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非素（朱非素，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文摘要】本文重点介绍石峡文化特点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及其前沿海滨、岛屿贝丘和沙丘遗址文化遗存的特点。通过它们之间的对比研究，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果认为，它们之间除了文化间的交流和影响的因素之外，更多的可能是同时代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Abstract:This article mainly introduces the characters of Shixia culture and other cultural remains at the sites in Zhujiang Delta. A compara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 among those cultur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ir similarities were not only caused by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 and influence, but also more possibly affected by common co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石峡遗址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发现和发掘，无疑是岭南地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翻开了广东史前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新一页。石峡遗址四大期文化遗存之间叠压和打破关系，为研究粤北地区乃至广东境内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时期遗存提供了一个新的标尺［1］。苏秉琦先生在《石峡文化初论》［2］一文中谈到石峡遗址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岭南地区从原始社会到秦汉以前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找到了一把重要的钥匙；还为我们探索这一地区社会发展诸阶段与我国其他诸文化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环节”。笔者当时参与石峡遗址的发掘工作，而对石峡遗址的认识犹如有一层薄雾的轻纱盖在遗址上，尚未能完全分辨其真面目。在其后的十几年里，笔者参加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现在回过头来看石峡遗址，虽说还不能做到“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的境界，至少对石峡遗址文化遗存的认识比以前清晰得多，拙文拟探讨石峡遗址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及其前沿海滨、岛屿贝丘和沙丘遗址文化遗存的关系，谈谈几点认识，就教于同行。

　　一

　　南北不同的地理环境，有大江相通。

　　石峡遗址位于“马坝人”洞穴遗址所在地狮头山和狮尾山之间的峡地，面积3万平方米。遗址东北部隆起，逐渐向东、西、北倾斜，坡度平缓，比周围农田高出4－5米，为一处山岗遗址。遗址以北为粤北地区常见的山间盆地，十里内外中、低山地环抱，中间是一片农田（现已建成马坝街市），马坝河从东向西从遗址北面1公里处流过，马坝河两岸有冲积平原、有大小不等河卵石的河漫滩，地势低平，坡度大多在10度之内，广泛覆盖着第四纪冲洪积层，土壤肥沃［3］。马坝河至西边6公里白土墟注入北江主干流。遗址于1972年春发现，1973年秋试掘，1975－1979年、1985年进行正式考古发掘，揭露面积4000平方米，发掘区在遗址中部偏东。1985年春夏在遗址东部发掘340平方米［4］，已到了石峡遗址东部界限，再往东为现代水塘，即古代的低洼湿地，东北边连接狮头山南坡，遗址南边为狮尾山北坡，遗址西部为较平坦坡地，通狮尾山西南山麓四季不枯竭的泉水，再往西为低洼湿地，遗址西部一大片范围内尚未发掘。堆积层分为五层，除第①层为现代耕土层，②A、②B、③、④层为文化层堆积。岭南地区潮湿多雨，遗址发掘区中部、东北部隆起处因受自然雨水冲刷仅保存厚1米的堆积，而遗址东部、西南部、北部堆积较厚，从耕土层到④层，厚达1.5－2.65米。在发掘区内获得相当丰富的实物资料。遗址所在地原是一片栽种水稻的梯田，所以未被明清和现代遗迹所破坏。仅见TlG南半边耕土层下铁锰淋漓层出土宋代青瓷碗残片，其余探方耕土层下为文化层，又由于耕土层下、文化层上有1－3层铁锰淋漓层覆盖，厚度3－4厘米，为石灰岩风化形成，土质坚硬，铁质犁耙无法犁松，因而完整地保护了文化层。现将堆积层简介如下：

　　①层：耕土层。

　　②A层：（发掘简报原称上文化层，下同）是石峡遗址堆积较薄的一层，仅在西南和东北端、东部有成层堆积，而探方里所见到的多数是灰坑、大小灰洞或柱洞，打破②B、③和④层。该层堆积出土了具有该期代表性的夔纹、云雷纹陶罐、原始瓷器和小件青铜工具及兵器。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现定为石峡第四期文化遗存［5］。

　　②B层：（原称中文化层），其堆积厚度0.2－0.8米。有当时居民活动过的红烧土面，大量大小深浅不一的柱洞、灰坑，叠压和打破石峡文化墓葬墓口、红烧土壁和墓中填土；叠压和打破该期前段墓葬。清理该期前段墓葬23座，陶窑4座；打破②B层的后段墓葬7座。遗址东北狮头山南坡洞穴内亦发现该期后段陶器。前段和后段墓葬出土的陶器另议。该期出土陶器群有大敞口、高领、折肩或圆肩、凹底、圜底或高圈足陶尊、陶罐、腰鼓形中空的陶器座、圈足盘和早期无阑石戈、内缘凸棱石环等。陶器花纹有发达的几何印纹。现定为石峡第三期文化遗存。其年代相当于夏商之际至早商。距今约3600－3400年。

　　③层：（原称下文化层）现定为石峡第二期文化遗存，即指石峡文化。在发掘区的中部较高处发掘墓葬102座，墓坑均打破④层或生土，墓葬区周围发掘清理居址、柱洞、灰坑、灶坑等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文化遗存，距今4600—4200年。墓葬里随葬的陶器群，制作精致、种类繁多的石器和精美装饰品及琮、瑗、龙首环、钺等礼器，为前所未见的重要考古发现。

　　④层：（原称“前石峡文化”或称③层早）现定为石峡第一期文化遗存。该层堆积分布于整个发掘区，被石峡文化墓葬和②B层柱洞、灰坑打破。1985年春夏在遗址东部发掘340余平方米，堆积厚达1.5米，自下而上有较完整的石峡一期至四期文化遗存堆积。石峡一期遗存出土遗物甚少（下文详谈——笔者），年代距今约6000－5000年。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海滨、岛屿同属岭南，却与粤北地理环境迥然不同。珠江三角洲位于北纬2l°50′-23°25′。北回归线在中北部通过，是个低纬度的三角洲，气候温热，气温变差小，基本无冰雪［6］，是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地理学家认为珠江三角洲区别于国内长江、黄河、闽江等三角洲，亦区别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尼罗河三角洲、尼日尔河三角洲等……。珠江三角洲形成于一个独特的古海湾之内，古海湾沿岸有众多的基岩岛屿。珠江三角洲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内外动力比较宁静的环境下发育成的三角洲。由西江、北江、东江、潭江、流溪河以及十多条中、小河流汇合、堆积而成，又由于河汊发达，形成一个河网形三角洲［7］。当时南海西樵山、中山市五桂山为湾口内的岛屿，现代山麓四周已是一片农田和大小河网，而淇澳岛至今还是湾口内岛屿。珠江三角洲和粤北地区地理环境差别很大，必然会影响不同地区古代居民的生产、生活。河流附近的河谷从古至今都是人类相互往来的主要通道之一，古代不同群体的文化经过河谷通道得以交流、借鉴、影响。各种原因引发群体的迁徙时，河谷通道是必经之路。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二千五百年春秋时期，南北两地古代居民经过北江、西江、东江的河谷频繁交往。

