以及社会功能凝聚机制的多样性。这些方面任何尺度上的增加都是复杂化的表现。他也视“不平等”和“异质性” 是两个衡量复杂化十分有用的概念。不平等是指社会纵向的差别，表现为等级和获取社会资源的差异。而异质性是指横向组织结构上的多样性，也指人口在这些不同组织结构中的分布，一个社会异质性愈大就愈复杂。早期文明社会表现为较高的不乎等利较低的异质性，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社会的不平等降低而异质性增大〔4〕。
文明与早期国家的起源归根结底是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结果。从系统演变的角度来研究这一发展进程，我们需要关注两类系统相关性。一是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二是社会文化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原始社会发展的早期，狩猎采集社会的游群主要以生态适应为主，社会文化系统的运转主要表现为在特定的环境里应付生存和繁衍问题，如果把技术和文化看作是人类超肌体的延伸，那么无论是人们使用的工具还是社会结构，都是为了适应外部生态环境的结果。社会发展的特点表现为利用文化和技术的发明来改善适应机制，以便更好瞭解资源的潜力和更有效地开拓环境。
自新石器时代农业社会开始，稳定的粮食生产最终导致人口的持续增长。反过来，人口的增长需要开拓更多的土地，于是清除森林、引入新物种的生产活动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许多地区的生态环境。农业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和狩猎采集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定居、新技术的发明、劳力的协作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适应和开拓环境。粮食生产和储藏激发了生产活动的专门化，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的劳动分工。农业经济维持的大型和定居社会会形成新的组织结构，原先分散的游群因人口的增长、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社群的聚合，自然被氏族和部落所取代。随着永久性设施的出现，重型工具的发明和耕地的重要性，随之也产生了财产的观念。对于这些生产资料控制和管理的需要，社会中少数人的地位和权力就会强化，等级逐步出现。随着物质文化的发明和改善，人们的世界观、道德价值和自我看法也会发生变化。于是，农业生产的发展会促成技术、经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整体变化，这种变化所造成的社会系统的积极反馈和互动，最终为社会向国家社会的演进铺平了道路。
在农业社会开始阶段，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发展显示一种离心趋势，即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向边缘地区扩散以减轻人口压力。但是等到边缘地区的耕地全部被利用之后，社会发展会显示一种向心的趋势，即以聚集人口来强化生产，并应付资源土地短缺所引发的压力、冲突和战争。所以，城市和国家的产生，是社会聚集过程的一个结果，它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聚落形态的扩大，而是涉及到人和人之间、社群和社群之间相互关系的根本转变。社会系统的运转不只是对环境的适应，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相应的社会结构来予以调节，导致社会文化系统内部的分化和复杂化。而对外的关系也使得社会之间的交往和互动成为系统发展和运转的重要部分，这会导致社会文化系统进一步复杂化，以便更有效地维持社会的生存。农业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无数的发明，比如金属冶炼、轮车和驮兽、犁耕、历法、文字等等，然而最重要的发展是社会结构。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出现，使得社会产生分化。一些控制基本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源的人士成为管理阶层，社会等级出现。大型贸易、手工业专门化、大规模劳力的调遣促使社会形成管理系统的完善和集中。同时战争、营造大型防卫建筑和征募军队进一步强化了社会中央集权的功能，国家便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形成。从系统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的产生是在原始社会应对外界生态环境压力和社会竞争过程中，自身系统结构日趋分化、复杂化和控制机制高度集中的结果。
