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非素（朱非素，广东省博物馆。）

　　【中文摘要】石峡文化和河宕类型文化都是同属于岭南地区古文化，但所处地域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位置也不一样。前者分布在广东的北部，后者分布在广东的珠三角。因此，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陶器的制成、石器工具、装饰品、埋葬习俗、甚至经济类型均有所不同。加上存在时代稍有差别，所以两者必然有差异而又有某些关系，直到青铜时代两者才具有更多的相似因素。

　　Abstract:Both of Shixia culture and Hedang-type culture are ancient cultures in Lingnan region. However, they locate in different positions with different physiographic conditions. The former locates in the North while the latter locates in Zhujiang Delta, both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refor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cultures were formed with differences in potteries, stone artifacts, ornaments, burial customs and even economic types. In addition to the age difference, it was inevitable for these two types of cultures to have both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 They did not obtain more similarities until Bronze Age.

　　

　　七十年代中期广东省曲江县马坝石峡遗址和南海县佛山澜石河宕旧圩贝丘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揭开了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新的一页。这些器类繁多而形制、花纹各异的陶器，迥然不同的埋葬习俗，反映了二者文化面貌的诸多差异。本文拟就石峡文化和河宕类型文化遗存的有关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马坝石峡遗址位于“马坝人”洞穴遗址所在地的狮头山和狮尾山之间的峡地，面积30000多平方米。遗址中部隆起，逐渐向东、西、北面倾斜，坡度平缓，为一处山岗遗址。从1972年发现至今，发掘面积3875平方米，获得相当丰富的实物资料。石峡遗址是不同考古学文化在同一遗址内先后堆积形成的。［1］石峡文化是指该遗址下文化层，发现墓葬一百座，随葬品二千四百多件，包括大批石制生产工具，陶器及精美的装饰品。上述大宗可复原的陶器和墓葬之间的打破、叠压关系，为研究石峡文化的分期、内涵及其特点，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近年来在曲江县乌石床板样、西江流域的封开县杏花乡鹿尾村对面岗、三联乡罗沙岗都发现了墓葬，北江支流墨江岸边始兴县城南中镇村［2］东江上游支流连平河岸边连平县元善镇黄潭寺遗址都发现了文化堆积层（黄潭寺遗址于1987年发掘，下文化层属石峡文化时期）。这一系列发现，扩大了石峡文化的分布范围。当然粤北和粤西所发现的石峡文化，以陶器作标志，两者之间在陶色、形制、花纹等方面，还存在着若干不一致的因素，可能是同时期、同一考古学文化地域性的差异，不过也不能排除存在早晚不同的可能。

　　河宕旧圩遗址位于佛山市澜石区河宕乡河南村旁旧圩，［3］是一处海拔15米的贝丘遗址，高出附近稻田约2米。遗址面积10000平方米，已揭露面积800平方米，发现了比较丰富的遗物、红烧土硬面、柱洞、灰坑和七十八座墓葬。河宕旧圩遗址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处典型遗址，是属同一考古学文化上下两层堆积。目前类似河宕文化遗存的遗址在该区有较多的发现。近十年来，经过试掘和发掘的遗址有南海县西樵百西乡鱿鱼岗、西樵螺岗、九江区大同灶岗、［4］丹灶区通心岗和高要县金利区茅岗水上建筑遗址，［5］后者年代要晚些。目前这类文化遗存的命名，尚未取得一致意见，或许将来可命名为“河宕文化”。

　　一、两种考古学文化所处地域自然地理条件

　　石峡文化和河宕类型文化虽同属岭南地区古文化。但所处地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各异。石峡文化遗址分布在广东北部，北回归线以北，为五岭南坡或余脉，地域范围内多丘陵和谷地平原，年平均气温较高且多雨，有利于农作物栽培和生长。古代氏族部落活动范围多数在北江、东江、西江支流流经的谷地平原、台地或附近丘陵的缓坡。而河宕遗址这类文化遗存的先民们活动的地域，是广大的珠江三角洲，根据李平日、乔彭年的研究，“直至中全新世，这里才再次接受海侵，开始发育新的三角洲。据对珠江三角洲中全新世地层所作的二十五个年代测定，14C年龄为距今8，050±200年～4，476±145年，其中十四个数据在6000年上下（6，620±170年～5，360±160年）。……今天珠江三角洲这种河网型三角洲的特征，主要是6000年来发展形成的”。［6］