　　二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至二十世纪末，广东考古学者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海滨、岛屿进行考古调查和友掘，其发掘规模和面积超过石峡遗址。有高要蚬殻洲［8l、茅岗［9］、三水银洲［10］、东莞石排圆洲［11］、村头［12］、南海鱿鱼岗［13］、佛山河宕［14］、大同灶岗［15］、西樵山镇头（第七地点）等贝丘遗址［16］；珠海淇澳岛后沙湾［17］、东澳湾［18］、香洲棱角咀［19］、前山南沙湾［20］、平沙棠下环［21］、深圳大黄沙［22］、咸头岭［23］、大梅沙［24］、南山向南村［25］、赤湾［26］、中山市区白水井［27］、南朗龙穴［28］等沙丘遗址。首次发掘东江边博罗园洲梅花墩春秋窑址［29］、博罗龙溪银岗春秋至战国时期遗址［30］，还发掘了西樵山南麓佛子庙遗址，台山广海铜鼓湾沙丘遗址。港澳地区在五六千年前原是珠江口外大海中的岛屿，近年来经考古调查和发掘，有很多重要发现，如屯门涌浪［31］、马湾岛东湾仔北［32］、南丫岛大湾［33］、大屿山东湾［34］、白芒［35］、元朗吴家园［36］等沙丘遗址。上述三十多处遗址文化遗存内涵和特点，为研究粤北石峡遗址四个期别文化遗存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同期文化关系，提供了详实的材料。

　　（一）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海滨、岛屿新石器晚期前段文化遗存同石峡一期文化遗存相比较，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从目前考古调查和发掘所得资料，尤其以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地区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现最为丰富，有三角洲顶端位于西江主干流北岸肇庆市高要蚬殻洲、东江支流附近增城金兰寺第一文化层［37］（引自发掘简报原文，笔者拟称金兰寺一期）、东莞企石万福庵［38］、篁村蚝岗等贝丘遗址。海滨和海岛沙丘遗址有深圳大黄沙④层、大梅沙Ⅰ区②层、小梅沙③层；珠海后沙湾一期、三灶岛草塘湾一期、棠下环一期、中山白水井、南朗龙穴；香港大湾②C层以下第一层（引自发掘简报）、屯门龙鼓滩间歇层底、赤腊角虎地湾、过路湾、龙鼓洲下层、北滘西洲、大屿山东湾第④层、涌浪北区⑤层（一期）、涌浪南区一期［39］、马湾岛东湾仔北第一期文化遗存、吴家园下文化层、深湾下层［40］、澳门黑沙湾。上述遗址文化遗存有它的共性：（1）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占陶器总数的85％以上，器胎厚重或厚薄不一，器形有夹砂釜、罐、圈足盘、器座、支脚等。器表多饰细绳纹、绳纹、条纹，而后用多齿工具在釜、罐的领部或颈以下器肩刻划水波纹、弦纹、大方格、菱格、三角纹和几种纹饰的组合纹。陶器均手制，烧制火候不高，易破碎。陶色以灰黑色、灰褐色为主。（2）泥质陶数量少，除后沙湾一期泥质陶占46％，其余遗址泥质陶约占20％以下。陶色为红陶、橙黄陶为主，器类有圈足盘、豆，圈足饰刻划纹、戳印圈点纹和镂小圆孔。见于蚬殻洲、大黄沙④层，草塘湾一期、深湾F层。（3）夹细砂陶钵或圈足盘，其盘身圜底近平，器底遗留有陶钵置编织物上晾干时遗留的编织纹。反映出生活环境虽不同而年代相差不远的贝丘、沙丘遗址古代居民，在制作钵或盘体时的方法和工序是一致的。（4）不见几何印纹陶。（5）彩陶、白陶盘、豆出土是该期具有代表性的陶器。但并非与夹砂细绳纹、刻划纹陶釜共存的圈足盘上，均见得到彩绘图案，有部分遗址出土无彩陶纹饰的圈足盘与夹砂刻划纹陶釜共存，例如深圳大黄沙②层，虽然受晚期扰乱，仍可分清早晚遗物区别，不见彩陶器。第③层厚达30－60厘米间歇层，第④层大量夹砂刻划纹陶片和彩陶片及彩陶圈足盘共存。同样于黄沙间歇层下出土彩陶器的遗址还有后沙湾一期，间歇层厚110－140厘米。香港南丫岛大湾②C层以下的第一层出土细绳纹、刻划纹陶釜和彩陶片。涌浪北区地层堆积第④层东部较纯净，疏松的黄沙下出土泥质红陶彩陶片和夹砂细绳纹陶片共存。据招绍瓒先生在《香港近五年考古抢救概览》［41］附表一介绍龙鼓洲遗址，发现三个时期文化层，第一期以细绳纹陶与彩陶为主；第二期，以泥质陶为主；第三期以印纹陶为主，双线菱格纹较多。大湾遗址位于南丫岛的西部，早期遗存有彩陶器和细绳纹夹砂陶片出土。深湾位于南丫岛东南，深湾f层出土绳纹、刻划纹夹砂陶釜与泥质镂孔圈足盘共存，不见彩陶片，是否说明两处遗址年代早晚有别呢?除上述遗址外，珠海草塘湾一期、涌浪南区早期文化层、东湾④层、东湾仔北第一期遗存、元朗吴家园下文化层等，亦出土细绳纹、刻划纹夹砂陶釜和泥质红陶片共存，而不见彩陶。从目前考古发现所获资料，笔者认为出土彩陶器的遗存，其年代要早于夹砂刻划纹、绳纹陶釜与红陶圈足盘共存的遗存（图一、二、三、四）。诸遗址出土石器：（1）以磨光石器为主，中、小型石器多见，器形有长身石锛、长身和短身梯形锛，个别肩部不明显的有肩石锛。（2）石圆饼，大小不一，周边经磨制。（3）有槽石拍，扁平长方形、圆形，正面刻直线凹槽，背面磨光，少数两端穿孔。此类有槽石拍（石挫磨器）在珠江三角洲和海岛沙丘遗址多见于出土彩陶、白陶盘、豆遗存中。而粤东地区晚到距今约3500年前普宁后山遗址亦有出土。（4）少量打制石器、石片和砺石．上述遗址有几组14C测定和陶片热释光测定可作参考。大黄沙遗址T101④层炭化粮食标本ZK2513，14C年代为距今6255±260年（树轮校正值）、后沙湾⑥层（一期）陶片标本热释光测定年代为距今4828±483年，高要蚬殻洲M3人骨标本14C测定为距今5130±100年（树轮校正值）、深湾f层陶片标本热释光年代为2900B．C。至于深圳咸头岭遗址文化遗存与后沙湾一期、大黄沙④层、南朗龙穴等遗存之间孰早孰晚问题，研究者在论文中有不同的看法［43］［44］。

　　往北看南岭山脉以南，北江支流附近石峡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在遗址里分布范围广，堆积层土色灰褐色，土质硬，同当地生土层土质土色接近，出土遗物少，陶器烧制火候不高，很易破碎，器类有釜、圜底罐、圈足盘等。以夹砂陶、夹细砂陶为主，陶胎有石英颗粒，多数为青灰色、灰褐色，还有泥质黄白色陶。夹砂釜和夹细砂圜底罐器表饰绳纹、细绳纹，排列较为密集整齐，领部至器底饰绳纹，然后在领、肩部位用刻划纹、篦点纹、指甲纹、小圆圈纹（用细管状物件戳印）组成不同的图形，如刻划大方格、双线方格、菱纹、叶脉纹、水波纹等，圆形镂孔和小圆圈纹主要用于圈足盘的圈足部分。陶釜、陶罐形制为口沿微侈、领近直、圆肩、鼓腹、圜底。泥质圈足盘形制为圆唇、敛口或微敛口、弧腹、圜底、大圈足，圈足高5－8厘米。不见三足器，花纹中亦不见几何印纹陶。出土石器数量和种类均少，有锛、镞等，器体小型（图五）。以上述为特征的文化遗存曾在曲江鲶鱼转②B层和马坝河岸边东华围下边山等遗址发现，出土少量绳纹、细绳纹夹砂陶釜、罐、镂孔圈足盘圈足残片。可惜至今尚未有同期墓葬、房屋居址发现石峡一期文化遗存特点和分布范围不能说已经清楚，原因是缺少考古发掘出土遗物。石峡一期文化遗存同珠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同期文化遗存比较，笔者将其归属到比出土彩陶、白陶器遗存要晚，同草塘湾一期、深湾f层的年代相当（图六）。