影响社会复杂化和文明早期国家形成有许多不同的变量，比如生态环境、人口、聚落形态、城市、手工业专门化、威信与权力、宗教与意识形态等，其中有些变量往往被用来作为标志文明社会的特征与特点。在不同地区的复杂社会和早期国家形成中，这些变量所起的作用和重要性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它们对于复杂社会的形成来说是一些基本的条件，只不过重要程度或发展先后有所不同罢了。对于这些变量的深入瞭解和分析，有助于建立一系列观察和比较的标准，以便我们能够从考古学上来瞭解史前不同复杂社会的发展层次和具体演进特点。下面对这些主要变量分别进行一番梳理。
环境与文化生态
探索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必须对其产生的生态环境有比较充分的瞭解，因为尽管社会演变主要反映在文化方面，但是这种变化是无法和其环境相分离的。人类社会本身是他所处的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地区的环境既为人类群体的适应提供了各种条件。同时也会对其文化特征的形成和发展形成各种制约，人类的适应方式反过来又会影响自然环境，比如过度捕猎和毁林开荒，其结果最终又会影响到文化的发展。利用各种文化手段，人类在觅食、保护自己和传播信息上变得越来越有效。为了瞭解社会文化发展的进程，我们必须对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作一番详察。
瞭解社会文化系统与环境的关系需要对某些自然条件进行详细的分析，其中首要方面是区域的地形。明显的是，对于许多史前人类来说，地形是他们选择居址最重要的变量。地形会影响到一个区域的气候和土壤的性质，比如是否靠近河流湖泊、是否有山脉屏障。地形的特点的整合最终影响到人类的生存条件，比如动植物资源的丰富程度、工具原料的分布、离水源的远近、安全程度，交通的便利等。所有这些因素和变量都是相互关联，并对人类的适应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尼罗河流域，特殊的河流和地形条件对古埃及文明政治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种合力。然而像拉文特（LeVant）地区（地中海东部地区包括叙利亚和黎巴嫩），孤立和支离破碎的地形使得那里的社会政治发展自古以来一直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在文明起源的某一阶段，环境的某一方面会对人类社会的其他方面产生更大的影响，但是从文明的整个发展进程来看，人类社会发展是和环境紧密交织在一起的〔5〕。
复杂社会的适应在许多方面不同于狩猎采集群和部落这样的简单社会，后者主要是适应于他们自己的周边环境，而国家这样超群体和超民族的社会，可以将其适应和控制扩展到它们本身所处的环境以外。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社会内部的专门化会不断发展，影响到人类的适应方式。土地使用越来越反映外部的经济情况而非局部的生存目的。贸易、运输、机械化使得每个局部的社会群体变得越来越专门化，与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转联系在一起。国家利用社会结构的发展，可以超越地方社会群体生存的资源范围，把他们组织在较大的政治社会单位之内，每个局部的当地社会虽然依存于自身的环境，但是成为整个国家单位中的特定组成部分，这些社会群体为国家运转提供不同的食物、原料、产品和劳力〔6〕。
人口
人口是考古学家极为关心的问题，因为它和土地使用、生存方式、聚落形态、技术发展、社会结构和经济交换等问题关系非常密切。但是，人口是很难从考古学上予以直接观察的一个重要变量。尽管困难很大，但是藉助与民族学资料的类比和模拟的统计学分析，许多学者仍然努力来推断史前和历史阶段的人口规模、密度、出生率、年龄和性别比例、平均寿命以及死亡率。任何有关古代人口估算上的进展，都会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
人口被看作是社会复杂化的一个基本变量，在北极的因纽特人和澳大利亚沙漠土著稀少的人口中不可能形成国家。然而，人口的多少是受制于土地载能和粮食供应的，因此在依赖自然资源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只有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见到复杂的社会系统。而且这种复杂社会很不稳定，一旦食物资源发生变化，复杂社会就会消失。比如，当冰后期环境发生巨变，气候变暖、苔原消失、森林和喜寒动物北移、驯鹿等大型有蹄类被赤鹿和野猪等动物取代后，法国西南部的复杂社会解体，马格德林文化精湛的石器技术和洞穴艺术消失，取代它的是遗址小而分散、文化内涵贫瘠、缺乏艺术表现形式的阿齐尔一塔台诺斯文化。西欧的中石器时代普遍被看作是一个文化退化的时代。因此，社会复杂化不可逆转的进程只能出现在稳定的农业经济产生之后。
