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正刚

　　有关罗贵南迁历史的记述，是移民后裔的一种有意识的集体记忆。而这种记忆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更有其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的意义。

　　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的专家学者近日通过对江门市棠下镇古村落良溪村调研考察，在史料、实物和古迹的基础上，提出良溪村是继南雄珠玑巷之后，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海外文化交接又一个重要中转站，名为“后珠玑巷”。这一提法，对深入研究珠玑巷移民无疑具有推动贡献，对地方文化建设也有积极的意义。

　　珠玑巷之名，至少在唐代已经出现。据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载，“珠玑巷得名始于唐张昌。昌之先，为南雄敬宗巷孝义门人。……避【唐】敬宗庙谥，因改所居为珠玑巷。”另据雍正时郝玉麟纂修的《广东通志》卷53《占迹志·保昌县附郭》记载，“珠玑巷在沙水寺前，相传广州梁储、霍韬诸望族，俱发源于此。”沙水寺所在的沙水镇是唐宋时期重要的驿站，“沙水驿在沙水镇，宋嘉定四年知州邹孟卿即汉节亭改建。”这可能与张九龄开凿梅关有极大联系。

　　唐代以前，珠三角已有北方移民零星移入，据晋朝时的《交广记》称：“江扬二州经石冰、陈敏之乱，民多流入广州，诏加存恤”。[1]但这时候的移民可能还没有经过南雄的珠玑巷。宋代北方战乱，迫使大量中原士民经珠玑巷移民珠三角地区。南宋景炎元年(1276)，元军南下攻陷南雄、韶州，当地士民为躲避战乱，遂南迁珠江三角洲。而南宋与元军在新会崖山决战的失败，部分宋朝官民也多隐匿于珠三角一带，“更易姓名，潜迹山中”。正是因为战乱，所以才会出现移民结伴而行的景象。

　　据史料记载，隋唐时期，珠三角大约有4万余户，北宋时增加到14万多户，南宋时接近20万户。这些人户的增加可能是政府对户籍的控制力加强外，更多的应该是移民的机械增加结果。宋代开始的大规模移民珠三角的历史事件，到了明清时期，经过士人的不断演绎，造就了珠三角地区家喻户晓的珠玑巷情结。清人何大佐《榄屑》引《南雄水水记》记述其先祖此次迁徙情形云：

　　端平间，兄弟世居南雄保昌珠玑巷，至度宗成淳八年壬申(1272)诏出贵妃胡氏为尼。九年癸丑，胡氏癫狂，出郡溺水。贾似道奏民间收匿，大索之。十月甲辰正日，人民畏惧，举族奔逃，时无舟楫，我祖兄弟砍竹为排，乘流漂泊，夜半突至连江口，潦水冲散，时偕伯祖九郎公及男仲远、仲达、侄七三、七四，奔南海县西林都华桂坊住歇，既而之小榄风山下，卜室三角社居焉。

　　又民国初年《南海九江傅氏族谱》记述：

　　成淳八年度宗失政，贾似道专权，辽兵犯界，皇妃奔关避难，潜躲南雄，市屠少者聚而笑之。后辽兵退去，……妃以事诉帝，帝怒，遂令笑者迁于一方，尽而屠之。民受其害，俱各逃走。……我祖昆弟虑祸，密延同乡，时河道无船只，结桴而流其下，日夜随水漂流，至连州水口，约有万余人泊在河旁，仲冬十四半夜，狂风大作，潮水涌涨，势不能档，滚散其桴，男女淹死无数，满江大哭，……惟我祖旋泊众冈，其徙者或徙之高明、罗定、新会，或就南海、番禺，散之四方。

　　珠三角的族谱儿乎都千篇一律地记载了这一伟大事件，并出现强化了罗贵情结。近人黄佛颐编着《珠玑巷民族南迁记》(中山图书馆1957年印行)收集了明清时期编修族谱，其中番禹市桥《谢氏族谱》载：

