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骐（曾骐,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中文摘要】本文通过对石峡新石器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进行研究分析，结果可概括出石峡文化的基本特征为：发达的农业、手工业，色调丰富的陶器群，引人注目的装饰品、奢侈品和武器，个性鲜明的埋葬习俗。反映交流、融合时代特点的文化因素的多样性。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cultural relics unearthed from the Neolithic site of Shixia, the basic characters of Shixia culture can be concluded as: developed agriculture and handicraft, potteries with rich colours, outstanding ornaments, luxuries and weapons, unique burial customs. The diversity of the cultural factors reflects an age of exchanging and integrating.

　　

　　广东省北部曲江县是南岭山地向丘陵过渡的岩溶地区，马坝河由西向东穿越曲江县城，汇薄溪、曹溪注入北江。马坝河南岸的狮子岩在1958年因发现马坝人化石而驰名中外。［1］狮子岩属岩溶地区常见的连座峰，南高北低，恰似一只头部宽大、尾端翘起的卧狮。两峰之间的山背凹地，已辟为多级农田耕地，当地人称之为“石峡”。这里发现了著名的新石器文化，被命名为“石峡文化。”［2］

　　七十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石峡遗址进行了连续多季度的考古发掘，揭露出一种独具风格，面貌崭新的原始社会文化。［3］石峡遗址包含多层次的文化内涵，石峡文化是指石峡遗址的下部地层内涵以及在下文化层中清理的可以划分为Ⅰ、Ⅱ、Ⅲ期的大约一百座墓葬所包含的材料。14C测定的年代数据表明石峡文化属距今4500年前后岭南新石器时代文化。

　　石峡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发达的农业、手工业，色调丰富的陶器群，引人注目的装饰品、奢侈品和武器；个性鲜明的埋葬习俗；反映交流、融合时代特点的文化因素的多样性等等。

　　一、进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

　　石峡文化有进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在属于石峡文化的地层中，至少包括两处残破灶址和一处地窖中发现有含栽培稻的烧土块或清晰可见的炭化稻米，在九座二次葬墓穴里也发现有被认为用作“祭品”的稻谷或米粒。此外，在文化层内的烧土块中还发现有用作建筑材料的稻谷殻和稻草秆秣，说明石峡文化已有水稻农作物生产。出土的炭化稻谷经科学鉴定，属于籼型稻为主，包括有粳型稻的人工栽培稻。有的科学工作者根据稻谷标本鉴定，认为许多籽粒不够充实饱满，大小不一，反映了当时品种的纯度较差，种植技术还比较原始。［5］这种看法似可讨论。我们认为，出现谷粒的差异应与遗址的埋藏条件、环境有关，农业生产发展程度的水平高低，主要应当从进行生产的农业工具来考察。

　　石峡遗址下层及Ⅰ、Ⅱ、Ⅲ期墓葬出土石制生产工具约三百件，其中可视作农具的有弓背形石　十八件，扁平穿孔磨光石铲三十七件，占比例约18.3％。后者在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同时代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均为常见的农业起土工具，石峡出土的石铲外面呈弧形，里面平凹，入土鋭利，使用得手。弓背形石　是一类适应当地环境的掘土生产工具，器身厚重，长身，两端磨刃，正面平直，背面弓背隆起，正面中部便于安装T形把柄，使石　作丁字镐使用，十分适宜华南山地红壤土的垦殖。

　　大型长身锛发现有七十二件，刃面有直口和凹口之分，可用于砍伐树木、加工木工工具，也可归属在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工具类。