农业和定居村落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一项成就，它为国家社会的诞生奠定了经济基础并提供了社会演进的动力。粮食生产增强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使得人口能够以成倍的速度增长。除了粮食和人口的增长之外，早期的农业经济还刺激了技术的发明，并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革。稳定粮食生产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社会群体可以大规模定居下来，出现固定和永久性的居址。流动性减少使得婴儿出生间隔大大缩短、殀折率减少，食物结构的变化比如补充面糊能使婴儿更易存活。
美国考古学家杜蒙德（D.E．Dumond）强调，人口增长既受生物学因素制约，同时也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人类原始文化发展初期，人口规模完全受制环境因素。因此在资源贫乏、人口非常稀少的地区，不可能想象能会有任何文化的进步，这意味着人口较少的社会一般要比人口较多的社会来得简单。同样道理，增长的人口会出现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一个稳定的人口可望有一个稳定的文化。新石器时代以来所见的社会文化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口的迅速增长，而人口的增长又得益于文化不断的发展〔7〕。
桑德斯（w．T.Sanders）在讨论人口与社会演进时指出，社会复杂化和社会进化从根本上来说对于社会底层的大批农民阶层的生活条件和独立性是不利的。因为当社会分层加剧，他们的劳力和税赋的付出必然要增加。土地的强化耕耘需要在技术上增加投入，而土地的强化耕种必然会导致土壤资源的退化。那么为何农民在面对这样不利的条件还要接受这种现实呢?其实，社会等级分化和向国家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强制机制的发展。当社会规模增大，社会结构作为一种调节机制必然会发生变动以解决群体内的冲突，发动战争和重组经济关系。于是，两种组织方式就显得十分重要，一是在信息传递和决策机制上建立一种等级的模式，二是社会功能进一步分化。由于人口增长不一定必然导致社会复杂化，于是大型复杂社会的形成必须有一种凝聚机制将其组织起来，使社会具有一定的密度。实际上，所有古代国家都有人口集中的核心区域。在有些地区，国家会用强制手段将人口迁居到管理中心附近，形成大型的城邦〔8〕。
卡内罗提出了一种国家起源的冲突或战争理论，认为受到限制的土地和资源在人口的增长下会发生短缺，由此而产生为争夺这些资源的竞争和冲突，而战争往往是解决这些冲突的终极手段。战争会促使社会产生一种凝聚力，使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剧，最终导致国家的形成〔9〕。所以，国家起源的冲突理论根本上是建立在人口压力的基础之上。卡内罗还将影响人类社会从自治村落向国家演进的主要因素确定为四类：人口、环境、农业和战争，是这四类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社会向国家方向发展〔10〕。
聚落形态
美国考古学家欧文·劳斯（I．Rouse）将聚落形态（settlement pattem）定义为“人们的文化活动和社会机构在地面上分布的方式。这种方式包含了文化、社会和生态二种系统，并提供了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记録”。生态系统反映了人们对环境的适应和资源的利用，文化系统系指人们的日常行为，社会系统则是指各类组织性的群体、机构和制度。对于从聚落形态来分辨文明的迹象，他提出了一个两分的标准，这就是“维生人群”和“专业人群”的分化。对于非文明社会，聚落内居住的是单一的维生人群。当聚落形态显示专业人群的分化，出现维生人群和专业人群相互依存的共生状态时，应该显示文明进程的开始。这就需要我们分辨这些共生人群活动在聚落形态上的表现。比如，美索不达米亚早期苏美尔共生人群都生活在城市中，专职人群在城市中心，而维生人群在城厢和郊区。中美洲古典玛雅专职人群住在祭祀中心，维生人群住在卫星村落中。在古希腊利古罗马，专职共生人群住在城市里，而大多数维生人群住在乡下〔11〕。
