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康宁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文语》中说：“广东居天下之南，故曰南中，亦曰南裔。火之所房，祝融之墟在焉，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从“始然于汉”到“炽于唐于宋”的中间，有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这就是汉僚文化融合所形成的南江文化与汉俚文化融合所形成的南路文化，也可以合起来称之为“泛南江文化”。

　　南江，古名泷水，发源于横亘粤西的云开山脉，汇集一条条溪流，向北流入珠江的干流——西江。自古以来，一直是粤西的主要南北通道，汉朝又成为岭南首府广信南往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徐闻的必经之道。正因为这样，史书称之为“南江”，其南面地区称为“南路”。

　　公元六世纪下半叶起，珠江文化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经历了汉末军阀混战至梁末侯景之乱的长期动荡之后，珠江中下游地区的汉族移民激增；原来的百越部落经过不断整合，形成俚、僚、蛮三大族群。汉文化与俚僚文化互相兼容，互相交流，互相融合，从而开创珠江文化整体繁荣的局面。南江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广信文化与僚文化交汇融合的首要地区。由此而形成的隋唐时代南江文化，在珠江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一、唐代之前南江地区的葛僚文化

　　

　　对于俚僚的关系，学术界说法不一。由于史籍常常将俚僚并称，有学者据此认为俚僚本为一个族群，与汉族逐步融合者为俚，不与汉族融合者为僚。陈寅恪先生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中指出：“凡史籍止言僚或夷僚联文而属于梁、益地域者，盖僚之专名初义，伯起书之所谓僚当即指此。凡属广越诸州范围有所谓僚或以夷僚、俚僚等联缀为词者，当伯起书之俚也。”[1]据此，僚与俚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并非同一族群，各自有不同的分布区域。三国万震《南州异物志》载：“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君主，恃在山险，不用王，自古及今，弥历年纪。”[2]这里的“广州”是州名，地域包括今天广东、广西的中部与南部（除钦州、北海、玉林、湛江四市属交州之外）。当时苍梧郡治在今封开，郁林均治在今桂平，合浦郡治在今合浦，宁浦郡治在今横县，高凉郡治在今阳江，五郡中央即今广东西南部及广西东南部地区。而晋朝张华《博物志》又载：“交州夷名曰俚子。”可见上述地区以南也是俚人居住区域。该书又载：“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妇人妊娠七月而产。临水生儿，便置水中，浮则取养之，沉便弃之。然千百多浮。既长，皆拔去上齿牙各一，以为身饰。”[3] 可见僚人的中心在湘、川、黔交界处，沿水而居。俚与僚同在该书出现，说明并非同一族群。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将僚写为“獠”（本文均改为“僚”）；对于俚，虽然称之为“贼”，但无犬偏旁。不仅《博物志》如此，其他古籍亦如此，可见作者对僚的鄙视远超于俚。

　　其实，僚是壮语和布依语Raeuz（我们）的汉语译音词，即使写作“獠”，也跟这个字的本义无关。据《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僚有五支：

　　第一支是南平僚。“南平僚，东距智州，南属渝州，西接南州，北涪州，户四千余”[4]，即川、黔、湘交界处。以曹渡河流域的南平州（今贵州省独山县西）为中心，故称南平僚。其首领朱姓，人称“剑荔王”。 

　　第二支是守宫僚。分布在广西北部及贵州东南部的都柳江流域,“众处山巢居，汲流而饮。无赋税，刻木为契。见贵人执鞭而拜，赏有功者以牛马铜鼓。犯小罪则杖，大事杀之，盗物者倍偿。婚姻以牛酒为聘，女归夫家，夫惭涩避之，旬日乃出。会聚击铜鼓，吹角。俗椎髻，韬以绛，垂于后。坐必蹲踞，常带刀剑。男子服衫袄，大口裤，以带斜冯右肩，以螺殻、虎豹、猿狖、犬羊皮为饰。”[5]后逐渐发展成为了布依族的先民。

　　第三支是西原僚。“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6]，即左江一带。唐武德四年（621 年）在此设置西原州（治所在今广西大新县西北），故称西原僚。以当地酋长世袭官职，称作土官。他们已有牛耕农业，铜鼓铸造也相当发达。从澄州首领韦敬辩在永淳元年（682年）和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 年）分别撰写而镌刻的《六合坚固大宅颂碑》和《智诚洞摩崖碑》可以看出，当时“黎庶甚众，粮粒丰储”，还建有城邑碉堡，已有祖、父、子相传的世袭制度，以及受汉族方块字影响而创制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土俗字”等，说明其社会经济文化已经达到相当水平。