　　使用于手工业方面的生产工具有石凿、有段石锛、梯形石锛、双肩石锛、陶纺轮等。从石峡遗址出土的陶器、石器、武器、装饰品，奢侈品等遗物的制作上反映出这一文化的手工工艺水平已相当高，石制品的制作已有一套选料、锯切、磨制、钻孔、雕刻，抛光的工艺程序，陶器从手制到轮制到产品生产标准化亦可说明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几座墓的随葬品中出现有大小不同规格的多种型号的同一类型工具（如宽扁式有段石锛），这表明石峡人在木制工具使用上已开始专门化。M47号随葬品中有大小成套、多达七种类型的弧刃凹口锛和凿。使用成套手工工具的墓主人的身份，必定是掌握手工工艺的手工专业者或匠人；墓葬随葬品的丰富，则显示出石峡社会阶层中掌握专门化技艺者的富有和特殊地位。

　　二、色调丰富的陶器群

　　色调丰富的陶器群最能体现石峡文化的个性。石峡文化的陶器据不完全统计已近千件，陶质有夹砂陶、泥质陶，多数为素面，部分饰有划纹、弦纹、绳纹、附加堆纹和镂孔，并有少量几何形拍印纹。陶器多三足、圈足、圜底、普遍使用器盖，器物口沿多为子口结构，陶器种类在二十种左右，根据发掘资料统计，第1期有陶器九种九十四件；第Ⅱ期陶器增加至十三种一百九十九件；第Ⅲ期陶器猛增至二十一种六百六十二件。我们曾经对石峡文化的陶器按照食具、酒器、水器、饮具、贮藏器、器盖等类别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得出瞭如下的结论：“三足盘、圈足盘、盘鼎、夹砂盖豆，带子口圈足壶、球腹圈足罐等是构成石峡文化独特风格的陶器群（图一）。这个器物群的特征为：流行三足、圈足、圜底，普遍使用子母口套合；由盘鼎而衍生出‘石峡式’的盆鼎；由东方沿海和江汉流域引进了釜、釜鼎、贯耳壶、扁腹壶和甑类；由东方沿海的良渚文化中引进了陶鬶，在更晚时期（石峡中层）出现了带流带把壶，这种器物吸取了鬻流、把手的长处，改造了已经出现的“宽肩壶”。［6］通过分析，我们从缤纷多彩的陶器群中把最有个性的文化因素区分出来，它突出的表现在盘类（三足盘、圈足盘）的特点和自身的变化规律上。

　　三足盘类多为泥质红褐陶，有相同的直口浅圜底的盘体，口沿与腹部平折外凸构成子口。三足盘的变化主要在足部，根据报告，可分为瓦状足、尖锥状足、梯形足、连裆扁体三角形足等四式，三足盘盘体稳定少变化，三足演变的基点通过类型学分析，可以确定是瓦状足，由瓦状足而演变出其它各式盘足，可以自成系列（图二）。

　　圈足盘类的盘体构造与三足盘相同，下覆粗大圈足，为使手把方便；往往对称地加大了镂孔，使双手穿入圈足内直接扶托盘体。大镂孔不同于大汶口文化的大镂孔豆的圈足，除了具有装饰作用外，还具有使用的功能。根据石峡遗址的地层学资料，三足盘存在于Ⅰ、Ⅱ、Ⅲ期，其趋向是逐渐减少；圈足盘在Ⅱ期开始出现，Ⅲ期增多，有取替、淘汰三足盘的趋势。这种变化在类型比较中可以进一步获得证实。例如当梯形足盘的足际之间的连裆不断加大，势必造成大圈足（图三1、2）。石峡文化的盘类无论是三足还是圈足的附加部分，其功能都是一种稳定盘体的支垫作用。在陶器制作处于手制阶段（I期），手捏的三足比较作均匀的圈座容易，故只出现三足盘类；当轮制技术在Ⅱ期出现之后，在转盘上修削一个圆形圈足则比手捏三个盘足更为快捷，所以石峡Ⅱ期出现圈足盘，越到后期，圈足盘数量越多，圈足盘优于三足盘的生产实践，使石峡人在晚期用它排斥、替换三足盘。