　　由于南北两地古代居民赖于生存的地理环境有较大区别，南部海岛深湾F层、草塘湾一期、东湾③、④层出土河卵石打制石器、夹砂陶直腰或亚腰器座是石峡一期遗存不见的。陶釜器表刻划纹饰，圈足盘圈足上刻划、镂孔、小圆圈戳印纹的手法相似，花纹图案却有别，其中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究其原因，创造者是两地不同的群体。而相似之处，除了文化间的交流和影响的因素之外，更多的可能是同时代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有关广东境内出土彩陶、白陶盘等文化遗存及陶器形制、纹饰与洞庭湖区大溪文化关系，已有学者作了详尽的分析和独到见解［45］［46］［47］。

　　（二）石峡文化和良渚文化及岭北樊城堆文化的关系，石峡遗址第二期文化遗存即石峡文化，是粤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48］。石峡遗址已发掘4000平方米，共清理石峡文化墓葬102座（不包括1985年东区4座），发掘区东、西、南、北探方边缘，墓葬分布鋭减。推测已发掘的遗址东部和东南部岗顶平缓地处是石峡文化墓地，密集分布着一、二次葬、一次已迁走葬墓。二次葬墓和一次已迁走葬墓相加为72座，反映石峡文化埋葬习俗流行二次葬。二次葬墓多数为大、中型墓，墓坑为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用火烧烤过，填土里夹杂炭屑、炭条、红烧土等。二次葬墓底，尸骨集拢成堆置墓底东南隅或东北隅，不少墓里尸骨堆上或附近撒有朱砂，尸骨已腐朽呈豆腐渣状。二次葬墓里有两套随葬品，一套随葬品由一次葬墓中同尸骨一起迁到二次葬墓里，除石器、装饰品外，陶器多数已破碎残缺不全，较完整地二次葬随葬品放置在墓底尸骨堆附近。一次葬迁来的随葬品在各墓中陈放位置有不同，部分墓一次葬随葬品置距墓口15—25厘米填土中；有些则垫在二次葬随葬品的下面；也有将残的一次葬器物扒拢成堆置墓底西端或西北端；还有将一次葬残器物置填土中，较完整的同二次葬器物一起陈放墓底。大型深穴墓一、二次葬随葬品数量和质量均超过中、小型二次葬墓。例如M42，二次葬随葬品57件，一次葬随葬品更多有94件，陶器已破碎，除填土有少部分碎片，多数堆在墓底西端和二次葬随葬品及尸骨堆下面。又例如M47，二次葬随葬品49件，一次葬随葬品68件，多数撒在填土中，部分稍好的陶器和二次葬器物叠放在一起，总计随葬品117件。中型墓如M16，一次葬随葬品7件，撒放在填土中，二次葬随葬品30件置墓底，其中石镞22件，总计37件。这种两套随葬品陈放于二次葬墓坑里，形成石峡文化的葬制。与之相类似葬制的有江西新余市拾年山二、三期有圹二次葬墓［49］［50］，墓底和墓壁均经火烧过，尸骨已朽，夹杂在墓底黑灰土中或不见骨渣。发掘报告中没有提及二次葬墓中有一、二次葬两套随葬品，笔者翻阅发掘报告后，认为拾年山二次葬墓里同样有两套随葬品，墓中器物可以分得出完整和残片两类，可能随葬品少且破碎，难以辩认，所以没有区分一、二次葬两套随葬品。唐舒龙在《试论筑卫城文化》一文中提到有两套随葬品［51］。拾年山二期、三期墓分为有圹墓、无圹墓和瓮棺葬墓，常见随葬品1－4件，最多10多件，多为鼎、豆、壶，个别墓里有石器随葬，樊城堆文化陶器组合以鼎、豆、壶为主，陶器形制流行三足器、圈足器、平底器。石峡文化不见无圹墓和瓮棺葬墓，102座墓里出土2400多件陶器、石器、礼器、装饰品。陶器组合以鼎、豆、盘为主，陶器形制流行圜底器、三足器和圈足器、子口器，仅见一件平底罐，器类有夹砂陶釜、盘形鼎、釜形鼎、盆形鼎，泥质陶器有圈足盘、三足盘、豆、壶、罐（图七），上述陶器组合较全面地反映出石峡文化内涵和特征，各种型式泥质圈足盘和三足盘是石峡文化壹期墓至三期墓里最常见的随葬品，从而反映出不同时期发展变化。占总数87.5％的墓随葬石器，石器有大小长短不等石锛、有段石锛、有肩石锛、石凿、镞和大型掘土工具石　、长身石锛，镞的数量占石器总数的59.36％（图八）。大型种类繁多的石器和墓葬里随葬稻谷、稻米［52］，充分反映石峡文化先民已经从事栽培稻农业生产活动。大型墓里还随葬玉璧、琮、瑗、块、龙首环等礼器和锥形器、緑松石片、璜、环、珠、管、坠饰等装饰品。与石峡文化同期的有曲江乌石镇床板岭遗址［53］、连平黄潭寺早期［54］、翁源下角垄一期［55］、仁化覆船岭早期［55］、始兴县城南中镇村；石峡文化粤西类型封开鹿尾村对面岗M1、罗伞岗M1［57］、封开乌骚岭墓地［58］。上述山岗、台地遗址，均位于山间盆地低岗或河流岸边台地，北江、东江、西江干流或支流于遗址附近流过。许多学者对石峡文化与五岭以北鄱阳湖周围及赣江中下游地区广泛分布的“筑卫城文化”或称“樊城堆文化”［59］［60］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学者曾经提出“樊城堆—石峡文化”的命题，认为两地出土陶器群，其形制特点、基本器类，都是相同的，所以应同属一个考古学文化范畴，樊城堆文化年代要早，石峡文化年代要晚［61］。笔者认为五岭南北之间有河谷和山隘相通，同期文化之间交流肯定存在，但不能等同于一个考古学文化（图九）。石峡文化有6座二次葬墓出土6件玉、石琮，其形制、花纹均具良渚文化特点，因此有学者提出“石峡文化是良渚文化的一个亚区，石峡文化的命名亦司以取消”［62］，并说正其名为“良渚文化樊城堆石峡类型”。这种提法让笔者百思不解，若是同一考古学文化，怎么会制造出不同于良渚文化的陶器群，连埋葬习俗与良渚文化原住地的亦迥然不同呢?究其原因肯定是由于两地考古学文化在社会发展阶段、生产技术、意识形态、传统习俗存在不同的缘故，所以不能以某地某文化出土玉琮、钺，就将其合并为同一个考古学文化。我们推测石峡文化先民在太湖地区良渚文化中、晚期时，两地曾有过直接交往，石峡遗址和太湖地区之间在地图上直线距离将近1000公里，但之间无高山大岭阻隔，石峡文化先民中的探险者或称之谓文化使者通过南岭隘口，进入岭北赣江上游支流河谷后，转入赣江干流两岸，向北经鄱阳湖区，再沿着长江中下游河谷平原，进而入长江三角洲以南以太湖为中心的苏南平原，当时良渚文化还处在鼎盛时期［63］，呈现在石峡人面前的是良渚文化光彩夺目的玉器及其特殊形制、花纹和功能。石峡文化M105：1高身琮，同草鞋山M1981：1、寺墩M3［64］出土玉琮相似。1998年春夏在整理石峡文化墓葬随葬品时，见到M99：5、M42：4两座一、二期大墓中出土两件龙首纹玉环，雕刻工艺不太精细，因风化较甚，花纹不太清晰。雕刻龙首纹的玉器，目前仅见反山M22：8（1-6）、瑶山M11：59龙首形象牌饰，瑶山M11：94龙首璜和瑶山M1：30龙首镯，镯直径7.4、孔径6、高2.6厘米，共四组龙首。而石峡M99：5的龙首环（镯），直径12、孔径7、高1.5厘米，共七组龙首纹。M42：4龙首环，直径8.2、孔径5.7、高2.1厘米，共五组龙首纹。同瑶山龙首环虽有较大差别，其文化因素肯定来自良渚文化，但不是从几千里之外的长江中下游“原装”输入，也不是良渚文化先民中的玉工经上述交往路线来到石峡制作的，而是石峡文化的“使者们”向良渚人学习玉石制作工艺技术后，回到石峡制作的。为什么石峡文化墓葬出土龙首环，其器体比瑶山M1：30镯要大，龙首形纹要多，只有两种解释，一是石峡人制作龙首环时作了发挥和创造；二是石峡人模仿的大型龙首环样本，暂未在苏南平原良渚文化大墓中出土，后一种可能性要大些（图十），当然这是题外话了。上述推测的陆路交往，暂未见到要通过江西樊城堆文化进行间接交流。江西拾年山第三期曾出土1件玉琮残片（T32②层：3），可以看得出其制作技术水平，远不如石峡人制作的玉、石琮。