　　宋季间，有宫人苏氏，貌美性淫，贪私无巳。一夕，上幸宫，失调雅乐，上怒，命下冷宫，时季宋宫禁不严，妃乃潜逃，无人知觉。自度不可复入，因扮作游妇，混杂京省，踪迹飘泊，所遇辄投。时有富民黄贮万，系南雄府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人。贮万备船运粮上京，遂得至关口市下，湾泊船只，备牲酬福。时有歌舞近前，似有献媚之态。万见女貌美，稍以意挑之，女即下船，与万言娓娓不已，愿托以终身之事，因载而归。后来上行敕，复取苏妃，而不知逃亡久矣。上怒，敕兵部尚书张钦行文各省缉访，经年无迹，乃复奏，上准歇，不行追究。不知贮万所遇之女子，即苏妃也。已改姓胡，立为宠妇矣。一日，其家人刘壮因隙走出，扬泄弊端，传溢京省。兵部官知此，恐上查究，乃诈谓民违法作孽，会同五府六部，所有文武官僚共掩前迹，密行计议，欲芟洗其地以灭迹，伪称南雄府保昌县牛田坊，有贼作乱，流害良民。冒挟圣旨准行，以南雄府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地方，择地建筑寨所，聚兵镇守，应国泰民安等事。

　　时【罗】贵祖有婿粱乔辉，现在京都，任兵部职方司，得闻声息，遂遣家人密报。未旬月，部文行批，立令照议，严行迁徙。时始兴郡牛田坊五十八村，居民亿万之众，莫不嗟怨惶惶。惟珠玑里居民九十七家，贵祖密相通透，团集商议，以为南方烟瘴地面，土广人稀，必有好处。大家向南而往，但遇是处江山融结，田野宽平，及无势恶把持之处，众相开辟基址，共结婚烟，朝夕相见，仍如今日之故乡也。众议而相语曰：今日之行，非贵公之力，无以逃生。吾等何修而至此哉!今日之德，如戴天日，后见公子孙，如瞻日月。九十七人即相誓曰：吾等五十八村居民亿万之众，而予等独借公之恩，得赖逃生，何以相报?异日倘获公之福，得遇沃壤之地土，分居安插之后，各姓子孙，贫富不一，富者建祠奉祀，贫者同堂共飨，各沾贵公之泽，万代永不相忘也，世世相好，无相害也。即签名团词赴县陈告，准立文案文引，仍赴府告准案结引，立号编甲，陆续向南而行。所有案卷文引，备列于后。绍兴元年仲冬望后志。

　　谢氏族谱记载的这一内容新会泷水都莲边里《麦氏家谱》大同小异。但都突出了罗贵对这次大移民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为了强调这次移民的合法性，几乎所有的族谱都中明罗贵率众南迁以及到落籍定居，是经过官府批准而进行的。新会《麦氏家谱》记载时间为宋度宗咸淳九年癸丑，罗贵等97家申请路引南行时是“以竹结筏，浮浈水而下，至连州水口，遇风筏散，溺毙男女无数。至广属香山县黄角、大良，各投土人草屋安歇，分寻居住，成聚落焉。”族谱还附録了有关珠玑巷南迁的《赴始兴县告案迁徒词》、《赴南雄府告案给引词》、《知府钟文达批词》、《赴难团词人九十七名》、《南雄府文引》、《赴冈州告案立籍引词》，《冈州知县李丛芳批词》和《罗贵等之供结》等文件。

　　据《赴始兴县告案迁徒词》称：罗贵听说“南方烟瘴地面，土广人稀，田多山少，堪辟住址，未敢擅自迁移，今备签九十七名，历情赴大人阶下，伏乞立案批给文引，经渡关津岸陆，俾得路引迁移，有地安生，戴恩上词。”落款日期为“绍兴元年正月初五日”。《知府钟文达批词》中有：“准案给引，此照通行”。

