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非素（朱非素，广东省博物馆。）

　　【中文摘要】作者在研究了我国境内新石器时代晚期诸文化出土的琮、钺后认为，广东石峡文化出土的琮、钺，勿容置疑，显然是受良渚文化的影响。同时作者拟通过两种文化琮、钺及陶器组合的异同，推测岭南石峡文化和长江下游良渚文化之间交流及传播路线。

　　Abstract:In this article, after researching the pieces of tomahawk and cong unearthed from different late Neolithic cultures in China,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pieces of tomahawk and cong unearthed from Shixia culture in Guangdong Province were affected by Liangzhu culture. Simultaneously, the autho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ommunication and diffusion routes between Shixia culture in Lingnan area and Liangchu culture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y observ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combinations of cong, tomahawk and pottery from these two cultures.

　　

　　假若将我国境内新石器时代晚期诸文化出土的琮、钺与良渚文化特有的琮、钺相比较，无容置疑，广东石峡文化出土的琮、钺，其形制特点更接近良渚文化的琮、钺，很显然是受良渚文化影响。良渚文化和石峡文化均属面向海洋的考古学文化”［1］。不过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存在差异，各有其自身发展轨迹。从最能代表文化特点的陶器组合和埋葬习俗分析，差异很大。拙作拟探讨两种文化琮、钺及陶器组合的异同，推测岭南石峡文化和长江下游良渚文化之间交流及传播路线，以求教于诸位学者。 

　　迄今广东境内发现玉、石琮12件。出土地点包括粤北曲江县马坝镇石峡遗址石峡文化墓葬［2］。石峡遗址南10公里的乌石镇床板岭遗址石峡文化墓葬［3］。粤西封开县杏花镇禄美村对面岗M1［4］。上述墓葬均经考古发掘。另外粤东海丰县田圪镇盐场三舵的贝殻层中出土2件玉琮，是当地村民挖贝殻时所得［5］。境内出土玉琮、石钺40多件。石峡遗址石峡文化墓葬出土33件，四五千年前原是珠江口伶仃洋内岛屿的香港屯门涌浪沙丘遗址出土2件石钺，其中一件石钺和石臂环共出［6］。近十多年以来，广东考古学者在珠江三角洲中心地区和南部海滨发掘十几处贝丘、沙丘遗址，年代为距今5000多年至3500年，在这一大段时间里，至今尚未发现有琮的踪迹。

　　一、石峡遗址和石峡文化墓地

　　石峡遗址所处地理环境为五岭南坡一处大的山问盆地，遗址位于石灰岩孤山狮头山和狮尾山之间的山岗，北江支流马坝河在遗址北边从东往西流过。现代地貌是其周围有低岗和低洼农田，遗址相对高度为4－5米。文化遗存包含四大期，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或更早些的“前石峡文化”［7］，年代距今5500－5000年。第二期为石峡文化，清理墓葬102座，年代距今4800－4200年，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第三期为青铜时代早期，相当中原地区夏商之际或再早些。第四期为西周晚到春秋早、中期。第二期石峡文化墓葬之间有叠压、打破关系，原发掘简报将墓葬分为壹、贰、三期。玉、石琮在石峡文化墓葬中属稀有随葬品；一百多座墓出土2400多件随葬品，有内圆外方琮出6件，另有2件臂环形琮。一墓一件方形琮见于贰、三期大中型墓中，有M10、M17、M54、M69、M104、M105等6座二次葬墓，M6、M56一次葬墓各出1件臂环形琮。随葬时将琮置于二次葬的尸骨堆上或附近。琮、璧共出的仅见M104。而M43大型墓只随葬玉璧1件，不见玉琮。

　　曲江县乌石镇床板岭遗址地理环境为山间盆地中一处低岗，墓地位于山顶平台，北江主干流在遗址南1200米处流过。遗址早期遗存属石峡文化墓地，发掘十四座墓，年代同石峡遗址石峡文化三期墓相当，其中M3是该墓地较大型的墓，出土石琮1件，和臂环、钺等共出。该墓地M13亦属大型墓，只随葬石钺和陶纺轮及陶器，不见玉琮。