　　石峡Ⅲ期的盘类中出现一类新的圈足盘，圈足变小升高成喇叭状或烛台式座，这是适应席地而坐，饮食方便的革新。圈足由粗变细，势必影响原来圈足盘盘体的缩小，为了补偿盘底空间的缩小，盘体由浅变深而成为深钵形。由此可知这类形态差异的高圈足盘的出现仍是孕育于圈足盘的变化之中（图三：2、3）。

　　使用夹砂陶土制作的三足盘鼎是石峡文化炊器中的一大类，究其原始，也与食具的盘类有密切的关系。

　　独树一帜的石峡盘类实是石峡文化陶器群中的精髓，把握住这类器物的变化，我们就能抓住石峡文化陶器群的特质。

　　石峡文化陶器群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另一类陶器是以M45号墓出土的两件泥质灰陶罐为代表的少数的几何形印纹陶器。这两件陶罐一大一小，其中较大的一件火候较高。直口圆肩，腹成球状，圜底矮圈足。除口沿和圈足为素面外，通体拍饰曲折纹，纹痕粗深，略有错叠（图四）。同墓还共存有石峡文化常见的圈足盘，盖豆、釜鼎、三足盘、壶等。这种几何形印纹陶的残片在文化层中也有出土。有人统计，石峡文化墓葬中的几何形印纹陶仅占陶器花纹的0.4％，但这两件完整的印纹陶罐发现的意义在于它填补了华南地区“夹砂陶”和“几何印纹陶”之间的鸿沟。在华南通常被认为在商周才出现的曲折纹陶器由于在石峡下层墓中出土，在年代上突破了青铜时代的上限。已趋定型的石峡文化的印纹陶成为石峡文化和后来华南地区含几何形印纹的青铜文化联结的纽带。这样，我们在粤北找到了华南古代使用几何形印纹陶传统的连续性以及其根源所在。

　　三、引人注目的装饰品、奢侈品、武器

　　我们在七十年代石峡文化的发掘成果中，第一次在岭南史前文化中看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装饰品、奢侈品、武器。

　　四十一座石峡文化墓葬出土了装饰品，奢侈品一百六十三件。其中装饰品一百五十二件，占93.2％，奢侈品十一件，占6.8％。

　　一类是玉石制作的块、璜、镯、臂环、珠、管、锥形饰、松緑石饰、玉片等，多属于佩带装饰之物，我们称之为装饰品；另一类是玉石制作的琮、璧、瑗等，往往放置在尸骨上面或附近，在石峡文化之外，只有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的墓葬中才有较多的出土，这类玉石制品的用途已超出装饰品的范畴，从青铜时代开始，它们被视为与祭天地有关的礼器，我们暂称之为“奢侈品”。奢侈品在这里所占的比数虽然极小，但它的出现给石峡人的意识观念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薄纱。它使某些随葬品开始迈向礼品化。

　　另外，使用石镞、石钺等兵器随葬也是石峡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石镞五百七十四支出土于二十七座墓中，其中随葬三十支以上的有七座墓，数量最多的一座墓（M104）石镞达一百二十支。石镞多用薄层页岩精工细磨，长身有铤、扁薄锋利，可分为八个不同型式，发现时多为未经使用的完整标本。石钺三十二件出土于十九座墓中，质料为硬度较低的透闪岩，型体大，扁薄长身，束腰斜孤刃形，钺的上端穿一孔器以作安柄捆扎用。石钺中有一件顶端两侧有栏的凤字形穿孔石钺（M42）最为精致。