　　第四支是乌武僚。其渠帅宁猛力，南陈时为安州（今钦州）刺史，雄据一方。隋灭陈后，下诏钦准袭职。开皇二十年(600年)，宁猛力病逝，其子宁长真袭为刺史，率兵协助隋朝征讨林邑及辽东。隋炀帝授为安抚大使，其族人宁宣也封为合浦太守。唐灭隋之后，宁氏归唐，宁长真封为钦州都督，宁宣卒，其子宁纯封为廉州刺史，族人宁道明亦为南越州刺史。宁氏家族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唐永昌元年(689年)，这个家族的宁悌原举进士，参加宫廷贤良策试，以成绩优异排名第九。一个“南蛮”子弟，竟有如此才学，朝廷内外为之惊异。武则天时授职校书郎，后累次升迁为谏议大夫。唐玄宗时，以谏议大夫兼修国史，因“直书隐巢事”得罪了唐玄宗，被罢官还乡，开元十六年（728年）病逝家中。肃宗即位后，嘉其为官正直，立祠于上蒙村。

　　第五支是葛僚，又作“仡僚”。“戎、泸间有葛僚，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俗喜叛，持牌而战，奉酋帅为王，号曰婆能，出入前后植旗。”[7]“戎、泸间”即今天四川宜宾、泸州及贵州毕节、遵义一带。但据有关史书记载，粤西曾有葛僚聚居，例如佛教禅宗六祖惠能是新州（今新兴）人，初到湖北黄梅东山禅寺之时，五祖弘忍就称他为“獦獠”。[8]不过惠能的父亲原籍范阳（今北京大兴县），“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娶妻李氏，生下惠能。可见惠能应系汉人，只不过居住于葛僚地区，才被误认为葛僚。开元十六年（728年），时任泷州刺史葛僚首领的陈行范反唐，攻占了周边四十余城。朝廷派骠骑大将军杨思朂率十万大军围剿，杀陈行范及起义葛僚六万多人。此后，粤西葛僚大部分迁往他乡，《新唐书·南蛮传》所载的“戎、泸间”，应是葛僚最后定居之处，他们当中大部分发展成为仡佬族的先民。由此可见，从南朝至唐开元十六年之间，南江一带不仅有葛僚居住，而且应当是葛僚的活动中心。当时的南江文化，主要是葛僚文化。

　　对于葛僚的文化习俗，除了上述《新唐书·南蛮传》记载的“喜叛，持牌而战，奉酋帅为王，号曰婆能，出入前后植旗”之外，作为僚的一支，有着僚文化的共同特点：

　　社会组织：“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9]

　　居住方面：“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10]

　　生产方面：“能卧水底，持刀刺鱼。”“能为细布，色至鲜净。”“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爨，既薄且轻，易于熟食。”“其口嚼食并鼻饮。死者竖棺而埋之。”[11]

　　娱乐方面：“用竹为簧，群聚鼓之，以为音节。”[12]

　　祭祀方面：“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鬓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13]

　　上述所述，以落后一面居多。然而在史籍记载中，也可以发现较为先进的方面，如《隋书·食货志》载：“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14]说明俚僚酋帅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力开展对外贸易，进口的异国奇珍以及“昆仑奴”，因而富甲一方。另据《太平寰宇记》载：窦州“三日一市”[15]。容州“呼市为墟，五日一集”[16]。窦州在今广东信宜，容州在今广西容县，这一带并不近海，集市贸易同样发达，直至今天，仍然沿袭千余年前“三日一市”、“五日一集”的习俗，可见其重商传统源远流长。柳宗元被贬柳州时所作《柳州峒氓》一诗描述：“青箬裹盐归峒客，緑荷包饭趁虚人。”[17]也反映了僚人集市贸易的景象。

　　此外，僚与俚都有悠久的铜鼓文化，“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豪富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竟乃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钗。”[18]罗定是岭南出土铜鼓最多的地方之一，已发现汉至晋代铜鼓出土点12处，出土铜鼓16面，这是僚文化的一个见证。