　　今良溪村委会编纂《罗氏贵系源流》载有《珠玑村三十六姓九十七人流徙铭》记述：“珠玑流徙，罗谌郑张，尹文苏谢，陈麦卢汤，温胡赵伍，曹欧李梁，吴冯谭蔡，阮郭廖黄，周黎何陆，高叶邓刘，九十七人，开辟烟瘴，三十六姓，永镇南方，子孙万代，为国栋梁，文经武纬，愈远愈昌。”这一铭文在不同的族谱中有所不同，番禺市桥《谢氏族谱》记载的是《珠玑村三十三姓九十七人流徙铭》。不过，30多姓97人的集体行动应该是可能的。所有铭文都以“罗”为第一姓，后人进而解释为罗贵为南迁领袖。1982年香港罗氏宗亲会出版《豫章罗氏源流考》甚至指出此铭为罗贵所作。

　　流传至今的这些文件，其真实性已经令人疑窦丛生。单从这些文件涉及的地名、称谓和文句来看，漏洞很多，让人难以相信。谱中记载的地方行政建制为明清格局。史学家陈乐素教授对珠玑巷后裔家谱中有关罗贵南迁文献时指出，宋只称南雄州，不称南雄府。作为官府文书絶对不可能对自己的行政区划用错，更不会使用根本不存在的政区名称。还有就是宋代一般称“贡士”，而不称“贡生”。这些称谓基本上都是明朝人的记载。他还说，明初珠三角士人在追述其先世时一般只称南雄人，而不说珠玑巷。但万历年间，珠玑巷已经成为珠三角七人经常谈及的话题。[2]所以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2《地语》中说：“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

　　明末番禺人黎遂球在《莲须阁集》“度梅岭记”中说，“当宋南渡时，从岭内避乱诸豪杰，【卜居珠玑巷】……则今珠玑巷不过寥寥数十人家，姓氏俱异。何吾乡诸大姓，俱云从彼至哉!予每过此，辄下马盘桓，深信如所云。”但他接着说，宋元时，珠玑巷居民为何南迁，“俱不可知。夫自宋至今，不过四五百年，以予祖宗所居止，子孙犹不能识，况乎逆旅所值，能不慨然。”

　　但传说并不意味着就是假说。明清时期，士人和民众对“珠玑巷南迁”的重视，并根据传说，悉心还原那段模糊不清的历史面目，留下的大量族谱、诗歌等文献，肯定有其合理的内容。至少在证明珠三角民众的祖先在两宋时期经过南雄逐渐向南部迁移，开发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刘志伟先生在《族谱与文化认同：广东族谱中的口述传统》中指出，由于在现存族谱中很少见到明中期以前的版本，明代前中期广东大族在编纂族谱时，所能追述的祖先只是到宋代，再往前追述，要么是无法考查，要么就攀附家世。实际上，广东地区的族谱编纂，是在明代以后才逐渐普及起米的，其世系一般都只能追溯到入粤祖或始迁祖，更早的祖先多不能知悉[3]。

　　明清时期士人对其加工，一方面可能是源于移民后裔的历代传钞或口述之误，另一方面则可能是明清士人将其先辈南迁的历史加以国家化或王朝化，显示他们的先祖是响应王朝号召而南下开发。明清时期族谱之记载，大多是历代“口述史”的延续，其中难免会因年代久远而穿凿附会。明清士人为了迎合社会需要，或出于各种目的，留下了不少诗文歌颂罗贵，赞美珠玑巷。但这些士人对珠玑巷南迁史事，也是据之传闻，各抒己见。也有人对南迁之说提出质疑。霍韬在《霍渭涯家训》中说，其霍氏祖先出自太原，“其迁南雄珠玑巷，或曰秦时徙中国民五十万实南粤，或曰靖康间避兵南徙，未知孰是。宋末由南雄南徙南海，或曰嬉笑皇姑被谪，或曰匿皇妃罪谪，二说亦无稽。”应该说，明清广东地区的家谱，很多都是在口述史的传统基础上，由士大夫加以改造而成，从而建立一种以士大夫文化为指向的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4]

