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家芳（黎家芳,中国历史博物馆。）

　　【中文摘要】本文介绍的是笔者在其他学者对石峡文化的特征及与其他原始文化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石峡文化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的关系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Abstract: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opinion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hixia culture and other cultures like Dawenkou culture and Liangchu culture in the southeastern costal area of China, based on other researchers' discussions and studies on the characters of Shixia culture and its relations with other primitive cultures.

　　

　　从1978年石峡墓地资料公诸于世和石峡文化命名以来，不少学者对于石峡文化的特征及其与其他原始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对石峡文化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的关系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一、石峡文化的基本特征

　　石峡遗址位于广东省曲江县马坝镇狮子岩。文化层分三层：上层属西周到春秋时期；中层为夏商之际；下层属新石器时代晚期。［1］

　　石峡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其基本特征如下。

　　1．陶系以泥质陶为主，砂陶次之，分别占出土陶器总数的60％和40％。陶器以素面磨光陶为主，约占总数的70％，有纹饰的陶器较少，主要用绳纹、篮纹、刻划纹、附加堆纹、几何印纹和镂孔等装饰。镂孔用于装饰器足。盛行圈足器、三足器和圜底器，不见凹底器，平底器极其罕见。器形以鼎、盘、釜、豆、壶、罐为主，子母口器口发达。子母口浅盘三足盘、圈足盘、子母口带盖盘鼎、釜鼎、陶甑等，地方特色显着，是其典型陶器。

　　2．石制生产工具发达，制作技术较高，多数石器都通体精磨，主要器形有　、铲、锛、凿、镞、钺、锥等。其中，石锛和石凿出土的数量大，既有大小之别，又有有段与无段、有肩与无肩的差异。石　和长身亚腰大斜弧刃石钺，是最富于地方特色的典型石器。

　　3．葬俗盛行单人二次迁葬，并有两套随葬品，一套是第一次安葬时放置的，一套是第二次迁葬时放入的，墓为长方形竖穴，多数墓的穴壁用火烧烤过，形成一层很薄的火烧壁。对墓穴的这种处理方法，为我国新石器时代墓葬中首见。

　　此外，各墓的随葬品存在着数量和质量的不同，在第三期大型迁葬墓中，随葬品多，既有精美的石器，还有“显然属于外来形制的陶器”［2］和琮壁礼器。稻谷和稻米已“作为一种‘祭奠品’供奉死者”。［3］

　　二、石峡文化的分布范围

　　石峡文化“主要分布于粤北偏北部”，［4］这仅是就现有的出土资料而论；严格讲，“它在岭南的分布范围目前瞭解的还不很确切”，［2］它确切的分布范围并未真正解决。

　　迄今为止，经过正式发掘的石峡文化遗址仅石峡一处，但在粤东和粤东北发现一些出土石峡文化器物的遗址，例如河源上莞墟出瓦足形鼎足，龙川坑子里有属于石峡文化的红陶鬶片。这些遗址尚未发掘，内涵不清，难以肯定它们与石峡文化是属于同一文化，还是仅受了石峡文化的影响。

　　同时，在与粤北紧邻的江西“清江筑卫城下层和清江三桥樊城堆遗址下层出了子口罐、三足盘、盘形鼎、陶豆、袋足鬶等陶器”，［2］石峡M54和江西修水山背一号房址“两者共有的器物如陶鬶、陶盘、陶豆、陶器盖、有段石锛、弓背石锛和石凿等，形制都很相似。”［2］清江位于赣江附近自古地处粤赣的交通要道之上，而清江以南地区原始文化的分布和内涵，因工作开展不多，与石峡的关系还不清楚。

　　已经发现的资料说明，石峡文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有比较发达的稻作农业和手工业，已经出现等级分化，因此，石峡文化的居民对环境的生活适应能力应该较强，人口也不会很少。氏族部落的分布，住地的选择，主要是受人口多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制约。粤北地区与赣南、闽西地区的自然条件基本一样，都适宜于水稻种植，地理上彼此邻近，并有山口相通。所以，石峡文化完全可能越出今天的广东，而分布到赣南、闽西。