　　神龙元年（705年），著名诗人宋之问贬为泷州参军，初入南江时，还“泣问文身国，悲看凿齿氓”[19] （《入泷州江》）；然而在他走进葛僚地区后所作的《过蛮洞》诗中，却呈现了一幅宛如“世外桃源”的风光：

　　竹迷樵子径，萍匝钓人家。

　　林暗交枫叶，园香覆桔花。[20]

　　由于这是作者亲眼所见的葛僚地区真实景象，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见证了容观琼教授所言：“南蛮不蛮”[21]。俚僚文化并非某些史籍所说的那么落后，俚僚地区并非某些学者想象的那么蛮荒。

　　

　　二、“汉人僚化”的典型——陈法念

　　

　　在南江葛僚，有一位可与南路俚人的冼夫人、钦州乌武僚的宁猛力相伯仲的首领，他就是陈法念。

　　陈法念本是汉人，原籍颍川郡鄢陵（今河南鄢陵县），南朝梁时举家迁至泷州（今罗定）后，以孝义教化溪峒，所至镇俗戢奸，盗贼屏息，得到葛僚群众的拥戴，成为葛僚首领，并子孙世袭。民间传说陈法念是梁朝的驸马，但史无记载，但梁朝重视利用陈氏家族来治理葛僚，却是事实。陈法念历任新州(今新兴)、石州(今梧州)剌史，封宋平郡(今越南河内)公，成为南江流域最大的望族。当时由河南颍川郡迁至西江一带的陈氏族人，除了陈法念之外，还有西江督护陈伯绍，苍梧（今封开、梧州）太守陈坦，康州（今德庆）刺史陈预，勤州（今云浮富林）刺史陈君页，德州（今越南荣市）刺史陈法武等，其势力与影响均不及陈法念。后来成为陈武帝的陈霸先，曾是西江督护兼高要太守，侯景叛乱时，在陈氏族人的支持下起兵北伐，建立陈朝之后，当然对西江一带陈氏族人更加重用。陈法念去世后，其子陈佛智历任罗州(今化州及廉江一带)剌史、南靖(今怀集)太守、西衡州(今衡阳)剌史，封安靖郡公。

　　隋开皇九年(589年)灭陈之后，派遣总管韦洸安抚岭南。冼夫人从维护国家统一的大局出发，毅然决定归隋，派她的孙子冯魂带领军队迎接韦洸，进入广州；陈佛智则与广州酋帅王仲宣联合对抗隋朝，粤西两大家族从此分道扬镳。开皇十年（590年），隋朝在岭南推行一系列新措施，触动了当地豪酋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王仲宣起兵叛乱，陈佛智率兵响应。韦洸力敌，兵败战死，形势严峻。冼夫人坚决反对这种分裂行为，派孙儿冯暄带兵讨伐陈佛智，不料冯暄因囿于与陈佛智的友情，迟迟不肯进兵。冼夫人立即囚禁冯喧于州狱，改派另一孙子冯盎领兵与陈佛智对阵，斩杀陈佛智。陈佛智之子陈龙树逃到钦州投靠宁猛力。宁猛力原以自己与陈后主同日而生，貌有贵相，理当代为天子，故不愿侍隋，凭险自固；隋文帝遗桂州总管令狐熙前往钦州招抚宁猛力，以礼相待，获悉其母患病，特意差人送药以示关怀，致使其心悦诚服，纳土归附。此后，陈氏家族一度销声匿迹。

　　唐灭隋之后，陈龙树与宁猛力之子宁长真一起归唐，被任命为钦州剌史，不久即调回到南江地区，历任泷州(今罗定)、南扶州(今信宜)、建州(今郁南连滩)剌史。陈龙树之子陈普光，任永宁县(今罗定西南)令；另一个儿子陈集原官至冠军大将军行左豹韬卫将军，授予“上柱国颖川郡开国公”爵位。此时，陈氏家族声望与势力达到顶峰。同年，陈普光在罗定龙龛岩兴建道场，圣历二年（699年），陈氏家族对道场进行大规模的重修，并于道场之南造释迦尊像一座，由陈集原作《龙龛道场铭》，镌刻于岩洞北壁。铭中反思陈氏家族与朝廷多次兵戎相见的经历，歌颂武则天：“御绀殿以抚十方，动金轮以光八表，弘护大乘，绍隆正教。覆载之恩，均黔黎于赤子；云雨之施，等润泽于苍昊。……垂拱之风，叶至真而成正觉。就日与慧日俱明，油云共法云同覆。”[22]虽有溢美之语，但也表现了陈氏家族维护统一的心愿。