　　葛剑雄认为，罗贵南迁等文献的用词和格式大致可以确定是产生于明代。但一个家族从迁移到定居再到繁衍成为一个人口众多的新家族群体，有必要并有可能修成家谱，是需要好儿代人的时间。所以这些家族的始迁时间必定发生在明代以前很久，推定南宋是比较符合的。而族谱中强调持有官府文书，则是后人编造出来，无非是证明其祖先迁移的合法性，而强调贡生的身份，是显示其家族具有比土著和其他移民家族更高的社会地位。一旦这种说法成了移民社会的主流，其他移民家族也会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将这类文书移植到自己的家谱中，最终形成一种广泛的说法。[5]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明代嘉靖以后，地方上流行修族谱、建祠堂的风气。嘉靖十五年(1536)夏言上疏请“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准许天下臣民于冬至日祀始祖。至此，天下士庶祭祖的法定地位才确立下来。科大卫等认为，嘉靖年间关于祖先祭祀的礼仪改革似乎与“大礼议”有关，在大礼议中，站在前台支持嘉靖帝的官僚如霍韬、方献夫等人都是广东士大夫，正是在这些“大礼仪”中大力主张“孝道”的士大夫大推动下，明中叶后，宗族制度在广东特别明显地普及开来，修建宗族祠堂已成为一种絶对合乎时尚的行为。明清时代，族谱附会非常普遍，清初朱轼(1665-1716)《朱文端公集》中有《族谱辨异》一文云：“谱立而族属真伪益杂然莫辨也。寒门以趋势而冒宗，世家以纳贿而卖族，一议立谱，主者坐而居奇，附者趋若走市，列昭分穆，硬排生插。”这类附会，在明清珠三角修纂的族谱中颇为普遍。因为只要祖先是品官，族人建家庙式的祠堂，就有了不容置疑的合法性。[6]

　　不过，在上述珠三角保留下来的民间文献中，今天的良溪是一个极重要的角色。《南雄府文引》称移民南迁出发日在绍兴元年正月十五日，有效期为四月二十日。罗贵于正月十六日携带五个儿子及文引中的九十七人起程向南出发。新会泷水都莲边里《麦氏家谱》记载说，三月二十六日，罗贵等移民扺达香山县冈州、大良，“凭土人冯天诚接歇数日，会同来人赴县告案，立籍缴引文，冯天诚、龚应达等保结赴县。”绍兴元年五月初六日罗贵等叩呈《赴冈州告案立籍引词》中，又说四月十三日来到邑属冈州大良都古朗甲朗底村，“盘费乏尽，难以通行，借投土人龚应达草屋，……团赴冈州大人阶下，俯乞立案，安插各处增图定籍，保恤生民。”朗底村即是今良溪村，这是珠玑巷移民安家落户的重要中转站。新会良溪《罗氏族谱》载，罗贵，原名以达，字天爵，号琴轩，“始祖琴轩自宋高宗绍兴元年，因避苏妃之难，由珠玑巷迁新会朗底，即良溪也。”

　　罗贵南迁冈州(新会)开基立业村落为良溪(今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北面)，旧称蓢底。因地多低洼沼泽，长满蓢草而得名。罗贵等挖掘小河，疏通湿地排水，蓈草逐渐被灭，遗下肥沃田地、池塘和溪水，遂改称良溪。村中“罗氏大宗祠”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是良溪罗姓村民纪念罗贵的公共场所，供奉罗贵为始祖。罗氏大宗祠在2004年被江门市人民政府定为市级文物保扩单位。罗氏大宗祠有一长联道出良溪与珠玑巷之关系：“发迹珠玑，首领冯黄陈麦陆诸姓九十七人，历险济艰尝独任；开墓蓢底，分居广肇惠韶潮各郡万千百世，支流别派尽同源。”有意思的是，对联中居然没有出现罗姓。