　　石钺成批地用作随葬品。在我国的其它新石器文化中并不多见。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远程兵器的石镞和砍劈兵器的钺在若干座墓中的共存现象。石峡墓葬资料表明，凡石镞出土数量多的墓葬都有石钺随葬，而且这类墓多属墓地中的大型墓，随葬有较丰富的陶器、生产工具，装饰品甚至奢侈品。这类石钺也多系未经使用，资料松软不堪使用者，由此可以认为石镞和石钺的入葬不是一般生产工具（狩猎与砍劈）的组合，而是明器化的武器标志物。入葬石镞、石钺的墓主人可能是原始社会末期拥有特殊地位的武士，这个阶层的出现，是原始社会频临解体的社会产物。正是因为有石峡下层出现的石镞和石钺，才有后来石峡上层出现的青铜箭镞、青铜斧钺，华南原始社会便是在这些兵器中的冲击波中土崩瓦解的。

　　这里还要提及的一点，在石峡文化的石制品中，我们找不到新石器时代常见的浑厚圆卵形的石斧。这说明在石峡史前先民的斧的系列中，原始型的斧已经消失；分别演变为农具的石铲，手工工具的锛、凿，武器的钺等三大类型。生产工具的革新。由浑厚的圆卵形变为扁薄棱角分明的方体形而达到了完善的地步，奠定了这类工具在青铜时代的基本型态。

　　四、个性鲜明的埋葬习俗

　　属于石峡文化的一百座土坑竖穴墓包括五十四座一次葬和四十六座二次葬两类，大部分墓葬都有随葬品，石峡文化墓葬有如下特点：

　　1．东西向排列的长方形墓坑，深0.8-1.2米。大约70％的墓坑在挖修墓穴时坑壁经过人工用火烧烤，留有0.5—2厘米厚的红烧土面，填土和墓底器物层中也有一层炭灰或红烧土块层。在我国诸新石器文化中类似石峡文化的墓坑处理是不多见的。湖南湘乡岱子坪的一批龙山文化的墓葬有类似的墓坑处理［7］。

　　2．有的墓葬填土中有明显的夯窝；

　　3.二次葬多为二次迁葬，墓坑中人骨堆放在东南部，有的墓坑底有朱土痕迹；

　　4．放人墓葬中的器物，迁葬墓有葬品、祭品之分，葬品多为死者入葬时随葬之物，进行迁葬时，葬品大部分已残破，但仍被埋入新坑，有的铺在墓底，有的在填土中填入。祭品是在举行二次葬仪式时，后人放入墓内的一套完整的陶器、生产工具、装饰品甚至奢侈品、兵器等。从墓葬的葬品，祭品的多寡，反映石峡文化已有地位高低和财富多寡的差别。

　　石峡文化墓葬特征的鲜明个性在于：（1）在其它地区二次葬逐渐衰落的情况下，华南地区由石峡文化开始流行的二次葬习俗一直保留下来；（2）石峡文化墓葬随葬器物的处理，突破了以往传统的只有葬品没有祭品的框框，开后代对墓葬进行奠祭的先河。八十年代在江苏武进寺墩发掘的良渚文化三号墓的随葬品中可以看出有用火烧过的部分葬品和入葬死者时埋入的祭品的明显区分。［8］寺墩三号墓的年代可能晚于石峡文化，应是受良渚文化颇多影响的石峡文化葬俗对良渚文化的反馈。

　　五、反映时代特色的文化因素多样性

　　深入分析石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因素，除了上述可以塑造“石峡文化性格”的各因素外，在石峡文化的特质中还包括富有时代性，反映诸文化交流，融合特点的文化因素多样性。距今4500年前后。分布在石峡文化周围的史前文化，粗略的统计，有北边的屈家岭——龙山系统文化，东北边的崧泽——良渚系统文化、山背——樊城堆类型文化，西边的广西大石铲文化，南边的西樵山文化、昙石山文化等等。我国史前时代发展到这个阶段，已临近文明出现的前夜，各考古学文化自身的封闭性越来越受到周邻文化的激荡和冲击，文化因素中个性的同化融合、共性的扩大是这个阶段的主要倾向，许多同时期的新石器文化陶器群都有鼎、豆、壶的基本组合便是证明。石峡文化也不例外，它的文化因素中的多样性表现在下列诸方面。