　　粤西西江中游封开县杏花镇新联乡禄美村对面岗M1、为红烧土壁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石琮1件，另外有石臂环2件和石钺、锛、凿等，从共存陶器特征分析，同石峡文化相近。有学者认为是石峡文化在粤西分布的遗址，也有认为是石峡文化粤西类型。对面岗M1出土的竹、木炭标本经14C测定，为距今4030±120年，年代与石峡文化三期墓相当。

　　海丰县田圪镇盐场三舵玉琮，由村民于距表土4米深贝殻层里出土。田圪镇位于南海边碣石湾白沙湖（海湾）西岸，出土玉琮的坑很快被掩埋，无法得知有没有共存的陶器。但可以断定不属石峡文化类型的范围，新石器时代晚期粤东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另具自身的特点。

　　玉、石钺在马坝石峡遗址石峡文化墓地壹期墓里不见有，贰期墓开始有少量随葬，一般是一墓一件，器体比石铲稍大一些。三期墓中随葬钺的数量增加，器体趋向大型，除一墓一钺之外，大型墓里随葬的钺多达4件至7件。大型钺的器体比石铲大一倍半至两倍。如M47二次葬时随葬透闪石制成石钺6件，其中4件大型薄刃钺叠置一起出土，另2件置尸骨堆上和附近，而一次葬迁来的1件钺在墓坑西端填土中。琮、钺一起随葬的墓，仅见石峡遗址石峡文化M54、M104和乌石床板岭M3、封开对面岗M1，同时有大量柳叶形石镞随葬。而出土五节花纹石琮的M105，却不见大钺随葬。最大型石钺，长39.7、刃宽18.5、厚0.5厘米，于M86一次葬墓出土，根据墓里残存肢骨推测墓主人是一个十几岁少年儿童，性别不明，钺出土时，原已碎为20多块，撒在尸骨附近，其他随葬品有石环、圆形石片饰、镞、陶纺轮和从河卵石上剥落的十几件石片，部分石片薄刃留下使用痕迹。出土玉钺、石钺墓，多数为大型墓，少数为中型墓，同时随葬未经使用过的大型长身石锛、　、铲、镞、凿等。近20座随葬石钺墓仅见两座墓中随葬7－13件陶纺轮。随葬琮的M10中出土11件陶纺轮，其余有琮的墓均不见陶纺轮。由于岭南地区酸性红壤和气候潮湿多雨，土坑墓虽然经火烧烤，二次葬尸骨保存甚差，腐朽后呈白色豆腐渣状，致使无法辨认墓主人的性别和年龄，因此也就无法断定M10里出现琮和陶纺轮共存，是否为男女合葬墓。