　　三、石峡文化与东南沿海地区原始文化的关系

　　石峡文化有自身的显着地方特征，又有一些与其他石峡文化相同的因素。有的学者认为“石峡文化与长江中下游、特别是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有许多共同之处”，“石峡墓地出土的玉璧、玉瑗、玉块、玉笄等装饰品，以及有肩穿孔石钺和浙江一带良渚文化出土的大同小异”，“石峡墓地出土的盘鼎、鬶、有段石锛、石镞和形式多样的鼎足，与江西赣江流域清江筑卫城遗址下层、江西修水山背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比较，有许多相似之处。”［2］又有学者认为“扁平穿孔石铲和玉琮、璧、环、块等饰物和良渚文化相似，与山东大汶口晚期的较接近”［5］还有学者认为：“石峡文化与东南沿海、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诸原始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石峡墓地出土的有段石锛、鬻、盘式鼎和各种鼎足等，与清江筑卫城下层、修水山背出土的同类器物对比，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尤其集中出在M54和跑马岭一号房址的两组器物，表现出少见的相似。石峡的穿孔有肩石钺、刻范大玉琮、贯耳圈足壶等，与苏南、浙北的良渚文化遗物又大同小异”；［6］苏秉琦先生《石峡文化初论》一文中指出：“它与江西、苏南、浙北诸文化具有许多共性，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密切。”将这些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石峡文化与其邻省江西清江筑卫城下层、修水跑马岭山背文化有密切关系；与苏南、浙北的良渚文化关系极其密切；与大汶口文化有一定的关系。这些看法自有依据，有一定道理，但仍有商榷之处。笔者认为：

　　1.石峡文化与赣南地区，特别与赣江上游地区原始文化的关系，讨论的条件尚不成熟，理由前文已述。

　　2．在我国东南沿海诸原始文化中，石峡文化与分布于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关系密切，而与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之间，看不出有直接的联系；大汶口——龙山文化对石峡文化的影响，是通过良渚文化而间接给予的。

　　首先，石峡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稻作文化，经济形态基本相同，生产力发展水平接近，地理上又彼此邻近，易于发生交往。从出土资料看，良渚文化已有船，水上交通工具比较发达，沿江湖与石峡文化交往的条件已经具备。相反，石峡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间，相距甚远，直接进行联系的困难大。

　　第二、石峡文化出土的陶鬶、石笄、与大汶口文化出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但不是与大汶口文化交往的结果，不能作为它们之间有直接联系的证明。

　　例如陶颦，它起源于大汶口文化，并为典型龙山文化所继承，是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但石峡M54出土的陶鬶，其形制与大汶口文化ⅡA陶鬶相似，但从其肩和板的位置等看，更接近浙江嘉兴雀幕桥和江苏吴兴澄湖出土的良渚文化陶鬶的风格，说明石峡M54出土的陶鬶“显然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间接地受到大汶口——龙门文化系统的影响”。

　　从年代学讲，良渚文化早期与大汶口文化晚期时间上大体相同。出土资料又证明，良渚文化和大汶口——龙山文化之间，互有交往和影响，例如，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大汶口M4出土的有段石锛，［8］诸城呈子第一期文化出土的贯耳壶，［9］不仅见于良渚文化，而且还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之一；在良渚文化中有“近似大汶口的涡纹彩陶”，“近似蛋殻陶的磨光薄胎黑皮陶，以及在鼎、豆等器形方面，都带有大汶口——龙山文化的风格”，［10］特别是新近在上海青浦福泉山下T23M2出土的一件彩陶捎壶，［11］亦见于大汶口文化，并属其典型器之一。而江苏吴县澄湖、浙江嘉兴雀幕桥等遗址出土的陶鬶，又与大汶口文化有渊源关系。正因为良渚文化与大汶口——龙山文化关系密切，互有交流和影响，在良渚文化和石峡文化发生交流之后，又将它所受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影响，转而影响石峡文化，是顺理成章的事。