　　三角洲内河汊交错，江海交会，冲积的土层深厚。西、北江冲积平原上山丘错落其中。东江冲积平原以狮子洋为界，地势比较平稳。而连接冲积平原的是南海海滨，有众多的港湾。三角洲位于热带的北部边缘，终年温暖，雨量充沛，物产丰富，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多数活动在三角洲平原中低矮的孤丘上，孤丘的相对高度约3～20米不等，迄今发现的这时期文化遗存，多数是贝丘遗址。沿海海湾沙岸（即比现代海滨高出一级的沙岸，亦称“沙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人们已能运用舟楫之便渡海到珠江口外的海岛上居住，并进行海上捕捞活动。在珠海市东南方淇澳岛，万山群岛中的东澳岛南沙湾，香港南Y岛深湾、［7］蟹地湾等处，都发现这一时期的遗址。这类沙堤遗址与河宕类型文化遗存的陶器特点、组合有较明显差异。是这一文化遗存的另一种类型，或另划归一种考古学文化，尚未定论。

　　二、两种考古学文化的特点

　　原始社会因生产力不发达，人们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很大。为战胜自然，使自身生存和繁衍下去，必须依靠氏族和部落集体的力量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于是就在适合人类生活的地域，出现了不同的活动群体。石峡文化和河宕类型文化遗存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历史阶段的活动在不同地域的考古学文化。以下从陶器的形制、花纹、器物组合；生产工具、装饰品的种类、形制特点；埋葬习俗等几个问题作进一步阐述。

　　（一）陶器

　　“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类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探讨作为其标志的陶器在时间及空间上的变异问题。”［8］因此，首先分析陶器的形制特点和器类。

　　石峡文化陶器流行三足器、圜足器、圆底器。子口带盖，圈足镂孔是石峡文化陶器很鲜明的特点。三足器特别发达，在圜底釜、罐腹部或子口浅盘、侈口深盆的底部粘接三足制成子型夹砂鼎类，是最常见的炊煮器。用作饮食器的泥质陶盘、部分陶壶，普遍在口沿处加一周扁带状泥条作成子口，利于加盖。泥质陶盘底部附三瓦形足、梯形足或镂孔圈足，极少平底器，不见凹底器。器盖中除覆豆形、斗笠形盖之外，各类夹砂陶豆和泥质陶豆是鼎和盘类不可缺少的器盖。

　　河宕类型文化遗存的陶器流行圈足器和圜底器，鲜见三足器和平底器。凹底器是这类文化遗存晚期流行的作法。用作炊煮器的是大小不等的夹砂陶釜，釜的宽沿外折或呈盘状，削肩，圜底，器身为扁球体形。泥质陶圈足罐或壶的形制多数为敞口，高领，东颈，折肩或广肩，长圆腹，喇叭形矮圈足外撇特甚。陶器口沿或圈足经轮旋后遗留下明显的凹凸弦纹和有意制成的凸棱、勾沿。常见釜和罐口沿有1－2周凸棱，晚期更甚，如高要金利茅岗出土的敞口高颈罐的颈部有数周凸棱，这是该类文化遗存陶器形制中的显着特征。

　　在陶器花纹方面，两者文化亦有显着区别。河宕类型文化遗存的几何印纹陶十分盛行。笔者认为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几何印纹陶最发达的地区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土的夹砂陶器上均拍印几何纹，不但花纹种类繁多，且拍印技术娴熟，印痕深而粗犷，花纹排列整齐、生动、流畅，占陶器花纹的80％以上。有曲折纹、各种变体曲折纹、大小方格纹、叶脉纹、编织纹、复线交叉方格凸点纹、条纹、云雷纹、双线方格纹、梯子格纹等三十多种。在釜、罐、尊的颈或肩以下拍印一至三周云雷纹，紧接着拍印曲折纹，是组合花纹的特点之一。同时有少量彩陶，人们用赭红色在罐或盘口沿、肩部绘条彩和宽带纹彩。这类彩陶器仅见河宕、鱿鱼岗、螺岗、灶岗、通心岗等遗址。其他花纹还有绳纹、划纹等。

　　石峡文化陶器以素面为主，约占70％以上。以石峡遗址墓葬出土的陶器为例，一千一百余件陶器中拍印几何纹的约占0.4％，仅见方格纹、曲折纹、旋涡纹、重圈纹、印痕浅且显得错乱。少数陶釜器表饰绳纹、篮纹。罐、豆腹部饰附加堆纹，三足上饰刻划纹，圈足上最常见的是由大小圆孔、椭圆孔组成的镂孔装饰，美观且实用。