　　二、石峡文化琮、钺

　　探讨石峡文化琮、钺和良渚文化的关系，首先简单介绍石峡文化琮、钺的形制和花纹特点。琮的形制分为三型：

　　A型  内圆外方高身琮，雕刻花纹两节至五节。石峡遗址M105：1，琮高13.8、孔径4.8－5.2、边长6.6－7厘米，内圆孔用两端管钻，孔内遗留有残断石芯，四面平直呈直角，从上到下分五节，每节之间刻出明显的凹槽，每面以中间凹平直槽作为花纹的分界，琮的方角为中轴，浮雕刻出上两条横向凸带纹，下一条横向短凸带纹，带内填刻纤细弦纹。花纹作风像寺墩良渚文化墓地M3：1、M3：22琮，但不刻对称圆圈纹［8］。1977年10月在南京举行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时，广东学者曾持石峡遗址M105出土石琮，参加会议出土文物陈列，同吴县草鞋山遗址良渚文化M198：4号琮并列放置［9］，从形制到花纹，以至于石料的选用，二者如此相似，令人惊讶不已!经学者们仔细观察，一致认为石峡M105：1琮，在制作工艺水平方面，如磨制、抛光、雕刻、孔内加工等技术，不如草鞋山玉琮制作者水平高（图一，1）。乌石床板岭M3：1琮，高14.2、边长6.5－7、孔径4.7－4.9厘米，从上至下分五节，花纹与石峡M105：1琮同，较大差别是在下一道象征嘴的短凸带纹两角有两个对称圆圈纹，组成简化兽面纹，内圆孔为两面对钻经打磨光滑。封开禄美村对面岗M1：1琮，高7、边长6.6－7.1、孔径6.1－5.9厘米。该琮孔径较大，内圆孔光滑，从上至下分为两节半，以方角为中轴线，刻三条两长一短的凸带纹和两个对称的浅圆圈，组成简化兽面纹，余下的半节有两长凸带纹，无圆圈纹（图一，2）。床板岭M3：1琮和对面岗M1：1琮上简化兽面纹的作法与吴县草鞋山M198：21、M198：2、M198：1号琮相同，也与福泉山良渚文化T15M3：26、M3：110号琮近似［10］，双眼同是单圆圈，但雕刻技术和玉质远不如草鞋山和福泉山出土的玉琮好。要是仔细分析良渚文化和石峡文化琮上的花纹，还是有区别的，最明显的不同是良渚文化玉琮上简化兽面纹的眼睛很大部分用重圈纹，眼角刻浅而短的横线，使“神人”双睛发出神光或使兽面显得更威猛。石峡文化琮上简化兽面纹的眼睛只有浅刻单圆圈，显得温和得多。海丰田圪三舵玉琮，虽不是正式发掘出土，可作参考．属新石器时代晚期遗物，估计出入不大。50年代后期，曾在海丰县陈桥村发现距今6000年前的贝丘遗址，文化层距表土1.5米深，陈桥村在田圪镇西北面约36公里，三舵距海岸不远。三舵出土2件玉琮，其玉质比其他地方出土的玉琮好，为淡青緑色，半透明，内圆外方，方角呈钝角，孔径大而光滑，琮外壁近弧状。三舵1号琮高7.4、边长7、孔径6.1－6.3厘米，从上至下分为三节，每组花纹仍以方角为中轴线，刻出上两道长凸带纹，下一条短凸带纹代表阔嘴，嘴内饰四组云雷纹，嘴的上方左右角有重圈纹的双眼（图一，3），花纹同反山良渚文化墓地M14：181号玉琮相似［11］。但还是有差异，前者虽是重圈眼，但无短横线的眼角。三舵2号琮、高8.4、边长6.9、孔径5.8－6厘米。孔径大，琮体四面稍呈弧形，从上至下刻出三道凹槽分为四节，饰三种不同的兽面纹。第1节和第3节为简化兽面纹，上刻两道凸带纹，带纹之间填满纤细的云雷纹，下一道为素面凸带纹的嘴。其左右角有对称斜着排列的一大一小圆圈纹，此大小两个圆圈眼的作法，良渚文化同期遗址出土的琮上尚未见到。第3节花纹与第1节同，只少一个小圆圈。第2节和第4节花纹相同，上无凸带纹，下一条素面短凸带纹为嘴，嘴之上有重圈纹眼睛和椭圆形一角上斜的眼眶，两眼之间是刻满云雷纹的额部（图一，4）。三舵2号琮的形制和花纹同瑶山良渚文化M12：3、M12：5、M12：7号琮［12］及反山良渚文化墓地M18：6、M1 2：97号琮相近似，但仔细观察仍有差别。