　　距今4600-4200年，石峡文化先民活动地域于北江、东江上游和支流两岸的山间盆地低岗，马坝石峡是石峡文化重要遗址，为一处中心聚落，其文化特征的确有不少外来因素，上文举例说明是其一，有学者认为良渚文化贯耳壶和筑卫城下层袋足鬻或称双鼻壶，是石峡文化陶器群特点之一，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欠妥，石峡文化墓葬中仅见M44：4一件完整贯耳壶，M9：34和M108：40贯耳壶为一次葬残贯耳部分，袋足鬶仅见M54：25一件，为二次葬器物，流部已残，一次葬器物有两件鬻足残片。将两类陶器相加仅占一千多件陶器中的六件，所以只能说是石峡文化与岭北赣江中下游、鄱阳湖地区、长江下游同期文化交流时，在陶器器类上留下的痕迹。有学者认为石峡文化墓坑用火烧烤过的埋葬习俗来自良渚文化［65］，蒋卫东先生《良渚文化高土台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与探讨》［66］、陆建方先生《良渚文化墓葬研究》［67］有深入研究，此不赘述。上文已谈及石峡文化葬俗与拾年山三期的区别，再一次要说明的是石峡文化二次葬墓里有两套随葬品，且陈放位置很有讲究，例如成组的石镞镞锋朝西，一般不对着尸骨堆放置，亦是良渚文化和樊城堆文化所没有的葬俗。粤北地域广阔，山间盆地溪流纵横，同时期活跃在这片土地上的难道只有石峡文化群体吗？还有待今后的考古新发现，此是后话。

　　（三）石峡文化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海滨、海岛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的关系。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三水银洲第一组、南海鱿鱼岗第一期、河宕第一期（即被第③层叠压的灰坑、灰洞、墓葬）、大同灶岗第一期（第③层叠压的灰坑和F1、F3）、东江河谷的东莞石排圆洲第一、二组。遗址分布在北江、东江干流或河汊附近低岗。银洲第一组、鱿鱼岗第一期墓葬形制为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东脚西，墓坑深浅不一，墓坑打破生土，填土杂有少量炭屑或红烧土颗粒，随葬品2件至4件不等，有釜、罐、豆等。银洲遗址在鱿鱼岗遗址西北边，直线距离15.2公里，位于西江主干流东岸低岗，不见石峡文化红烧土壁墓坑和二次葬墓有两套随葬品的习俗。东江圆洲第一、二期陶器形制，泥质夹细砂陶罐，其形制为小口高领，圆肩，鼓腹，圜底，底部粘接一圈泥条扁圈足；夹砂陶钵，其形制为大口，弧腹，浅盘，圜底，口沿外侧有一道凹槽，器表压印叶脉纹或叶脉方格组合纹，均是圆洲一、二期有特点的陶器。器类有釜、罐、钵、豆、器盖等（图十一）。圆洲几何印纹陶花纹较为细密，与西江、北江三角洲遗址几何印纹印痕深且粗犷有区别，上述贝丘遗址几何印纹已处于发展期前段。西江、北江三角洲以银洲第一组、鱿鱼岗第一期墓葬出土陶器具有代表性，随葬陶器有夹砂陶釜、泥质陶豆，而银洲M30出土4号釜形鼎，属于很少见陶器。银洲一组、鱿鱼岗一期出土夹砂釜，形制为敞口，折沿，束颈，圆肩，扁鼓腹，圜底，在器颈以下饰一周斜向条纹，接着压印竖条纹或纵向叶脉纹、横向叶脉纹，是该期组合几何印纹重要特征之一。鱿鱼岗M3l：l夹砂釜，颈部条纹之下压印大重方格凸点纹（图十二：1）。从大同灶岗和河宕遗址地层堆积分析，有被③层叠压、打破生土层的灰坑，观察其中出土陶罐和陶器花纹拓片，推测同样存在银洲一组，鱿鱼岗一期文化遗存。另外圆洲一、二组、河宕、灶岗一期还出土曲折纹、附加堆纹和夹细砂泥质陶罐残片。（图十二）

　　珠江三角洲地区与石峡文化同期遗存之间的异同：（1）埋葬习俗不同，石峡文化流行二次葬，用火烧烤墓坑，二次葬里有两套随葬品，随葬品数量多，银洲一组、鱿鱼岗一期则相反。相同之处，死者集中一处墓地埋葬。石峡文化一次葬墓和银洲一组、鱿鱼岗一期墓葬均为东西向竖穴土坑墓，单人仰身直肢葬，成人和儿童相同。（2）陶器群的组合、形制、花纹有很大差别。除去夹砂陶釜均流行圜底外，石峡文化流行子口，三足，圈足器，常见夹砂釜形鼎、盘形鼎、盆形鼎器腹下接瓦形足、鹅头状凿形足。银洲一组M30：4鼎，器身形制和花纹特征属珠江三角洲地区常见的敞口，宽折沿呈盘口状，束颈，削肩，扁圆腹，圜底，器表压印条纹、叶脉纹，腹下接瓦形足，其足沿双侧外卷压扁（图十二：11），是具有自身文化特点的瓦形足。此形状鼎足曾经在圆洲一、二组出土，有夹砂红陶鼎足2件，其中1件足根遗留细长方率吾纹印痕，推测原接在陶釜下腹部。灶岗出土1件夹砂红陶鼎足，河宕③层出土1件鼎足，可以断定石峡文化流行瓦形足陶器，其影响范围到达了南部三角洲，南北两地原属于不同群体，各有自身发展的轨迹，所以出现不同类型瓦形足。上文谈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珠江三角洲是几何印纹发展期前段，泥质陶器器表均压印几何纹，占陶器花纹80％以上（图十三）。石峡文化几何印纹仅占陶器花纹0.5％，花纹印痕浅且排列不规整。（3）石峡文化墓葬随葬石器，其数量多寡和器体大小常同墓坑大小深浅成正比，珠江三角洲同期墓葬很少随葬石器，石器数量、器类少。究其原因，由于两地古代居民赖以生存的生产活动不同，石峡文化先民用大型长身石锛、　、铲从事早期农业。而三角洲地区先民生活在河汊纵横的湿地附近低岗，主要从事水上捕捞和狩猎、采集，暂未发现兼营原始农业。（4）石峡文化大墓随葬礼器有玉、石琮、璧、瑗、龙首纹环、钺和装饰品宽带环、锥形器、璜、块、坠饰、管、珠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墓葬中则不见，仅银洲M32出土4粒石串珠，其形状与石峡文化一致，可能从北边交换得来。