　　陶器制作技术各有千秋，河宕类型文化遗存比石峡文化略高一筹。根据河宕遗址1977年发掘的资料，泥质陶中火候高，扣之有金属声的陶片，占陶片总数：第三层为23.87％，第二层为14.21％。烧结火候经测定是1100℃，用于炊煮器的夹砂陶釜，形制规整，器胎虽厚其质致密，器壁不易碎断。而石峡文化陶器则无法找到一片称得上是硬陶的残片，经测定，烧结火候为1000℃。夹砂陶釜胎质疏松，及易破碎，即使墓葬中随葬的完整陶釜亦不易修复。石峡文化晚期泥质陶器器胎较薄，厚仅0.15厘米，这是河宕遗存不多见的。

　　在陶器器类组合方面，二者亦有不同的特点。石峡文化器类：夹砂陶器有盘形鼎、釜形鼎、盆形鼎、釜、罐、鬶、子口圈足甑等，其中鬶和甑较少见。泥质陶器有三足盘、圈足盘、豆、壶、罐、杯、盒形鼎、盂、觯形器等。墓葬中常见的器物组合是盘形鼎、釜，三足盘或圈足盘、壶、豆等，反映出日常生活所需的炊煮器、饮食器样样齐备。因此这类陶器也发现得最多，是石峡文化的典型器。

　　河宕类型文化遗存器类：夹砂陶器有釜、罐、陶器座。泥质陶器有大小圈足罐、尊、圈足盘、豆、盂等。器类较单一，较常见的典型器是扁圆腹陶釜、折肩或广肩圈足罐、豆等。

　　（二）石器和其他工具 

　　石质生产工具在这一时期，虽说不能作为某一考古学文化的主要标志，却也反映了当时的工艺制作水平和经济生活状况。某些富有特色的石器，往往成为某一考古学文化的特征之一。

　　迄今为止广东省境内发现石质生产工具的数量最多、种类最齐全、工艺制作水平最高的是石峡文化。以石峡文化一百座墓为例，随葬石器的墓有六十九座，出土石器九百余件。［9］石器有石　、石铲、大型长身石锛、梯形锛、有段锛、石钺、石镞、石凿等，制作精致，部分经过抛光工序，少数大型墓里出土了成套的石器，重现当时石器组合特点。其中　、大型长身锛、石铲、石钺是富有地方特色的生产工具。 

　　河宕类型文化遗存的生产工具，除石器之外，还有选用动物骨骼和獠牙、鹿角、贝殻制作的工具。石器有锛、斧、镞、铲、凿、矛等，工具以石锛的数量较多。有少部分锛斧的原料为南海县西樵山遗址中盛产的霏细岩，石器表面加工打制的方法和遗留下的痕迹，同西樵山遗址出土残石器上的打制痕迹完全一致。这反映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西樵山遗址是一处重要的石器制作场。另外，广东省境内出土骨、牙、角、贝器最多的是珠江三角洲贝丘遗址，常见的有骨镞、骨凿、矛、针、鱼鳔、鹿角锥、双孔贝器等。

　　（三）装饰品

　　装饰品反映了先民们对美的追求，可以由此衡量当时的工艺水平。新石器晚期，墓葬中不同数量、质量的饰物，反映了墓主人生前或家族的地位和财富。石峡文化的装饰品有璧、琮、瑗、环、块、璜、笄、緑松石石片及各类精美的坠饰，其中璧、琮、瑗是代表权威或财富的饰物，大型墓中普遍随葬装饰品。河宕类型文化遗存不见璧、琮、瑗之类饰物，出土了选用象牙作材料制成的大象牙环和切割规整、磨制精致、璧薄如蛋殻的象牙筒形饰物，以及用兽骨制作的骨环、骨梳和猪獠牙束发器等。

　　简述两类考古学文化石器及其他工具、装饰品的特点，不难看出因各自所从事的经济生活不同，工具的形制特点、器类、数量也有差异。但是二者的工艺水平似处在同一个发展高度。理由是：1．部分石锛、斧、铲、凿等器身侧面留下了切割和切割之后再震断的痕迹；2．已熟练地掌握双面管钻技术，都曾出土钻孔后留下的石芯；3．已能选用硬度达7°的水晶石，切割、钻孔后磨制成晶莹透殻、精美无比的水晶块。