　　B型均出土于石峡遗址的石峡文化墓葬中。形制为内圆外方矮身琮，只有一节花纹，亦以每一方角为中心，浅雕花纹向两面展开，眼睛为单圈简化兽面纹。M10：11、M54：1出土的琮，器体小型，高2.3  3.2、边长4.2  4.5、内径4.7—5.7厘米。M69：28琮，高3.3、边长7.5、孔径5.6厘米。琮外缘弧形，钝角，每面中间的界线平而宽，每方角雕刻出一组方形凸面，凸面上方浅刻两条横线似额头上的皱纹，下方刻两条对称的内弧线，构成了一个圆形脸，额纹下刻较深横槽，像是一双长形的丹凤眼，琮内壁加工精致（图一，5）。此类用对称内弧线构成的阔脸，反山良渚文化墓地M16：8、M12：97琮上亦见过，不过眼睛形状不同，良渚文化该类型琮常见重圈眼或单圈眼。石峡M69：28琮，[BFQB]原来制作时具有的内外棱角已磨损，变成圆钝而光滑。花纹因此也不清晰了，推测当时墓主人生前为显示自己地位曾使用过该件琮，佩戴的位置与石臂环同。另一件是石峡文化墓地M17：13琮，高4.4、边长6.7、内径5.6厘米，因使用过，琮的外缘四边棱角和内圆孔周边留下磨损痕迹。该琮每面花纹之间界线平直而窄，以方角为中轴线，上部两条凸带纹，带面上刻3－4道细弦纹，接着是对称排列大小相联重圈纹，大重圈纹是眼睛，小重圈纹是额部花纹，下部短凸带纹在方角部位构成嘴，嘴边有内卷云雷纹，鼻部有细长双线向左右伸出上卷的云雷纹，像是男性脸谱上的一副胡须，这种组合花纹不见于良渚文化，应是石峡文化古代居民独创的纹样［12］（图一，6）。

　　C型　形状似宽带臂环，仅见石峡遗址石峡文化M6和M56出土。M6随葬品少，只有石环、臂环形琮、夹砂陶釜各1件。M6：2琮，高2.7、内径5.7、壁厚0.4厘米，外壁刻出四块不很明显的方形凸面，方块之间为平直无纹界线，每组花纹为上刻两道凸带纹，下有单线椭圆形眼睛和相连的额及一道短凸带纹的嘴，石质保存甚差（图一，7）。该琮花纹同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M6：23小玉琮花纹相似。M56：1琮，出土时已破碎，高3.5、内径6、壁厚0.4厘米，筒身呈亚腰形，花纹之间是平直界线，分为四个方块，每方块刻上下两列花纹，上为两条带纹，下为一对小圆圈眼睛和嘴，与良渚文化简化兽面纹相同（图一，8）。

　　石峡文化墓葬出土玉、石钺30多件，石铲40多件。为了说明钺的形制特点，先描述石峡文化石刬的形制，为扁平长方形或长方梯形，平首、斜首或弧首，双面下斜刃，刃端平直或微弧，上端穿单孔或双孔，选用泥质板岩或砂质板岩制成，应是实用器，这类石铲同良渚文化出土的学者们通称于石斧的形制基本相同。而石峡文化钺的特定形制为扁平长身薄体，斜首，亚腰，双面斜薄刃，刃端呈斜弧状，上端穿单孔或双孔，器身两侧有刃面，其刃部并不鋭利（图二，1—4）。石峡文化墓葬出土的钺，絶大多数为透闪石制作，呈牙白色，经过几千年酸性红壤腐蚀和雨水浸泡，出土时已极易破碎。推测此类石钺原无实用价值，可能同良渚文化墓里随葬玉钺有相同含义，是代表墓主人生前地位的随葬品。