特里格（B．G.Trigger）提出了聚落形态研究的三个层次：（1）个别建筑。一方面个别建筑反映了当地的气候环境，以及技术和建筑材料所允许的条件。另一方面则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特点，比如在简单社会里只有非常单一的房屋类型，没有特殊目的建筑物。但是在复杂社会里，建筑物有明显的多样性，包括各种房屋、庙宁、要塞、墓葬和其他特殊功能的建筑物。（2）社区布局。一般来说社区相当于一个聚落或村落，社区规模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生态环境因素，但是其布局则受家庭和亲属制度的影响很大。在原始的血缘社会中聚落形态的布局常以亲属关系的远近而聚合或进行季节性的分裂，内部建筑和结构区别不是很明显。但是在复杂社会中，不同社会阶层生活在仔细划定的区域里，不同的宗教群体和族群也可能如此。拥有财富的不同可以明显从这些不同群体所居住的房屋反映出来。此外，在简单社群的聚落里专门手工业生产可以在一个地点或村落的层次上发展，而复杂社会的手工业生产可能有更为严密的组织，出现集中的作坊和大规模的原料供应和储藏，并与市场和贸易网的安置关系密切。（3）聚落区域形态。在简单社会中，社群和遗址的分布形态一般依自然资源和条件而定，而农业村落的布局取决于土壤的肥力和便于灌溉的位置。在复杂社会中，聚落的区域布局越来越多地会取决于经济和政治因素而非生态因素。特别到了国家社会，城市成为管理和维系周边农村的中心，而首都则可以从其规模和奢华程度来予以分辨，这种政治经济中心存在的宫殿和庙宇反映了政治组织的规模。如果要研究一个区域里社会的复杂化过程，可以将聚落形态的同时型和历时性特点进行整合研究，从而可以追溯其演进的具体轨迹，并判断其社会发展的层次〔12〕。
城市与都市化
城市和都市化是复杂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城市（city）和都市化（urbanism）是两个常常可以互换的术语，在中国的文献资料中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在欧美的术语中，城市是指表现有许多都市特征的聚居实体；都市化是指具有许多与简单社会居址不同的聚落形态，不但具备都市社会的结构，同时还表现为维系周边镇和村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早期的城市根据其形成的过程和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而被认为有许多不同的形态，比如大部分美索不达来亚的早期城市是人口聚居的中心，并没有仔细安排和规划的城址，然而我国华北和印度河谷的早期城市的布局比较规范，有仔细安排和规划的城址。在古埃及，并非所有城市都是大批人口聚居的中心，有些城市拥有大量的祭祀建筑但是居民数量很少。在尼罗河谷，这些祭祀中心是权力之所在，发挥着和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同样的政治聚合功能。同样，在爱琴海克里特岛的迈锡尼文明中，发现的许多宫殿并不位于拥有大量人口的聚居中心，但是它们发挥着一种将社会聚合和组织起来的世俗统治中心的作用。
1950年代，柴尔德曾提出了十项从考古学上界定城市的标准：（1）城市的规模和密度要比任何先前的聚落来得大，虽然它可能比现代的许多村落要小得多。比如，像苏美尔城市的人口在7000~20000人之间。（2）城市人口的结构与任何村落不同，很可能城市的主要居民还是耕耘周边农田的农民，但是所有城市存在自己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专职工匠、运输工人、商人、官吏和祭司。（3）每个基本的生产者都必须以向神只和国王进贡的形式交付一定的税赋，后者成为剩余产品的集中管理者。（4）出现了庙宇、宫殿、仓库和灌溉系统这样的纪念性公共建筑和大型劳力工程，以区别于一般的村落，幷且是社会剩余产品集中的象征。（5）出现了一个完全脱离体力劳动的宗教、政治和军事的特权统治阶级，阶级社会成型并实施对社会的组织和管理。（6）为了提高管理效率、记録税收导致文字的发明。（7）农业和宗教活动的需要导致数学、几何、历法和天文学等科学技术的产生。（8）由专职工匠生产的标准化的和高度发展的艺术品，成为体现地位的象征并体现美学意识。（9）生产专门化和交换扩展到城市范围以外的地区，导致长途贸易的出现。（l0）出现了按居住方式或职业特点而定的社会政治结构，国家机构取代了基于血缘关系的政治认同〔13〕。
恩布林（G．Emberling）提出城市的三重特征：（1）专业化的社群，这种职业和社会功能的分化和专门化被亚当斯认为是城市起源的主要机制。（2）人口聚集的中心。（3）居民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城市必须考虑包括占地规模、人口密度和周边聚落的关系在内的儿项关键要素。一个城市不可能独立存在，它的形成、发展、运转和功能有赖于与周边城镇和农村的依存关系。在新考古学观察上，这些学者也更注重遗址所反映的社会内部结构。比如近东巴勒斯坦和约旦地区的耶利哥（Jerieho）（10000~8500 B．C．）遗址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它占地面积25公顷，遗址周围有石砌的高墙和望塔。然而从内部居址特点来看，分布多为单间的住宅，房屋和墓葬没有等级差别，也不见手工业专门化的迹象。从社会复杂化和都市化的标准来看，它还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城市〔14〕。