　　纵观珠江文化史，像陈氏家族这样“僚化”的汉人并不罕见。早于南越国初期，南越王赵佗就改从越俗，“椎髻箕踞”，住干栏屋，穿百越服装，说百越语言，自称“蛮夷大长”，取得越人的拥戴，这是开“汉人越化”之先。时人对此颇有非议，汉朝使臣陆贾就说他“反天性，弃冠带”，赵佗只好自认“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23]。南越国覆灭之后，稍有声望的汉族移民便不敢步其后尘了。直到南朝，百越已经整合为俚、僚等族群，文化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朝廷要集中力量对付北朝，推行“以俚治俚”、“以僚治僚”的政策，大量敕封当地俚僚首领为官，因此，“汉人俚化”与“汉人僚化”悄然兴起。与陈法念同时代的冯融，便是“汉人俚化”的例子。他是北燕昭成帝冯弘后裔。北魏太延二年（436年），北燕为北魏所灭，冯弘逃往高丽，遣其三子冯业率300人浮海投南朝，遇风浪，漂流至新会。南朝宋文帝封他为怀化侯，授新会刺史。冯融是冯业之孙，任罗州刺史，“以礼义威信镇于俗，汲引文华，士相与为诗歌，蛮中化之，蕉荔之墟，弦诵日闻。每行部所至，蛮酋焚香具乐，望双旌而拜，迎者相望，辄诫其下曰：‘冯都老至矣，毋为不善以婴罪戮。’都老，犹言官长也。自是溪洞之间，乐樵苏而不罗锋镝者数十年。”[24]“都老”是俚人对其首领的称呼，《隋书·地理志》载：“有鼓者号为都老，郡情推府。”[25]冯融被称为“冯都老”，说明他已经融入俚人之中。其子冯宝与冼夫人结婚后，“洗氏约束本宗，使从民礼，每与宝参决辞讼，首领有犯，虽亲戚无所纵舍，由是冯氏始得行其政。”[26]，冯氏家族与冼氏家族结为一体，与南江地区的陈氏家族南北遥相呼应，共同维持粤西一带的社会稳定，同时推动了汉文化的传播。谈到粤西汉俚文化融合，众口交碑冼夫人，然而，从历史因素来看，南路汉俚文化融合其实始于冯融，成于冼夫人。从地理因素来看，广信文化要传播到南路，与那里的俚文化融合，必然经过南江这条天然通道。因此，没有南江地区陈氏家族所推动的汉僚文化融合，也就不会产生南路地区的汉俚文化融合，也就不会诞生影响深远的冼夫人文化。当然，冼夫人及其子冯仆、孙冯盎经历梁、陈、隋、唐四朝，一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为陈氏家族所不及。尤其是开元十六年（728年）陈行范反唐被镇压之后，由陈氏家族所倡导的汉僚文化融合的进程因此而中断，南江地区陈氏家族这段辉煌历史也就逐渐为人们所淡忘了。

　　此外，惠能的父亲卢行瑫，也是“僚化”的汉人。惠能初见五祖弘忍时，被五祖称为葛僚，他坦然答道：“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27]这段话，一方面说明惠能对自己是葛僚还是汉人并不在乎，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新州一带的葛僚与汉人实际上并无太大差别。由此可见，“汉人僚化”及“汉人俚化”的过程，其实也是“僚人汉化”及“俚人汉化”的过程，是岭南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这次融合对珠江文化发展史以及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决不可以低估。

　　

　　三、南江文化是珠江文化的重要发展阶段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文语》中说：“广东居天下之南，故曰南中，亦曰南裔。火之所房，祝融之墟在焉，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28]从“始然于汉”到“炽于唐于宋”的中间，有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这就是汉僚文化融合所形成的南江文化与汉俚文化融合所形成的南路文化，也可以合起来称之为“泛南江文化”。