　　三、石峡文化分布及年代

　　广东境内已发现的石峡文化，暂只见于北江上游及其支流附近山岗，如曲江县马坝石峡、乌石床板岭、始兴县城南中镇村，是墨江边一处台地遗址、南雄县界址黄坑、翁源下角垄［13］和东江上游连平县城郊黄潭寺遗址［14］。粤东的揭阳县埔田宝山垌遗址下层曾发现少量釜鼎、圈足盘等陶器残片和瓦形足、楔形足，但三足器非当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陶器群的主流。珠江三角洲地区尚未发现石峡文化遗址，而其北部顶端的三水市白坭镇银洲贝丘遗址早期墓葬M30里。出土1件盘口釜形鼎［15］，器身是三角洲地区流行盘口釜，器表拍印叶脉纹，鼎足是石峡文化特有的瓦形足，很显然是两地文化交流的产物，而交流的通道就是遗址附近的北江河谷。石峡文化粤西类型，目前只见于封开县杏花河、渔涝河两岸附近低岗，除上文已提到的禄美村对面岗M1，还有罗伞岗M1。距禄美村对面岗东南约1公里乌骚岭墓地［16］，在150平方米范围内，发掘墓葬111座，墓坑用火烧烤，为二次葬红烧土竖穴墓，随葬品从一次葬墓里迁来，石器保存较好，有　、锛、斧、凿、镞和装饰品石臂环、石坠饰等，陶器均已破碎，主要器类有釜形鼎、盆形鼎和圈足盘，同禄美村对面岗M1、三联乡罗沙岗M1属一个类型的文化。乌骚岭墓地的一百多座小型墓，墓坑长65－70、宽34厘米，因原墓口被雨水冲刷，墓深为15－20厘米。墓中不见有琮、钺和成套完整陶器随葬。有四个14C年代测定数据，标本为墓中竹木炭灰：M44标本年代为距今4230±100年、M45标本年代为距今3960±95年、M57标本年代为距今4110±90年、M108标本年代为距今4300±95年。石峡遗址石峡文化墓葬木炭标本14C测定有三个数据可资参考。M79出土炭块，经14C测定为距今4220±110年。M43木炭块经14C测定为距今4300±95年。M26为公元前2070±100年（树轮校正：公元前2480±150年），M43、M26均为三期墓，M79为壹期墓。石峡文化的年代，其上限比良渚文化要晚，约距今4800年，下限同良渚文化相近，约距今4200年。

　　四、石峡文化特点与良渚文化的异同

　　（1）陶器组合和形制特点：石峡文化陶器形制流行三足器、圜底器、圈足器。鼎、盘、壶、釜的口沿多数为子口，子口上覆盖大小不同的夹砂、泥质陶豆。常见器类是盘形鼎、盆形鼎、釜形鼎、釜、三足盘、圈足盘、豆、罐、壶（图三，1－22），罕见平底器。良渚文化流行三足器、圈足器、平底器、双贯耳和有流带把器。常见器类有釜形鼎、盆形鼎、贯耳壶、有流带把罐、杯、平底罐等。陶器口沿多数为侈口或敞口。两种文化都流行三足器，但三足的形状不同，良渚文化早期常见有鳍形足鼎，中、晚期有丁字形足、凿形足鼎［17］。而石峡文化瓦形足既是釜形鼎、盆形鼎的足，又是泥质三足盘的足。而且三足盘的足从早到晚有明显的变化过程。其他三足形状有鹅头形足、凿形足、锥形足、连裆梯形足、“V”形足等。石峡文化贰期墓M44、M9曾出土2件双贯耳壶，与福泉山T27M2：66、越城M7：1，V式壶相似［18］，显然是受良渚文化影响的产物，因为是本地烧造，贯耳壶器表较粗糙。而良渚文化流行的有流宽把壶，在石峡遗址里要晚于石峡文化的墓葬中才出现，其陶器形制花纹完全不同于良渚文化的有流宽把壶（罐），属广东青铜文化早期遗物。良渚文化典型器如陶豆，多见浅盘，高喇叭形足，圈足上饰竹节纹和镂孔，石峡文化陶豆为深盘，矮喇叭足。到了贰期、三期墓开始出现几何印纹陶［19］，有漩涡纹、重圈纹、方格纹、曲折纹等。