特里格讨论了早期文明中城镇的特点和从考古学上进行判断的依据。他指出，考占学家一度认为没有一个文明不存在城市，然而有许多早期文明的城市实际上是仅仅居住着少数祭司的“祭祀中心”，居住在周边的人们定期聚集到这里进行宗教活动。城镇也曾被定义为非农业人口的聚居地，人口密度至少达到5000人或每平方公里386人。然而，欧洲中世纪许多法定的城市只有数干人，而东欧和意大利许多农业村落人口则是这些城市的好几倍。因此特里格认为，定义城市的关键应该着眼于那些联系周边广大农村、发挥一系列特殊功能的特征〔15〕。
中国早期城市或城址的判定往往根据遗址有无城墙，比如郑州西山发现的一处仰韶文化晚期秦王寨类型遗址因为存在夯筑的土墙，因此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城址。但是，结合聚落形态、经济特点和社会分化和随葬品特点综合分析，表明遗址内的社会分化或复杂化并不明显。因此，这种夯筑土墙的聚落很可能只是一处防御性的聚居点，难以被看作是统领一方的中心，因为遗址内部所表现的特点与同时代一般村落没有什么区别。正如吴春明所言，这些小型城堡式的初城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矛盾、原始社会组织结构危机的结果，并不能被看作是文明时代的城市〔16〕。
王巍指出，用聚落考古的方法对中心聚落或城邑的研究，要重视对这些城市和都城内部布局的研究，也要重视对这些城址周围中小型聚落群的研究，要努力避免只重视都城、忽视都城周围中小型聚落以及更广范围内聚落关系的倾向，这是关系到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研究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17〕。
威信、权力与管理
威信（authority）、权力（power）和行政管理（administration）的形成与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同步，因为随着社会向更高的层次演进，维持社会内部的秩序以及保卫社会免遭外界的威胁和侵袭旨定会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在平等和比较简单的社会中，维持社会日常秩序最常见的一种形式是礼仪，然后是道德说教及其内化为良心，最后是依遵守和违反社会规则的标准实施奬惩，这三种维持社会秩序的形式属于习俗管教的范畴。在群体较大和较为复杂的社会中，习俗管教和道德自律已不足以维持社会的稳定，于是用威信和权力来维持社会秩序自然会应运而生。首先威信总是伴随着服从，但是它并没有附加的强制手段，如果采用武力，往往威信也会丧失。因此在发号施令者和服从者之间建立起权威主义的关系既没有普遍的理由，也不在发号施令者拥有特权，这种关系主要建立在等级本身之上，不同成员所承认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决定了这种固定的从属关系〔18〕。
地位龢利益不平等和冲突的复杂社会中，当缺乏强制力的威信也不足以维持社会稳定时，政治权力便成为解决矛盾的手段。塞维斯指出了政治权力的三个特点，分别是领导权（leadership）、强制权（reinforcements）利调定权（mediation）。三个特点中领导权是首位，服务和自治功能所促成的官僚机制会发展出经济和神圣的强制权，而调定权是其他两项特点成功发展的一个结果。他认为，政治权力的形成是国家社会中政府行政机制的基础。塞维斯认为，政治权力在其运用上有三类操作相关性，一是建立默认机制（the engineering ofconsent），二是决策（decision making），三是裁定（iudging）。建立默认机制是指建立合法性、说服力、恩惠、消极制裁、叛逆罪法规等一系列手段来使得政治机构能够捍卫其统治利增强其权力。决策又可以被看作行政管辖（administration），这是指根据共识、一致同意、争议或通过权威和武力的压力而赞同采取一致的行动，它可以由各种方式加以组织并成功实施。裁定又称为判决、仲裁、调定等，它一般是指第三方采取某种途径来制止或平息争端和不和〔19〕。