　　玉笄又称锥形器，为一种圆柱体或方柱体器物，一端呈钝尖状，一端为短柄，真柄上有穿孔和无穿孔之分。该器虽有大小之别，形制却基本上定形。由于锥形器出土位置不同，其用途不明，在发掘报告中给予了不同的命名，如“笄”、“锥形器”、“镞形器”、“矛”、“石佩饰”等等。其质地分为玉、石两类，但以玉质的为多。为了叙述方便，下面称“锥形器”，对其用途，因篇幅所限不加论述。

　　从目前的资料看，锥形器主要见于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其他地区文化也有所见，如石峡墓地，但属偶见。

　　锥形器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很普遍，是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之一，出土数量大，“据近九年出土的实物，计不下一百余件”，［12］出土数量超过大汶口文化几倍。尤其重要的，是近年发现的一些良渚大型墓中，不仅出土量大（如上海青浦福泉山墓地出土三十一件），而且除常见的圆柱形和方柱形锥形器外，又发现一种新器形，即“圆柱、方柱结合形，似是圆柱形与方玉琮串联在一起”。在部分锥形器上雕刻有“叠圈纹”和“兽面纹。”［13］

　　大汶口文化中，出土锥形器的遗址也不少，主要有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8］曲阜西夏侯、［14］诸城呈子、［9］安邱景芝镇、［15］和江苏邳县大墩子等遗址。［16］锥形器器形为常见的两种，即圆柱形和方柱形，也无纹饰。出土数量约三十件左右。

　　锥形器至迟在良渚文化早期就出现了，最初只有圆柱形，［7］其后才出现了方柱形和圆柱、方柱结合形，并有用兽面纹等纹样装饰。发展演变的序列明显，出土普遍数量也大。因此，我们认为锥形器的发源地是良渚文化，而不是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中出土锥形器比较多，是与良渚文化关系密切、受其影响的结果。因此，石峡文化的陶鬶、锥形器，与大汶口文化无直接的关系或毫无关系。

　　第三、石峡墓葬中有用良渚文化器物随葬的习俗。

　　石峡的发掘情况，只有简报，尚未发表正式报告。简报中说共清理墓葬一百三十二座，分四期，一、二、三期属石峡文化，共六十四座。也有文章说近百座。［18］根据简报的资料，在六十四座石峡文化墓中，有十二座用良渚文化器物随葬，其中属于一期的一座，即M44随葬一件贯耳壶。其余十一座墓属于第三期，即M15随葬一件玉环，M17一件玉琮，M21一件玉笄，M42一件有肩穿孔石钺，M43的一件玉璧，M54一件陶鬶，M47一件玉璜，M59一件玉环，M69两件玉器——玉鸟和玉坠，M104一件玉锾，M105一件大型多节玉琮。

　　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诸考古学文化中，出玉琮最早和最多的是良渚文化，其他一些文化中偶有所见，如石峡文化即为其一。良渚文化早期的玉琮为圆筒形，后来又有内圆外方形，幷且成为主要的形制，而且还有两节和多节之分，大小也较极其悬殊。玉琮上一般都有兽面纹，主要有两种，即“象征的兽面纹”和“形象的兽面纹”，在分节的玉琮上这两种兽面纹多共存一器，其布局是形象的兽面纹在上，象形的兽面纹在下。

　　上述墓内出土器物的数字，是依据简报的图或图版统计的，不能代表全部情况。例如：简报的图版中只出现两件玉琮，而文字叙述中是六件；文字叙述中有小玉片，图或图版中又不见玉片。以江苏常州武进寺墩M4：1为例，“下节的兽面纹，作圆眼、宽鼻、阔嘴的形象。眼为重圈，……外有椭圆形凸面作为眼睑。”“上节的象征性兽面纹，由圆眼阔组成。眼为重圈，……两侧还琢出长1.5毫米的三角弧线作为眼角。”［13］