　　（四）埋葬习俗

　　埋葬习俗是研究原始宗教信仰、习俗和社会性质、发展阶段的重要资料，也是区别考古学文化的依据之一。

　　石峡文化用火烧烤墓坑，使墓壁形成一层厚约0.5－2厘米红烧土面，墓底遗留有10－15厘米炭块、黑灰土、红烧土块层。流行两次单人迁葬墓。迁葬时，取出一次葬墓坑中的尸骨和随葬品，移到二次葬时新挖的墓坑中（个别墓是原坑二次墓），尸骨集拢成堆置于墓底东南角。一次葬随葬品在迁葬时，除少数石器和随葬品外，多数已残破，它们铺垫在墓底或一层填土中，少数完整的同二次葬随葬品一同放置。由于酸性红壤腐蚀，尸骨已呈豆腐渣状。从一次葬墓坑中头骨残片的发现，证明为头东脚西单人葬．不少尸骨堆上撒有鲜红的朱砂。儿童葬法和成年人相同。墓中普遍有随葬品，大中小型墓中石器、陶器、装饰品存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区别。

　　河宕类型文化遗存的埋葬与石峡文化葬俗相同之处都是长方形竖穴墓，墓向均为东西向，头向多数是头东脚西。河宕遗址较特殊，成年男性的头部一律向西，成年女性的头部均向东。不同之处是河宕类型流行单人一次葬，浅穴墓无烧壁。广东境内贝丘遗址葬墓中的尸骨，保存况状尚好。经过研究分析，珠江三角洲地区原始部落人群流行拔牙风俗，不少墓主人生前已拔除上颌侧门齿。［10］另外墓中随葬品数量和种类较少，．一般是一件陶纺轮或一至两件石器或装饰品，用陶器随葬时也仅有一至三件，如折肩罐、夹砂陶釜、泥质豆等。

　　近年来，在珠海市唐家淇澳岛东澳湾、南屏沙煲地；中山市兰田、张家边、深圳南头赤湾等遗址进行了发掘和调查，［11］证明瞭与珠江三角洲南部边缘连接的海滨、古代海湾和岛屿，分布着一种以夹砂陶釜、陶支脚、陶箅为典型的古遗址。这类遗址出土的夹砂陶器约占出土陶器的90％以上。夹砂陶器有釜、支脚、器座、箅形器、豆等。纹饰以竖条粗绳纹为主，印痕深且排列整齐。有少量泥质橙红陶和灰陶敞口、折肩圈足罐或折肩凹底罐，折肩部拍印云雷纹，腹饰曲折纹。无论是夹砂陶器或是泥质陶器，均为轮制，口沿、圈足和折肩部分有明显的折角和起棱。出土生产工具数量、器类不多，器体较小，有石斧、锛、镞、陶纺轮、石网坠等，其中用椭圆形河卵石，两侧中间打一缺口制成的猪腰形网坠，是此类遗址特有的生产工具。 

　　（五）经济生活类型的探讨 

　　文化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和作物遗存及水陆动物、鱼类、贝类的遗骸等：是考察某一考古学文化经济生活特点的标志。先民所处的地理条件亦十分重要，因为古代居民必须适应环境、利用环境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石峡文化所处的地理环境，是山间盆地．有河流从遗址附近流过，多数遗址处在缓坡或河流两岸台地上。以曲江县石峡遗址为例，有十五座墓出土已炭化的稻谷和米粒，［12］与此同时出土了大型石器和石　、长身石锛、石铲等，数量近百件，说明使用这类工具已比较普遍。石峡遗址M99红烧墓壁的西壁很清晰地露出用大型长身石锛掘墓坑遗留下的长条形凹痕，证明它是掘土工具。近以原始农业应是石峡文化的基本经济部门。

　　河宕类型文化遗存出土石器数量少、种类少。器体以中、小型为主，而骨、角、牙、蚌器却比较多见。凡贝丘遗址均出土动物遗骨，有猪、牛、鹿、象、猕猴、鸟和马来鳄、鱼类、鳖类反成堆的蚬、蚌、牡蛎、螺等贝殻。这类遗存分布在汊道发育、河网密布的复合三角洲冲积平原的孤丘上。当时人们利用了三角洲所产生的生态系统繁衍生息。从上述理由可以得出初步结论，人们的生产活动主要从事狩猎、捕捞和采集经济，是否兼营农业，尚难断定。