　　（2）埋葬习俗：①墓地选择：石峡文化墓地多见于山间盆地河流附近低岗。良渚文化平民墓地多数在平地，而人工堆筑的高台多为生前地位很高的死者墓地。②葬式：石峡文化流行二次迁葬，迁葬时将尸骨置墓坑的东南角；一次葬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东脚西。良渚文化葬式有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南脚北或南偏东、南偏西。有双人合葬，大型墓已出现殉葬［20］。③墓坑和葬具：石峡文化墓葬都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絶大多数墓坑均见用火烧烤后的红烧土壁，墓底遗留5－15厘米炭灰层或距墓口15－30厘米有一层炭灰层，甚至是几条木炭，是填土后再烧烤一次的作法留下的遗迹，有的墓红烧土壁较为完整，未发现葬具。良渚文化有平地掩埋和竖穴土坑墓，有长方形和刀形墓坑。葬具有木棺，部分木棺上彩绘图案，大墓均见棺、椁［21］。④用火敛葬仪式：有学者提出良渚文化古代居民在埋葬死者时举行过用火敛葬仪式［22］［23］。墓坑中的火尚未完全熄灭，就埋葬死者和放置随葬品，因此福泉山M136、武进寺墩M3墓中的人骨和随葬品有火燎痕迹。石峡文化墓地用火烧烤墓坑，古代居民以为可起防潮作用。二次葬火型墓坑红烧土壁较为完整，中小型墓红烧土壁多数不完整，红烧土面断断续续不能连成片。经观察推测石峡居民是在墓坑火熄灭之后才下葬死者或二次葬骨殖和随葬陶器、石器的。粤西封开杏花乌骚岭墓地的墓坑小而浅，只能见到墓底有烧剩的炭灰，而没有红烧土壁。⑤随葬品：良渚文化墓葬中随葬品组合特点，林留根先生文章中已有详尽的论述［24］。此不再赘言。石峡文化大型墓以随葬数量多，品种齐全的石质生产工具为主，如大型长身石锛、石铲、石锼、有段石锛、石镞等，石器磨制精致，多数无使用痕迹。陶器数量亦不少，常见有盖的盘形鼎、盆形鼎、三足盘、圈足盘、壶、罐等随葬。石峡文化流行的二次葬墓中有两套随葬品［25］，一套完整器是二次葬时放置的，另一套从一次葬墓里同尸骨一起迁葬的随葬品，除石器、装饰品保存尚好，陶器多已残缺不全。而封开乌骚岭墓地二次葬墓中只有同尸骨一起迁葬来的石器和破碎陶器，不见二次葬完整随葬品。用璧、琮、钺随葬是良渚文化独有的葬俗。石峡文化少数大中型墓葬中随葬琮、璧、钺的做法，是受良渚文化影响。

　　上述举例的几点异同，反映出石峡文化具有独特文化面貌，原是生活在广东北部的先民们创造的。

　　五、石峡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交流的路线

　　石峡文化晚期墓随葬品已出现数量多寡，厚薄不等的现象，反映了它与周邻地区同期文化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基本趋向一致，并同南岭北部赣江流域同期文化有较密切的联系［26］。粤北曲江石峡遗址和太湖地区之间在地图上直线距离将近1000公里，若从适用于古代居民活动的通道推测其距离，何此千里!从地理地貌观察分析。太湖地区和粤北之间并无高山大岭相阻隔。可以推测石峡文化先民们是通过南岭的隘口，而后顺着赣江上游支流河谷进入赣江干流两岸，向北经鄱阳湖区，再沿着长江中下游河谷平原，进而入长江三角洲以南以太湖为中心的苏南平原。当时首先接触到的是位于太湖东和北部地区良渚文化聚落居民所创造的文化，光彩夺目的灿烂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琮、璧、钺的特殊形制和花纹及其功能。石峡文化先民中的探险者或可称作使者的人学习了良渚文化先进的玉石制作工艺技术带回石峡，也可能是良渚文化先民从相反的方向进入石峡，传播良渚文化中之精髓，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石峡遗址M105：1琮同草鞋山M198、寺墩M3琮（常州博物馆藏）［27］、横山M2：18［28］琮如此相似。笔者认为前者的可能性要大些，虽说是相似。但并非一模一样的“原装”琮，最明显的区别是良渚文化琮体每节花纹方角之间凹槽较深，不少凹槽呈三角形，石峡文化高身多节琮则不然，说明石峡文化的琮，不是从几千里之外的长江下游“原装”输入，也非良渚文化玉琮在岭南制作，而是石峡文化的“使者们”向良渚人学习玉石制作工艺技术后回来制作的，不过制作技术还未达到高而精的水平。上述推测的陆路交往，暂未见到要通过江西樊城堆文化遗存进行间接交流，例如1982年在江西丰城出土的八节神人图纹玉琮［29］，从形制到花纹与良渚文化多节高身琮相同，方角刻出三角形凹槽的制法一致，同意有学者提出该琮是部落之间交聘、馈赠的礼器。而江西新余拾年山第三期出土的玉琮残片［30］，其制作技术水平远不如石峡文化出土的琮。另一条是广东东部沿海古代居民从海路进行交流的路线。早在五六千年前居住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人，已懂得“舟楫之利”，他们中的部分人离开大陆到珠江口岛屿上利于居住的海湾附近，进行海上捕捞活动［31］。上文曾提到海丰田圪三舵1、2号玉琮，其形制、花纹同杭嘉湖平原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相似的地方多，如琮上浅刻的云雷纹、双圈眼睛等，但不见眼角的短浅，此类型琮的花纹不见于石峡遗址、封开禄美村M1和乌石床板岭出土的琮上，因为史前时期粤东的海丰和粤北曲江石峡文化属于两个地区的不同考古学文化。海丰与杭嘉湖平原之间相隔着武夷山脉，福建境内山地占全境90％，虽有零散河谷平原、盆地分布，但难于构成一条连贯的通道。而福建沿海有小范围的平原和海湾分布，假设良渚文化先民从杭州湾出发，向南沿着大陆边缘航行到达海丰三舵，或海丰三舵先民从相反方向北上进入杭嘉湖平原，笔者认为这条通道可能比较顺一些。有没有通过福建境内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间接传播良渚文化给位福建相邻的粤东地区同期文化呢?目前暂未有这方面的信息。