　　珠江三角洲海滨和海岛范围内，近些年发现不少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有香港屯门涌浪上文化层和M1、大屿山沙螺湾西区岬角、深圳鹤地山下文化和赤湾部分遗物、珠海后沙湾二期。涌浪上文化层出土遗物较为丰富，（1）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器身饰粗绳纹和细绳纹，口沿部分刻划波浪纹、弦纹，延续了前期在夹砂陶釜颈、肩部刻划花纹和器体施绳纹作法；厚体陶器座，器身饰刻划纹饰；新出现海湾遗址特有的烧烤食物用陶箅，夹细砂陶或泥质陶器中已不再见到前期的钵形矮圈足盘，新出现直口或侈口，直领，圆肩，圆鼓腹，矮圈足罐，器身饰叶脉纹、曲折纹、附加堆纹、几何印纹纹样没有珠江三角洲贝丘遗址多样。陶罐器底附加一圈扁平泥条作圈足，这类圈足亦见于东莞圆洲一、二组。石峡文化三期墓M45：30、31泥质曲折纹圈足罐（图七，7）。其形制、花纹受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海滨同期文化影响，两件陶罐形制为侈口，直领，广肩，圆鼓腹，圜底，下加矮圈足，颈以下压印一周斜条纹，与圆洲一、二组、银洲一组、鱿鱼岗一期、涌浪上文化层陶罐、釜颈以下花纹做法相同，接着通体饰曲折纹和贴一周石峡文化特有的带条状附加堆纹。也有可能涌浪上文化层和石峡文化三期墓几何印纹小口圈足陶罐的源头，来自粤东地区，普宁市广太虎头埔平缓山岗上，曾发掘清理十五座陶窑［68］，出土大小个体不一的侈口，高领，广肩或斜肩，鼓腹，矮圈足泥质陶罐，几何印纹发达，罐身饰一周至四周附加堆纹，堆纹有带条状和凸形细条状，（图十四）。（2）涌浪上文化层石器数量和种类比同期银洲一组、圆洲一、二组、鱿鱼岗一期丰富，大型薄体石钺，其形制同石峡文化贰期大墓M42：7、M104：3号钺相似，反映南北文化交流的存在，同时出土铲、斧、锛、凿、镞、有肩石器等，新出现用椭圆形河卵石，在腰部或两端啄打、磨制浅凹槽制成的石网坠（图十五），同期贝丘遗址暂未发现，是不是因为海湾捕捞鱼虾和贝丘遗址附近河涌或沼泽地捕捞鱼虾的方法不同呢?值得研究。（3）埋葬习俗相同和差别，涌浪南发掘十几座墓葬［69］为一次葬长方形竖穴浅坑墓，与石峡文化、银洲一组、鱿鱼岗一期的一次葬墓相同，不同的是涌浪墓葬方向多数为南北向，不流行二次葬，墓坑不用火烧烤，随葬品数量少，仅有陶器l－2件，块、环或锛1－3件不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笔者曾参加过珠海市和珠江口内外、香港以南岛屿考古调查和部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认为当时海岛上发现的遗迹和遗物，是居住在珠江三角洲腹地古代居民作季节性捕捞生产活动遗留下的，海岛周围是浩瀚的大海，相互之间交往比较困难，本身无法形成一个文化整体的观点。随着近十几年来考古新发现证明，这一观点显然是片面的，有待进一步完善。综上所述，粤北石峡文化；珠江三角洲中心地区银洲一组、鱿鱼岗一期、圆洲一、二组；珠江口岛屿涌浪上文化层等，三个地区不同地理环境，代表着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三种不同类型的考古学文化，它们之间在同时期内进行过文化交流，又各具特色，有各自发展变化的轨迹，同是三角洲地区，地处东江三角洲的圆洲一、二组遗存有着自身的特点，会不会因年代早晚有关呢?有待于日后考古新发现。珠海后沙湾④层（二期）陶片热释光测定为距今3898±390年。涌浪南上层9个14C测定年代数据，经年轮校正后，集中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70］，石峡文化贰期墓葬里的木炭标本，经14c测定有三个数据：M26为公元前2480±150年（树轮校正）；M413为公元前2865±185年（树轮校正）M79为公元前2730±155年（树轮校正）。