　　广府文化在“始然”阶段，其代表是陈钦、陈元、士燮的经学。陈钦、陈元的经学主要传播于交趾刺史部所在地广信。到东汉末年，士燮兄弟及刘熙、程秉、薛宗、虞翻等分别在交趾、合浦、九真、南海、番禺传播经学，而中心仍在士燮的家乡广信。这一阶段珠江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正如曾任交趾太守的薛宗所述：“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光礼化。”[29]概括地说，就是“越人汉化”。不过，跟百越相比，汉族移民毕竟很少，要使“越人汉化”，谈何容易。所以，早期的广府文化，主要是广信文化，其传播局限于广信一带以及几个汉族移民比较集中的地方，同时明显带有脱胎于中原文化的痕迹，吸收当地百越文化较少，因而尚未凸显自己的特色。

　　南江靠近广信，又是广信往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徐闻的必经之道。正如曾昭璇先生所论述：“为恢复和发展外贸，即以广信为中心分路入南海各港。但番禺其时已毁，日南又塞，故只能西南沿北流、南流江至合浦出海，东南下南江至船步而穿群山，出信宜、高州而下徐闻港。且以徐闻港口水文及地理位置为佳，又有20万亩洋田，可富一州，遂成为汉家皇商出海主港，成为汉代丝绸之路的起点。”[30]汉朝，在广信东面设端溪县，管辖整个南江流域，县治在今德庆县。端溪县原属苍梧郡（郡治广信），西晋末年“八王之乱”，避乱者纷纷南下，“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31]，从广信进入端溪县的汉族移民大增，于是在东晋永和七年(351年)升格为晋康郡，并在原端溪县境内设侨县，专门安置迁入的汉族移民。南朝，汉族移民继续增加，其中一部分沿南江进入葛僚聚居地区，为求生存与发展，他们“入乡随俗”，学习当地葛僚文化，将自己异化成为葛僚中的一分子，因此便出现“汉人僚化”的情况。其中佼佼者如陈法念，得到葛僚的拥戴，成为当地葛僚的领袖人物，于是，他们运用自身的权威，促使葛僚接受并学习汉文化，从而改变了广信时期汉文化的传播模式，同时改变了广信时期汉文化的某些面貌而使之具有比较鲜明的特色。龙龛道场便是很好的见证：“龛之北壁，画当阳像，左右两厢，飞仙宝塔，罗汉圣僧”，“更于道场之南，造释迦尊像一座”，“为七代之父母，修六道之缘”[32]。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儒、道、佛的兼容，说明融合了葛僚文化成分的唐代南江文化，比之广信文化有着更强的兼容性。值得注意的是，龙龛道场始建于唐武德四年(621年)，释迦尊像立于圣历二年(699年)，而惠能于龙朔二年（662年）离家前往黄梅东山禅寺，仪凤元年（676年）到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正式剃度，弘道元年（683年）命门徒回新州（现为新兴县）龙山将自己的故居改建为“报恩寺”，这一系列事件都发生于此段时间，正好说明惠能禅宗是在南江文化这一沃土基础上形成的。南江文化对惠能禅宗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隋至初唐时代的南江文化，是承接广信文化而开启盛唐时期珠江文化全面成熟与繁荣的重要发展阶段。

　　（作者单位：广东省政府参事室）

　　注释：

　　[1]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商务印书馆1947年再版。

　　[2]《太平御览》卷七八五《四夷部六》。

　　[3]《博物志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54页。

　　[4][5][6][7]《新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6320－6330页。

　　[8]《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自序品第一》。

　　[9][10][11][12][13]《魏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2248－2249页。

　　[14]《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15]《太平寰宇记·岭南道七·窦州》。

　　[16]《太平寰宇记·岭南道十一·容州》。

　　[17]《全唐诗》卷三百五十二。

　　[18]《隋书》卷二六《地理志》，中华书局，1973。

　　[19][20]《全唐诗》卷五十二。

　　[21]容观琼：《南蛮不蛮》，《珠江文化》2007.第一期。

　　[22]《岭南第一唐刻——龙龛道场铭》香港三昧出版社1993.4.第一版90页。

　　[23]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

　　[24]《广东通志》列传一《冯融传》。

　　[25]《隋书》卷二十六《地理志》，中华书局，1973。

　　[2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三。

　　[27]《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自序品第一》。

　　[28]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一《文语》。

　　[29]《三国志》卷五十三《薛宗传》。

　　[30]曾昭璇、曾新、曾宪珊：《西瓯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岭南文史》2004年第三期。

　　[3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八十六《晋纪八》。

　　[32]《岭南第一唐刻——龙龛道场铭》香港三昧出版社1993.4.第一版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