　　位于江门市棠下镇仓下山麓的罗贵墓志云：“本山坐凤翮怀中穴，始祖贵，锦裳子，原名以达，字号天爵、琴轩，南雄府学廪生，诰封中宪大夫，赠吏部尚书。金氏、田氏诰封四品恭人，赠一品夫人。由南雄府保昌县牛田坊沙水村珠玑里始迁冈州蓢底，即新会良溪，为南迁罗氏始祖也。绍兴元年十二月立。”而上述文献记载罗贵是这一年迁徙入良溪，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在这一年逝世。从墓志中的“南雄府”来看，应该是明清时期移民后裔所立。因为宋代有南雄州，元代有南雄路。而南雄府则设于明代，清代改为南雄直隶州。

　　目前能够看到的有关珠玑巷移民文献显示，珠玑巷就是在明清时代由士人鼓吹起来的。《罗贵等之供结》反映了这些文件的制造者水平并不甚高，而且明代制度的痕迹十分清晰，其中说绍兴元年“蒙州官准案，逐一编定新图，开报排里，分住各村，具结报投州应造册务，大良都古郎底村开图居民新增都图，以定户籍，新充新图一甲里长罗贵，里排麦秀、李福荣……，今相与结为奉上明文行堪攒造黄册事，……”，便是一列。

　　明清时期是广东地方社会逐步走进王朝的重要时期，各种利益和资源的占有与配置，需要人们打乱原有的祖籍观念，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规则，而这个规则既能为大多数人接受，又能凝聚和团结周边的人群。因此，罗贵情结将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整合到一个旗帜下，强化移民彼此间认同意识。甚至连土著在心态和行动上也认同移民后裔塑造的珠玑巷情结，冼氏家族就是例证，《岭南冼氏宗谱》记载说，大良房一世祖荣，字千三，号万一，宋处士。神宗元丰元年由南雄珠玑巷迁居广州西隅，是为始迁之祖。

　　明清时期，珠三角地区沿海、河流一带存在着数量较多的以水为生的疍户，这些人在当时被视为贱民。珠玑巷情结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证明自己的祖先来源于中原望族，刘志伟在《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中认为，明朝征服广东后，为建立王朝统治秩序，一是把原来地方军事豪强控制的人口收编为军户．二是将无籍之人收编入军队。这些措施是当地人口大量定居下来并编入国家户籍的重要契机。南迁移民在明初通过编入里甲，获得了编户齐民的身份。而国家通过户籍登记、收集军伍等途径，也把权力介入到了珠三角的开发过程中。珠玑巷南迁文引显示的就是移民合法的定居与办理户籍登记，强调移民入籍，很显然是配合明初里甲户籍制度的开展。而之所以要强调祖先来自珠玑巷，目的可能是编入民籍，因为当时当地土著的“疍户”大多被编入军户。而军户承担的差役负担很沉重，社会地位也相对低下。[7]

　　因此，有关罗贵南迁历史的叙述，无论其真假如何，都是后来被刻意记録下来的，是移民后裔一种有意识的集体记忆。而这种集体记忆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更有其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的意义。在珠三角一些珠玑后裔分布的高密区(如珠三角西岸的佛山、香山、五邑地区)，珠玑后人占到了80％以上。而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主要的侨乡，珠玑巷也成为侨居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祖籍地之一，不少海外人士来到珠玑巷认祖。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

　　注释：

　　[1]《珠玑巷儿书之三》，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本文资料来源均出自《珠玑巷从书》各辑，特此说明！

　　[2]陈乐素《殊玑巷史事》，载《求是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

　　[3]《中华族谱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

　　[4]刘志伟《族谱与文化认同：广东族谱中的口述传统》，《中华族谱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

　　[5]葛剑雄《在历史与社会中认识家谱》，载《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6]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7]《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