　　石峡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大的年代笼统地定为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商之际或商代早中期，有学者认为相当于商代中晚期至西周的初期。二十几年前石峡遗址发掘时，有学者将其归为新石器时代末期［71］，理由是没有出土青铜器，连铜渣都未见，怎么可以定为夏商时期呢，真是众说纷纭。当时发掘出土的②B层即石峡三期中段文化遗存的遗物，常见敞口，高领，折肩或广肩，深腹，圜底，下加高圈足或凹底。几何印纹发达，以曲折纹、复线长方格纹为主，其次是云雷纹、方格纹、双线方格凸点纹、双线方格纹等。仅有少量叶脉纹、席纹、网格纹、篮纹、弦纹等，陶器组合为夹砂陶釜、罐、陶器座，泥质陶罐、尊、器盖、豆、盘等。制陶技术水平比前期要高，陶器造型规整且匀称，在口沿、领部、圈足部分，均见轮修时留下凸棱和凹凸平行纹。陶器中有30％烧制时火候较高，陶色以青灰色、橙红、橙黄色较多，三期中段遗存出土不少陶尊，形似祭祀用的礼器（图十六：3）。该期石器磨制技术亦精良，有大小不等的长身锛、梯形锛、有段锛、有肩锛、三棱形石镞，开始出现无阑石戈、石矛等。装饰品有薄肉矮身石环和内缘凸棱石环。陶器群中罐、尊、豆、盘和无阑石戈、凸棱石环共存，其形制特点使笔者隐约看到中原地区夏商时期陶器形制特有的风格，在石峡三期中段文化遗存中出现，但不是一模一样。以后的二十多年，差不多与石峡第三期中段同期的文化遗存在全省境内和香港地区不断发现，出土遗物丰富，让人有头绪纷繁的感觉。尽管是不同地区陶罐、陶尊、陶盘、陶豆的形制因不同群体制陶人，制作技术各有区别，导至陶器形制、花纹有异，不过大时代流行的高领、折肩或圆肩、高圈足或凹底的作风是一致的。陶器群中常见泥质陶豆（图十六：6），浅盘、细而高喇叭形足，足根外壁刻划弦纹4－5周，这类具有代表性的陶豆，
在同期珠江三角洲地区贝丘遗址和海滨沙丘遗址，都能见到它的踪迹。石峡第三期文化遗存，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均为一次葬东西向浅穴墓，墓中随葬品少或没有随葬品，30座墓仅有18座有随葬品，从墓葬被②B层叠压或打破②B层的关系分析，可分为前段墓和后段墓，埋葬习俗同石峡文化有很大差异，未发现用火烧烤墓坑和二次葬墓。石峡第三期文化遗存前段墓共23座，11座墓有随葬品2件至10件，陶器有泥质灰陶有流宽把壶、凹底罐、折肩圈足罐、浅盘大圈足盘、浅盘豆、带盖折肩圈足罐、小陶鼎和小罐、小盂等。大部分是烧造火候不高的小型冥器，根据陶器形制特点进行排比，前段还可分出两组。第一组M83、M126、M130，陶器组合仍是鼎、豆、罐，开始出现折肩圈足罐和石圭，形制不同于石峡文化（图十七：1－6），三期前段第一组文化遗存内涵和特点及其分布范围，笔者至今仍不清楚。第二组M82、M128、M110、M125，新出现凹底陶罐、高领有流宽把圈足壶、有盖直口直领折肩圈足罐、浅盘大圈足盘、豆（图十七：7－22）。二组陶器组合中形制特别的高领有流宽把圈足壶，与其共存的是侈口折肩或折腹凹底罐。有流宽把壶和凹底罐此一陶器组合曾在东江上游和平县城郊子顶山遗址采集到［72］，壶底为凹底，器身饰方格纹或细方格纹。该遗址还有其它小型凹底罐、凹底钵、豆和鸡形壶等（图十八）。也曾在五华县狮雄山汉代地层下的墓葬，出土1件鸡形壶［73］。值得注意的是石峡、子顶山遗址均见到折肩或折腹凹底罐，凹底罐亦见于粤东普宁池尾后山遗址墓葬，它与鸡形壶、凹底钵共存。而凹底罐和凹底钵的组合在五华县仰天狮山遗址早期墓葬出土［74］，这类凹底罐是该期常见的具有代表性器物，所以粤北、粤东北、粤东均有它们的踪迹。凹底罐和有流宽把壶、鸡形壶同在和平子顶山遗址一起发现，尚属少见，笔者认为出土有流宽把壶和鸡形壶遗存的年代，因它们之间没有发现地层叠压、打破关系，孰早孰晚尚不能下定论，不过早晚不会相距太远。有流宽把壶和鸡形壶，在梅江上游和东江上游发现，推测有两种可能，一是以鸡形壶、凹底钵或凹底罐、凹底钵及有流宽把壶、凹底罐组合的文化遗存其分布范围比较广；二是古代先民从东江上游河谷或隘口，过南岭同赣江流域同期文化群体进行交流和沟通，和平县境是当时必经之路。距今3000多年前，赣江流域有一支与中原殷商文化关系密切的土著青铜王国［75］，方酉生先生认为“已经存在着一个有相当规模、国力强盛、科学文化高度发达的商代方国”。［76］考古发现发掘清江吴城商代遗址［77］和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78］。另外以鹰潭角山窑场为代表的万年类型青铜文化为江西境内有别于吴城文化的另一类土著青铜文化［79］。角山窑址［80］曾出土凹底折肩宽把壶和折腹凹底罐，其陶器组合壶、盖、颅、斝、钵形鼎、三足盘、支座、提梁罐、钵、豆和原始瓷豆，不见吴城文化常见的鬲（图十九）。角山窑址、石峡三期遗存前段二组墓和普宁池尾后山墓出土陶器群各具特点，而器形流行高领，折肩或折腹，苋带把和凹底的作法是上述几处遗址陶器的共同特点。珠江三角洲南部沙丘遗址亦发现有流宽把壶和鸡形壶：曾在珠海淇澳岛亚婆湾发现，即一组D型罐（亚采：13），其形制同石峡三期前段第二组M128：4，壶相近，器身饰方格纹；一件深圳咸头岭晚期墓出土M4：1鸡形提梁壶，其形状、花纹同普宁池尾后MM1：1鸡形壶一样，在后山采集：30陶豆豆盘同咸头岭晚期高把陶豆一致，是古代居民之间文化交流频繁的例证之一

　　石峡第三期中段文化遗存是叠压、打破前段墓葬，被石峡第三期后段墓葬所打破，便是发掘区的②B层，发现许多灰坑、柱洞、灶坑，破碎的红烧土面，不少灰坑、柱洞打破石峡文化墓葬填土、墓壁。原是石峡文化墓地范围，到了石峡三期中段，已成为居住遗址，仅在发掘区西北边缘发现一座M72（图十六：7、8）。与石峡第三期中段文化遗存相当的，见之于始兴县城郊澄陂村窑址、翁源下角垄二期、连平黄潭寺二期、床板岭二期、龙归勺山②层、韶关马蹄坪、走马岗等遗址，但没有出土石峡三期中段大型陶尊，形似祭祀用陶礼器。石峡第三期后段文化遗存，清理墓葬7座，多数位于发掘区西部、东南部边缘。被表土层叠压，打破石峡三期中段遗存地层，墓葬形制为长方形东西向竖穴土坑墓，随葬品有敞口，折肩，凹底泥质红陶罐、夹砂釜和玉块（图二十），不见有陶三足器和大型石　、铲、钺等。后段墓葬中多数无随葬品，其中五座墓用石灰石堆放在尸骨四周和填土中，仅．M3l、M70的尸骨保存较好。