美国考古学家厄尔（T.Earle）对威信和权力进行了定义，威信是指领导的权利和责任。这种领导方式受到群体对其能力和社会地位认可的支持，威信是一种社会学概念意指对命令的服从并不需要有形的强迫机制，民众自愿服从首领，认为这是正当的行为，而首领也施仁政来从事管理。在非国家社会里，权威建立在社会地位的基础之上，往往是在某些特定行为场所，比如祭祀、社会和军事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权利和责任。在这样的社会里，某些人因他们所拥有的世系地位或突出的能力而“自然”或顺理成章的成为首领。于是，权威成为权力的来源，由于这种权力来自传统价值观和组织结构，厄尔将权威看作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权力则以一个首领对别人实施控制权来衡量，与权威不同，权力至少包含了某种胁迫的成分，民众的顺从可能是不情愿的。因此，权力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关系是通过各种媒介所组织起来的一种权力网。
酋邦一般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这就是说一个人在亲缘系统中的位置决定了他或她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一个人等级是根据他在谱系中与一条高贵血统的距离来衡量的，这种确定等级的方式决定了通向政治地位的权利。酋长和首领的另一种权力是建立在经济控制的手段之上，即通过物质的奬惩方式来使手下的民众对他臣服。人类生产和消费结构决定了获取生存必须品和社会生活用品途径和难易程度的不同。在酋邦社会里，对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生产和交换构成了政治权力的基础。军事权力来自于强迫的顺从，没有社会等级的制度化，强悍的首领只是恶霸而已，他们用胁迫利恐吓来迫使人们臣服。大型的政体常常通过对反叛者无情的镇压利消灭来维持权威，酋邦社会经常发生战争，而战争常常是酋长维持权力的一种策略。国家起源的战争说认为，征服造就了国家，战争造就了领袖。
意识形态是社会文化的特殊部分，与特定方式的信仰、行为、礼仪和物质文化共生。意识形态代表了社会秩序，即社会和政治体制如何构建、以及特定权利和义务得以成立的准则。在某种程度上，某种意识形态能够成为一套强加于整个社会的制度原则，以巩固统治并使之合法化。为了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权力基础来运用，它必须用仪式、符号和祭祀建筑等方式加以具体化。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世界观构建了一个社会何为正确、何为自然的准则，它常建立在一套道德和宗教秩序的原则之上。权威或显赫物品的交换系统将一片广大区域里的酋邦社会联系到一起。这些主要用于祭祀仪式、炫耀和馈赠的奢侈品通过一种从中心向外的网络传输，它们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神圣象征物，首领个人的权力和地位就是以拥有和获赠这些权威或显赫物品而赖以确立的。酋邦社会运用意识形态的特点表现为信仰和物品、神圣和世俗权力之间的紧密结合〔20〕。
早期国家区别于酋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集中管辖机制的形成，一些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用在一个特定区域里拥有合法使用武力垄断权的政府的出现来定义国家的产生。马克思主义则进一步认为国家是一种用武力保护统治阶级财产和特权的机器。然而，单凭武力是不能有效维持社会秩序的，这种社会秩序有赖于大部分民众接受某种行事方式。社会控制也根植于社会、经济体制和家庭，这些部分的管理者和首领会通过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强制力并操纵公共舆论来实施各种方式的控制。在同一的政体之中，公共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社会各组成部分的控制。国家可以被视为一种管辖机构，它从社会获取必须的资源以维持自己的运转、防止入侵、保证其领土的完整。
奢侈品与手工业专门化
复杂社会中权力的经济基础常以控制和生产奢侈品来建立和维持贵族阶层的等级和地位，并通过奢侈品的流通网络来将广大区域内的部落社会联系到一起。许多奢侈品的神秘性又和意识形态相结合，成为贵族成员拥有超自然特质和能力的象征。这些奢侈品一般为贵族人物所拥有，其表现的精美程度，往往等被看作是文化和文明发展的标志，对奢侈品质量和数量的分析成为衡量社会等级和贫富分化尺度。
加拿大考古学家海登（B．Hayden）将人类的技术分为实用技术（practical technology）利显赫技术（prestige technology），实用技术指用于解决生存与基本舒适等现实问题的技术，显赫技术并不是解决和生存相关的实用性任务，而是为了展示财富、地位和权力，通过展示威望而将社会群体维系在一起，因此这种技术的功能是为瞭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任务。显赫技术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以制造具有吸引力或威慑力的物品。通过对这些奢侈品经济、美学、技术和其它技能的尊崇，可以将民众吸引到奢侈品拥有者的周围。奢侈品同时可以将个人和家庭吸引进债务或互惠义务中来，构建或维持一种从属关系，这种关系使等级化的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成为可能。奢侈品不仅是财富的一种反映，更是前国家社会中社会、地位和等级得以存在的基础，没有它们，等级制度将无法维持。