　　1．石峡文化Ⅱ期墓的带贯耳陶壶（M44：4），Ⅲ期墓的陶鬶（M45：25）带有明显的良渚文化特点和风貌（图五）。

　　2．石峡遗址出土一批高领扁腹壶，造型、大小、器盖配套都与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器类相似，陶壶的演变序列也大致相同（图六）。

　　3．石峡遗址的陶甑，陶釜类型接近屈家岭文化同类器物。

　　4．石峡遗址的各类石镞在东南沿海诸新石器文化中普遍存在，扁平磨光石铲也流行于长江中下游石器时代文化中。 

　　5．石峡出土装饰品中的璜、块、镯、臂环是东南沿海各新石器文化经常出现的遗物。锥形饰（原报告称为笄），近年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良渚文化墓中出土，是项饰的组成部件。奢侈品中的琮、璧、瑗都与良渚文化出土的难以区别。 

　　6．石峡遗址出土的二十九件有段锛。八件双肩石器分别可以与江浙地区良渚文化，珠江三角洲西樵山文化同类器物相比较。石峡M42的一套扁宽状有段锛在寺墩良渚文化三号墓中可以找到相同的序列（图七）。

　　
7．石峡文化中，个性最强的三足盘与邻近的江西赣江流域山背——樊城堆文化类型同类器物既相似又有区别，其差别在于石峡遗址三足盘中絶不见良渚文化特点的丁字形足。而赣江流域三足盘却以丁字形足为主要，间有发现个别瓦状足三足盘。

　　8．近年在广东封开杏花乡、海丰田圪镇分别出土几件和石峡雷同的石琮；封开清理的两座残墓其墓坑结构和随葬器物也同于石峡文化。这说明在本省范围内，石峡文化除了北江地区发现外，还波及西江东江地区，由此可以扩大地说，石峡文化是珠江流域的一种史前文化。

　　石峡文化若干器物与其它新石器文化的同类器物的粗略对比，已经揭示出石峡遗址文化因素多样性的开放型特点。石峡文化在岭南的崛起，除了本身独特的风格外，也积极吸取了周邻文化的新因素，并给予“石峡式”的改造，终于在距今4500年左右形成一支独特的考古学文化。苏秉琦先生在论述石峡文化的历史地位时说：“它（指石峡文化）像位于南岭山脉中间，可以透视南北的一个窗口，沟通南北的一个门户，还为我们探索我国古代与印度支那半岛甚至南太平洋地区的关系找到一把钥匙……。”［9］正是石峡文化的“窗口”、“门户”作用，在进入文明历史的进程中，石峡文化在我国新石器文化分布图上作为中国文化的外围层次，与周邻文化的交流，融合规模越来越大。当标志着中国文明出现的夏王朝在中原地区建立之后，新的条件促使各地文化融合为主，交流为次。石峡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因素多样性很快地凝聚于古代文明的统一性之中，“后石峡文化”中原有的石峡文化特质慢慢地消失了。方兴未艾的石峡文化似乎突然消声匿迹，实际上，石峡文化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之后，以新姿态分别参加到“华夏文化”或“百越文化”的行列中去了。

　　

　　（原载《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

　　

　　注释：

　　［1］梁钊韬、李见贤：马坝人发现地点的调查及人类头骨化石的初步观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9年1、2期合刊。

　　［2］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文物》1978年7期。

　　［3］广东省博物馆、曲江县文化局：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7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P103—104，BK75046、BK75050、BK76024，文物出版社，1983年。

　　［5］杨式挺：谈谈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迹，《文物》1978年7期。

　　［6］曾骐：石峡文化的陶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1982年2期。

　　［7］湖南省博物馆：湘乡岱子坪新石器遗址，《湖南考古辑刊》第二集，1984年。

　　［8］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2期。

　　［9］苏秉琦：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物》1978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