　　珠江三角洲地区早于或相当石峡第三期文化遗存的有三水银洲二、三组、东莞圆洲三组、村头、高要茅岗、南海佛山河宕②、③层乙、丙、丁类墓葬、鱿鱼岗二期、大同灶岗二期、南庄邓岗、丹灶通心岗、覆船岗等贝丘遗址。沙丘遗址有珠海东澳湾、草塘湾二期、前山南沙湾、香洲棱角咀③、④层、平沙棠下环②、③层、亚婆湾一、二组、深圳向南村、蛇口赤湾部分遗存、香港大屿山白芒一期、大湾墓地、马湾岛东湾仔北第二期、下白泥吴家园中文化层等。该期遗存无论在珠江三角洲中心的贝丘遗址或是海滨、岛屿沙丘遗址，数量比前期增加，且分布比前期密集。若以银洲遗址分期为标尺，该期可分为前段和后段。前段有银洲二组、银洲H11、H22、Fl、M15和鱿鱼岗二期、圆洲第三组，其特点：（1）陶器花纹，有发达的几何印纹，夹砂陶釜、罐器身多施几何印纹，在釜或罐折肩部位压印l－3周以上云雷纹或变体云雷纹，紧接着压印曲折纹或变体曲折纹，是该期组合花纹特点之一，部分罐肩为素圆肩磨光。几何印纹占陶器花纹的80％以上，印痕深且粗犷，曲折纹数量较多，其次是云雷纹、叶脉纹、长方格纹、方格纹、梯形格纹、条纹等，亦有素面无纹罐。彩陶均为赭红色，纹样有宽带纹、直条纹、点彩等，绘制在盘、豆、罐的内外壁和口沿。陶器器类有夹砂圜底釜、器座、新出现钵形釜，泥质陶器有罐、豆。形制流行小口或大口折沿、圆肩或折肩、圆鼓腹、圜底或圈足外撇，暂不见平底器、凹底器。陶豆除矮圈足豆外，较流行喇叭形足外壁饰1－2周凸棱。新出现罐形豆或称豆形罐（图二十一），是银洲一组、鱿鱼岗一期、圆洲一、二组未曾见到的。（2）石器数量和种类比前期增加，以中、小型石锛为主，有梯形锛、有肩锛、有段锛和有肩有段锛，还有石镞、砺石，暂不见石戈、牙璋、石圭等兵器和礼器。（3）骨器、角器、象牙器等在贝丘遗址里保存较好，均已轻度石化，有骨环、骨角锥、骨镞、骨凿、骨梭、牙饰。（4）装饰品有环肉较扁平石环，开始出现环肉内缘凸起宽肉环。（5）埋葬习俗，均为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无葬具，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少数死者生前曾做过人工拔牙，拔除上颌侧门齿或上颌门齿，死者双手置髂骨下，随葬品少，仅一件陶纺轮或1件石锛，有少数墓随葬陶釜、陶豆，多数墓中无随葬品。年代与之相近的有南海河宕②、③层贝殻层，灶岗二期、邓群岗（邓岗）、丹灶通心岗、覆船岗遗址。沙丘遗址有珠海前山南沙湾、草塘湾二期、棱角咀3、4层、亚婆湾一、二组、香港白泥吴家园中文化层，其特点：（1）陶器：夹砂陶占总数90％以上，器类中陶釜占70％以上，包括夹砂圜底釜、钵形釜、陶算、陶器座、豆、碗，泥质陶器有罐、豆，数量较少，罐的形制为侈口，卷沿，高领，广肩，高圈足罐，豆形制为敛口，弧腹，圜底，同银洲二组M15：1豆相似，陶器流行圜底、圈足，不见凹底、平底和三足器，陶器花纹，夹砂陶器器表施粗绳纹、绳纹为主，刻划纹仅在南沙湾出土1片，常见交错绳纹纹样，同样在贝丘、沙丘遗址出土陶釜、钵形釜器表见到。陶罐器表饰几何印纹，以曲折纹为主，其次方格纹、云雷曲折组合纹、重圈凸点纹、菱格凸点纹。几何印纹纹样种类及拍印技术，比同期贝丘遗址逊色很多。（2）石器：梯形锛、有肩锛、砺石、石球、猪腰形网坠，暂不见石戈、璋、圭等兵器和礼器。可资参考的年代数据比较多，测定标本包括人骨、木炭、贝殻14c测定和陶片热释光测定，鱿鱼岗F1木炭标本，14C测年数据为距今3455±150年、3840±125年（树轮校正值）、河宕丙类墓人骨测定河甲Ml为距今3800±100年（树轮校正值）、河甲M12为距今4200±100年（树轮校正值）。上述以银洲二组为代表的前段遗存年代，可能要比石峡第三期文化遗存早。

　　后段：为该期的重要阶段。珠江三角洲贝丘遗址有银洲三组、村头、茅岗、河宕②层和河宕Ml、M19。沙丘遗址有东澳湾、棠下环②、③层、向南村、香港白芒第一期、东湾仔北第二期、大湾墓葬、深湾C层等遗存（图二十二—二十四）。村头遗址发掘面积达3373平方米，出土遗物丰富。有地层堆积、居址、灰坑、灶坑、水沟、少量墓葬，它们之间叠压、打破关系清楚，是一处大型聚落遗址［81］［82］，③、④、⑤层堆积之间文化面貌基本相同，因堆积时间有早晚，仔细观察从陶色、陶器群组合、形制及花纹等仍有不同，不过是一脉相承的发展演变关系的差别。较明显的差别，村头④、⑤层：（1）以泥质陶罐为例，灰陶少，灰黄、橙黄陶较多，泥质陶罐口沿为宽沿外折多见，内沿一周起棱或呈勾状；另一类敞口直领罐，领高5—6厘米，已见折肩罐和折肩凹底罐，数量较少，多数是圆肩、圜底罐和圈足罐，还有浅灰白陶罐。（2）夹砂陶釜占陶器总数约三分之一（以正式发掘报告为准——笔者），多数为圆唇大口折沿或卷沿，沿面较宽，不少沿面上有明显凹凸平行纹。还有厚圆唇卷沿或窄折沿，沿面内凹，圆腹圜底釜，大型釜口径达36厘米，亦可见得到沙丘遗址常见的钵形釜，直口或侈口，圆唇上有一周浅凹槽。（3）泥质陶豆和圈足盘是泥质陶器中除陶罐外常见盛食器，陶豆为浅盘细把高喇叭足，与石峡三期中段遗存相同，少数陶豆喇叭足较粗上饰竹节凸棱和刻划方格纹或指甲纹，暂只见在村头遗址出土。圈足盘多数为灰陶或黑衣磨光陶，形制为敛口，弧腹，深盘，大而矮圈足，足外壁有3—5周弦纹。河宕Ml：2圈足盘形制与此相同，但无弦纹。另一类圈足盘为敞口，圆唇，斜壁，圜底近平，下接有凸棱大喇叭形圈足，盘壁施二周凸弦纹，其形制同银洲三组M6：1、M24：1、向南村T9③：229圈足盘近似。（4）新出现泥质陶流口凹底钵和罐，流口由口沿捏成，手法同石峡三期前段第二组遗存M82、Mllo、M128有流宽把壶流口的作法相同。素面凹底罐，领以下饰几周弦纹，村头⑤、④、③层均有出土，③层素面凹底罐数目增多，在银洲三组M6：3、采：7、茅岗Ⅱ式釜（AT2：罐）见到同样器形。小口、长圆腹似榄形，喇叭形足，素面无纹泥质圈足罐，亦见于茅岗Ⅲ式罐（AT3②）、河宕T9②、M4：l。（5）花纹：几何印纹发达，纹样繁多，较为纤细，以曲折纹为主，其次是复线长方格纹、叶脉纹、云雷纹、双线方格纹、双线方格凸点纹、方格纹等。夹砂陶器饰绳纹、交错绳纹，少量大方格纹和条纹，陶釜内壁常见制陶时用工具抹平的横向条纹，此种工艺普遍在同期沙丘遗址出土陶釜内壁见到。村头③层同村头④、⑤层较大区别是：（1）泥质陶比前期增加。（2）陶色以灰陶为主。（3）素面凹底罐和圈足盘大量出土。（4）高领折肩尊数量增加，高领高达7－10厘米，此类高领尊只见于村头③层和茅岗遗址。

　　上述该期后段是广东境内早期青铜时代重要发展时期。平沙棠下环IK8③层与ⅡT26④层出土两件铸铜器石范。关于广东青铜时代早期遗存，李岩先生曾撰文探讨青铜石范与其共存的遗物［83］，此不赘述。除此之外在香港大湾6号墓，出土牙璋，虽然没有陶器共存，同一层位的M1、M7、M9出土陶器为折肩凹底罐、浅盘细把豆，同牙璋应是同属该期后段。村头遗址③、④层亦出土石牙璋，骨牙璋这种主要流行于中原商代，用于祭祀的礼玉。笔者认为到了石峡三期文化遗存阶段，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海滨、海岛各遗址出土遗物，由于古代居民居住地理环境不同，沙丘遗址上居住的人使用的日常器皿仍以夹砂陶釜为主，还有沙丘遗址特有的陶箅及石网坠。暂且不要将石峡三期遗存中、后段和村头③层、茅岗遗址出土的高领折肩罐和尊、素面凹底罐、流口凹底钵，同偃师二里头四期、五期［84］出土的陶尊、高领罐、捏口罐、浅盘细把豆相比，因为两地相距太远，且器物组合迥然相异。但从陶器流行高领、折肩或圆肩、凹底罐、高圈足罐、捏口罐或钵的形制特点，是否可以看到商文化早期阶段的共性呢?地处南方边陲的岭南当然不能同天下之中的二里头遗址相提并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光彩夺目的商代青铜文化，对周边地区产生很大的影响，至于商文化如何影响北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海滨、海岛，李伯谦先生认为“在非强制性的情况下一种文化接受另一文化的传播往往是主动的、有所选择的”［85］，笔者认为言之有理。