奢侈品的拥有和手工业专门化对形成中的复杂社会和新兴贵族，在权力诉求和建立等级地位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政治集中与建立不平等的进程中，贵族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对专业化生产进行控制以促成政治结构显着和持续的转变。贵族阶层将生产奢侈品的专业手工业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加以掌控，于是权力就在对劳力及其产品的控制中形成。结果，那些拥有生产特权的个人和团体自然很容易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奢侈品理论认为经济依赖对于政治等级的构建至关重要。对政治价值的象征性研究注意到这些些奢侈品通常装饰繁缛，创造出一种哪怕是今天也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这种“非凡”的质量因为它们的制作包含了极高的技巧和难度，以及极为复杂的象征性，给人以一种深信政治价值难以复制的印象，使得贵族能够防范他们潜在的篡夺者，以便行使对权力的垄断。于是，不管是谁控制了这些强有力的象征物品，都将处于有声望的地位并使民众对其臣服。因此实现政治控制的路径，在于垄断那些具有社会政治价值物品的制造。引人注目地使用壮观的奢侈品，在加强贵族之间协作的同时又能将各种信息传递给各阶层的民众，使等级制度合法化。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奢侈品被用来维护集权以及对其生产和展示的独占，由此来展示权力的合法性〔21〕。
宗教、礼仪与艺术
在论述早期复杂社会权力的基础时，意识形态和宗教是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早期文明社会中有关宇宙起源的问题是与神话和宗教记叙密切相关，因此远古的世界观无法与宗教相分离。根据宗教研究的先驱马克斯·穆勒（M．Muller）的看法，宗教产生的基础在于人类发现在种种自然现象背后隐藏的某些不可知的力量，他们感觉到有些事他们不想做而又不得不做，或是他们想做的事受到了限制，惟有达到这一步，我们才算是接触到了宗教产生的根基〔22〕。
美国人类学家迪克逊（D.B．Dickson）指出，宗教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润滑剂来将社会与经济和环境结合起来，它可以将大量物品和服务进行有效地转移和再分配，可以保证一套社会关系的延续并掩盖其本质上的不平等。可以触发重大的社会和经济事件。有时甚至可以重新激活处于分崩离析的精神和社会状态。从根本上说，宗教是人类与自己状况最终归宿进行斗争的一种基本感情与心智的手段，它通过对上帝的膜拜以应付人类畏惧和无法抗拒的现实，这些现实存在于物质世界的结构之中，更准确地说是存在于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之中，这种现实的基本特点是无法操控的〔23〕。
在史前社会和早期历史阶段，宗教、礼仪和艺术常常密切交织在一起，因此史前和早期艺术的表现可以反映社会的宗教、礼仪和人们的世界观。在这些社会里，人们用艺术形式来创造和表现自己的信仰，这些艺术品和图像被视为超自然的象征，而不仅仅是人类心智的产物。它们被看作是神灵显形的直接形式，有时其至被看作是自然发生的奇迹。因此，原始和古代社会中的艺术表现，决不是“为艺术的艺术”。它们当时可能在某种宗教仪式所具有的特定环境、社会条件、视觉、声音和群体气氛中发挥着超自然的作用，具有某种特殊的功能和力量。
巫鸿将中国史前和三代的陶、玉、青铜礼器、东周以降的墓葬艺术称之为“礼仪美术”，认为礼仪美术既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视觉和物质形式，也不同于魏晋以后产生的“艺术家的艺术”。礼仪美术大都是无名工匠的创造，所反映的是集体的文化意识而非个人的想象。它属于各种礼仪场合与空间，包括为崇拜祖先所建的宗庙和墓葬，或是佛教和道教的寺观道场。不同种类的礼仪美术和建筑装饰不但在这些场合和空间被使用，而且它们特殊的视觉因素和表现往往也反映了各种礼仪和宗教的内在逻辑和视觉习惯〔24〕。
卡普兰（D．Kaplan）对宗教、礼仪和艺术在史前复杂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做了这样的解释，一个将其巨大能量投入到宗教和艺术方面去的社会很可能是以牺牲其社会政治体制进一步发展为代价的。换言之，纪念性建筑和它们所拥有的艺术特征可能发挥着一种维持组织结构较弱的政体的作用。太阳金字塔本身就意味着统治着墨西哥河谷大部分地区的宗教、政治和经济的霸权〔25〕。