　　

　　（绘图：陈红冰）

　　（原载《良诸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

　　

　　注释：

　　［1］苏秉琦：《良渚文化的历史地位——纪念良渚遗址发现六十周年》，《中国文物报》1996年10月13日。

　　［2］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7期。

　　［3］李子文等：《曲江县床板岭石峡文化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

　　［4］杨式挺等：《广东封开县杏花河两岸古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集刊》6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5］毛依明：《海丰县田圪圩发现新石器时代玉器坑》，《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年》，文物出版社，1985年。

　　［6］香港博物馆编：《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203页，香港市政局出版，1993年。

　　［7］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文物》1978年7期。

　　［8］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2期。

　　［9］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

　　［10］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文物》1986年10期。

　　［1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期。

　　［1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l期。

　　［13］李子文：《翁源下角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年》，文物出版社，1989年。

　　［25］李子文等：《连平县黄潭寺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广东文博》1990年1期。

　　［15］朱非素：《广东考古新发现的几点思考》，《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美术馆出版，1995年。

　　［16］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封开县乌骚岭新石器时代墓葬群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1期。

　　［17］栾丰实：《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分区》，林留根：《试论良渚文化的内部分层与社会结构》，万良田等：《江西出土的良渚文化型玉琮》。均见《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18］南京博物院：《江苏越城遗址的发掘》，《考古》1982年5期。

　　［19］朱非索等：《谈谈马坝石峡遗址的几何印纹陶》，《文物集刊》3期。

　　［20］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福泉山遗址第三次发掘的重要意义》，《东南文化》1987年3期。

　　［21］同［17］。

　　［22］黄宣佩：《关于良渚文化“神像”的探讨》，《史前研究》1990－1991年。

　　［23］汪遵国：《良渚文化“玉敛葬”述略》，《文物》1984年2期。

　　［24］同［17］。

　　［25］朱非素：《石峡文化墓葬所反映的若干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26］李家和等；《再论樊城堆——石峡文化——谈江西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东南文化》1989年3期。

　　［2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馆；《良渚文化玉器》第38－39页，文物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89年。

　　［28］浙江省文物局：《良渚玉器》第55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

　　［29］同［17］。

　　［30］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余市拾年山遗址第三次发掘》，《东南文化》1991年5期。

　　［31］朱非索：《珠江三角洲贝丘、沙丘遗址和聚落形态》，《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94年。

　　［32］该琮的花纹暂作参考，待以后发表的《曲江石蛱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