　　在海滨和海岛上发现和发掘的古遗址，以新近发掘的淇澳岛东澳湾遗址为例介绍于下。在遗址范围内发现用大小石块叠砌的灶，排列密集，灶坑用湿土粘涂抹成形或草草抹些泥团。发掘时灶的附近是大小不成形的红烧土块、炭屑和散落的陶器残片。遗址中出土大量陶釜。生产工具中不见大型石器如　、长身锛等，仅见中小型锛、斧和石网坠。上述遗迹、遗物的特点说明这些住在海边和海岛上的人群所从事的是海上捕捞和采集生产活动。

　　三、两类考古学文化的年代

　　两类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学者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石峡文化有四个木炭标本HC测定数据为公元前2700年—前2300年，同时石峡遗址有不同期文化的叠压打破关系，为断代提供了可靠证据。河宕类型文化遗存有十几个用木头、贝殻、人骨作标本，14C测定的数据，年代早的为公元前3700年—前3500年，年代晚的为公元前2200年—前1900年。当然，河宕、鱿鱼岗、灶岗、螺岗、金兰寺第三层、东莞万富庵上层、龙江村等［13］遗址之间的发展序列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比“石峡”和“河宕”早的文化遗存，已在石峡、金兰寺第四层、东莞万福庵下层发现。［14］时代相当于新石器中期。［15］石峡文化下面压着一层比一期墓还要早的石峡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遗物较少，常见细绳纹陶釜、镂孔矮圈足盘、泥质橙黄陶罐和磨光石器共存，陶器火候不高而易碎。陶器以素面为主，花纹约占lO％，有绳纹、线纹、划纹、刺点、圈点纹和圆形镂孔，不见后期的几何印纹。比“河宕”早的文化遗存，所见到的陶器是夹砂细绳纹陶釜、彩陶镂孔圈足盘和磨光石器共存，陶器花纹中几何印纹罕见或不见，流行细绳纹、划纹、圆镂孔和用赭色彩绘的水波纹、带条纹、圆点纹。比“石峡”和“河宕”晚的文化遗存，有叠压或打破石峡文化的石峡遗址中文化层，以及最近发掘的连平黄潭寺遗址二期文化遗存。笔者认为这些遗存的时代已进入早期青铜文化时期，理由是：①从地层关系判断，时代较晚；②陶器中罐和尊的形制是敞口，高领，折肩或广肩，凹底或高圈足外撇，并常见口沿、圈足有勾沿、凸棱的作法。浅盘细把豆高圈足足根部位饰几周弦纹。出土了拍印云雷纹和曲折纹组合纹的折肩罐；③与上述陶器共存，出土了原始型石戈。“河宕”晚期遗存也进入了青铜时代，河宕遗址第二层出土云雷纹和曲折纹组合纹的陶罐。宽沿敞口高领折肩，凹底或高圈足，豆足根部饰弦纹，是这时期流行的花纹和器形。高要茅岗遗址曾发现一件完整的原始型石戈。到这时期，粤北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古文化面貌开始有了某些相似的因素。其后，才进一步出现了广东境内（除海南岛以外）以夔纹、云雷纹、凸方块纹、双圈纹等几何印纹硬陶及原始瓷同青铜鼎、钟、戈、镞、钺等礼器、兵器共存的广东青铜时代发展期。

　　

　　（原载《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

　　

　　注释：

　　［1］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7期。

　　［2］杨式挺：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史前研究》1986年l-2期（合刊）。

　　［3］杨式挺：谈谈佛山何宕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集刊》3辑。

　　［4］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南海县灶岗贝丘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3期。

　　［5］杨豪等：广东高要县茅岗水上建筑遗址。《文物》1983年12期。

　　［6］李平日  乔彭年：珠江三角州六千年来的发展模式，《泥沙研究》1982年3期。

　　［7］香港考古学会：《南丫岛深湾——考古遗址调查报告》，香港，1975年。

　　［8］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文物与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9］朱非素：石峡文化墓葬所反映的若干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10］韩康信、潘其风：广东佛山河宕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人骨，《人类学学报》1982年1期。

　　［11］莫稚：深圳市考古重要发现，《文物》1982年7期。 

　　［12］杨式挺：谈谈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址，《文物》1978年7期。

　　［13］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中部低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1960年2期。

　　［14］朱非素等：谈谈马坝石峡遗址的几何印纹陶，《文物集刊》第3辑。

　　［15］朱非素等：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若干问题的探讨,《广东出土先秦文物》，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