　　去年在浙江余杭反山发现一良渚墓地，共有大型墓十一座，“共发现随葬品一千余件，其中平均玉器每墓在百件以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小数玉器上发现刻有“兽面人形神像”。［13］神像用极细的阴线刻成，它头戴华冠，人面人身爪足，胸以下到臀部位置有一图象：巨眼、大鼻、阔嘴，是一威严、神秘的兽面，所以，称它为“兽面人形神像”并不确切。当我们将神像与玉琮上的兽面纹对比观察后，发现神像身上的兽面图象，与玉琮上“形象的兽面纹”基本一样，而神面又与玉琮上的“象征的兽面纹”基本相同。因此，我们认为玉琮上的两种兽面纹。是神像的简化，它说明玉琮是一种法器，或最初与法器有关，后来才演变成为象征权力的礼器之一。

　　石峡墓出的玉琮（或石琮），从形制到纹样均与良渚文化所出相同或近似，石峡“M105出的大玉琮和江苏吴县草鞋山上层墓葬出土的大玉琮，从玉料的选择，内圆孔的对钻到浅雕花纹几乎一模一样。”［19］而石峡各墓出土的琮、璧和装饰品，与良渚大墓中出的玉器组合也一样。这就生动地反映出石峡的琮、璧及装饰品，可能来自良渚文化。

　　从上述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1．上述十二座墓中随葬的良渚器物，与良渚墓中出的同类器基本一样，其中的贯耳壶、有肩穿孔石钺、玉琮、玉璧等，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之一。所不同的，主要是在石峡一般是一座只出一件某类器物，在良渚墓中则上述各类器物往往同时出现，或出现上述其中的几类，特别是上述各类玉器，即琮、璧、瑗、璜、块环。“笄”、坠、马形饰和玉片等玉器，在大型墓中多成组出现。玉璧不仅与琮、钺同出，玉璧在有的一座墓中竟多达五十三件，数量之多，十分罕见。上述情况说明，石峡墓中出的良渚诸器，非当地生产，而是通过交换得来的。它们的产地应是良渚文化。

　　2．石峡第一期墓时期，个别墓中出现良渚器物。到第三期时，已有四分之一的墓葬中出现了良渚器物，其中有陶器、石器和玉器，既有生活用具，装饰品，又有琮、璧等“礼器”。这说明至迟从石峡墓第一期时，已开始与良渚文化发生了联系，到第三期时，这种联系有了很大发展，两种文化之间，交往频繁，关系很密切，从而使石峡文化受到良渚文化的强烈影响。特别是琮璧礼器的出土，反映出两种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某种联系。

　　石峡文化与福建地区原始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因粤、闽两省有相连接的地区，福建长汀四都遗址又曾采集到一件子母口瓦形足三足盘，它与石峡出的同类器基本相同。长汀属于闽西地区，与粤东北地区、赣南南部毗邻，子母口瓦是三足盘在长汀出现，说明闽西地区和赣南部分地区一样，存在着有石峡文化分布的可能性。昙石山文化和石峡文化，也有一些相同的因素，但反映两者有直接联系的资料不多，这种共同因素的存在，可能与它们都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有关。

　　总上所述，在我国东南沿海诸文化中，石峡文化可能只与良渚文化有直接的联系。由于两者关系密切，良渚文化的经济文化又较先进，故给予了石峡文化以强烈的影响。同时，良渚文化受到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影响，转而又影响了石峡文化。

　　

　　（原载《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

　　

　　注释：

　　［1］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7期。

　　［2］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文物》1978年7期。

　　［3］杨式挺：谈谈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迹，《文物》1978年7期。

　　［4］朱非素：广东新石器时代若干问题的探索，《广东出土先秦文物》，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4年。

　　［5］广东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结硕果，岭南历史开新篇，《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7］高广仁、邵望平：史前陶鬻初论，《考古学报》1981年4期。

　　［8］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

　　［9］昌潍地区文物管理组诸城县博物馆：山东诸城呈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0年3期。

　　［10］《山东史前文化在中华远古文明形成中的地位》，齐鲁书社，1986年。

　　［11］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文物》1986年10期。

　　［12］王正书：良渚文化中的玉锥形器辨析（特刊）。

　　［13］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文物》1984年2期。

　　［1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

　　［15］王思礼：山东安邱景芝镇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考古学报》1959年4期。

　　［16］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2期。

　　［17］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

　　［18］朱非素：石峡文化墓葬所反映的若干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19］牟永抗等：论良渚——良渚发现五十周年之回顾（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