柴尔德将人类社会创造出一种共同宗教看作是文明起源和城市革命的重要特点，但是他认为宗教对社会发展所起的负面作用远大于积极作用。他指出，那些无意接受技术变革的社会，不管是因为环境限制还是对特定环境的适应，都会倾向于强化其刻板和保守的社会体制，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强化其宗教制裁的复杂网络。他们不是依赖技术来促进社会发展，而是沿着迷信的死胡衕走下去〔26〕。柴尔德还指山，巫术和宗教构成了一个支撑社会上层结构必不可少的脚手架，不幸这个脚手架却一再钳制了图纸的执行，阻挠了建筑长期的发展，甚至它还支持着一个后面的实质结构有衰朽危险的假象。对于设备简陋的社会，其成功全靠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正确的时间、用正当的方法。去做被证明是正确的事情。这就给全体社会成员没定了一种行为模式，这种模式被宗教的信仰和迷信尊为神圣。于是，任何变革都会被认为是充满危险的〔27〕。
因此，宗教是创造现状、维持现状，也是毁灭现状的一种力量。世界历史上无数失落的文明也许可以从其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中找到其兴衰的答案。在早期文明社会力，凝聚着宗教信仰的奢侈品和祭祀建筑，在风格上一般变化缓慢。在复杂社会的发展中，一些贵族和统治阶层会吸收其他文明或强势文化的艺术风格。当一个政体衰落或崩溃时，一些标志这个政体的艺术品或建筑会随之消失，因此，从大量奢侈品或艺术品的发展和兴衰中，我们可以追溯早期复杂社会相互影响以及各自兴亡的轨迹。
小结
不平等和异质性的发展被看作是社会复杂化的重要标志，上面梳理的各种社会复杂化因素和特点，都是社会不平等和异质性的主要表现，而这种不平等和异质性发展越明显，文明发展程度也就越高。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些表现了社会不平等和异质性的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缓慢发展而形成的。因此，如果我们要探究文明与早期国家的起源，就必须从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演变的过程中来观察和分辨造成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和条件，然后我们才能够瞭解和解释文明和早期国家为何以及怎样形成的原因。
为此，我们希望我国的文明和早期国家的起源能够突破物质文化的表象和静态的分析，透过现象来追溯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轨迹，破解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和动力。只有做到这点，文明和早期国家的探源才能真正达到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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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参见：约翰·布克（主编）：《剑桥插图宗教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
（23）Dickson．D．B．The Dawn of Belief. Tucson，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90．
（24）巫鸿：序。《礼仪中的美术》，（郑岩、王睿编）三联书店，2005年。
（25）Kaplan．D．Man．monuments，and political systems.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1963，（19）：397-409．
（26）Childe．V．G.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Harmondsworth，Penguin，1942．
（27）Childc．V．G. Man Makcs HimScIf．London,Watt，1936．
（陈淳，上海复旦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岭南考古研究专业委员会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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