　　三

　　石峡第四期文化遗存，即广东境内常见的夔纹、云雷纹、方格凸点纹或方格凸块纹陶罐和原始瓷豆、碟、罐共存，同时出土小型青铜器，有扇形钺、斧、矛、人首纹匕首、镞、锥等，年代定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从石峡以外已发现的该期遗址和墓葬及其文化内涵和特征分析，基本相同。近几年来在东江下游博罗县，已发掘园洲镇田心梅花墩春秋时期窑址［86］、龙溪镇银岗春秋一战国窑址［87］［88］、罗阳镇横岭山西周晚一春秋时期墓地［89］、粤北除石峡第四期遗存，还有乐昌河南乡大拱坪村对面山有6座春秋时期土坑墓［90］、清远马头岗春秋墓，出土了7件青铜编钟［91］。东江上游和平县城郊龙子山Ml春秋墓［92］、粤东惠来县发现春秋时期瓮棺葬［93］、粤西封开县杏花镇牛围山发现大型勾连云雷纹陶瓮，器底含白色骨殖碎玦，上置一青铜斧［94］，推测亦是瓮棺葬。珠江三角洲贝丘遗址偶有零星发现，如村头遗址有夔纹、云雷纹、方格凸块纹陶片和明代居址布纹瓦，酱釉罐碎片一起出土，说明春秋时期曾有人在村头居住或活动过。海滨沙丘遗址有珠海鸡山遗址［95］第1组陶器：夔纹陶罐、簋、盂、豆和青铜环、石块一起发现，珠海金鼎镇外沙第2组陶器、南屏烟墩环、白沙坑第2组、沙煲地、蟹地角等沙丘遗址均见夔纹陶片，位于珠江口外香港岛南边大海中的外伶仃岛，考古调查时在海边沙丘采集到春秋时期方格凸块纹陶罐片和折腹豆［96］，深圳大梅沙墓葬［97］、叠石山遗址［98］，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考古调查时在深圳发现25处有夔纹陶罐为代表春秋遗址［99］，香港地区经正式发掘遗址有深湾C层、南丫岛大湾第二层、白芒遗址第二期，上述所举遗址，仅是少数例子。该期陶器以夔纹、云雷纹、方格凸点、方格凸块纹、凸菱形纹、弦纹、篦纹组合纹或与方格纹组合纹的几何印纹为特征，形制流行圜底，平底，底部亦施几何纹陶罐，也见凹底罐，罐腹最大直径靠下腹部。常见陶罐肩部附桥形或伏兽状双耳和圆形铆钉状附加堆纹。器类有圜底大瓮、罐、圈足罐、器盖、盉、簋和折沿豆、折腹豆，还有动物模型：牛、羊、鸡、鹿、鸟、鼠等。常见器物口沿、圈足上刻划符号，上述陶器和原始瓷豆、碟、罐等共存。梅花墩窑址出土陶器，烧成温度超过1200℃［100］，墓葬和窑址出土原始瓷豆较多见，原始瓷罐很少见。其形制大同小异的原始瓷豆，最早见于山东益都苏埠屯商墓［101］，中原地区于西周早期开始出现，如陕西省宝鸡茹家庄西周墓［102］、长安普渡西周墓［103］、河南洛阳庞家沟西周墓［104］、北京房山县琉璃河西周52号墓［105］都曾出土原始瓷豆。不过一般常见的中原地区西周墓陶器组合中很少见到原始瓷豆，陕西地区西周墓随葬泥质陶鬲、罐或鬲、豆、罐；河南地区西周墓随葬鬲、簋、罐、豆；北京地区西周墓随葬鬲、簋、罐，其中61座墓中有5座随葬原始瓷豆，墓葬年代为西周晚期。以此推测原始瓷豆流行地区不在中原和北方地区，而是南方百越先民所独有的创新陶瓷器，是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南部、福建、广东等地西周至春秋时期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福建该期墓葬中随葬盂、罐和原始瓷豆；江苏该期墓中是几何印纹陶罐或瓮和原始瓷豆；安徽该期墓中是陶鬲、几何印纹陶瓮、瓿和大量原始瓷豆、罐、碗、盅等；浙江春秋时期墓中是几何印纹陶罐、原始瓷豆和黑皮陶罐；广东境内和湖南南部部分春秋时期墓葬中是夔纹陶罐或与之同期陶罐、瓮和原始瓷豆共存。各地墓葬随葬品组合的差异，反映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春秋时期是广东境内原始瓷器生产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梅花墩窑址出土的原始瓷器是一种属高岭石质，即使用风化程度较高的瓷石原料制造［106］，施石灰一碱青釉，烧成温度高达1270℃，吸水率低于2％的青釉瓷。出土夔纹陶罐的还有福建漳浦、江西赣州以南、湖南永州西部［107］［108］、广西东北部，目前当地尚未发现烧造夔纹陶、原始瓷豆的窑址。梅花墩窑址第③、④层堆积陶片、原始瓷标本曾作热释光测定，分别为距今2920±230年、2790±220年、2680±210年、2850±220年，年代约在春秋早期［109］。用夔纹陶罐、原始瓷豆作随葬器的大型墓葬中有青铜器出土，这是另一个研究课题。本文不准备涉及，请见谅。

　　综上所述，石峡遗址一至四期文化遗存以及珠江三角洲、海滨、岛屿同期遗存，向我们揭示了距今六千年至二千七百年前古代居民生活、生产活动的地理环境；反映出南北两地不同考古学文化内涵和特点。它们之间的文化交流早已有之，经过几千年相互影响、融合的历史，从而逐步趋向文化面貌的大同小异，而后才有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完成统一岭南的大业。

　　附记：插图由陈红冰、曹子钧绘制。

　　

　　（原载《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

　　

　　注释:

　　［1］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7期。

　　［2］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文物》1978年7期。

　　［3］广东省科学院丘陵山区综合科学考察队主编：《广东山区地貌》，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

　　［4］李子文：《曲江县石峡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5］严文明：《关于石峡遗址发掘报告整理编写工作的谈话》，1999年1月24日于马坝石峡。

　　［6］李平日等：《珠江三角洲一万年来环境演变》，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

　　［7］同［6］。

　　［8］广东省博物馆等：《高要县龙一乡蚬殻洲贝丘遗址》，《文物》1991年11期。

　　［9］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高要县茅岗水上木构建筑遗址》，《文物》1983年12期。

　　［10］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三水市银洲贝丘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6期。

　　［11］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东莞市圆洲贝丘遗址的发掘》，《考古》2000年6期

　　［12］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东莞村头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9期。

　　［13］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南海市鱿鱼岗贝丘遗址的发掘》，《考古》1997年6期。

　　［14］杨式挺等：《试论佛山河宕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集刊》第3期，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15］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南海县灶岗贝丘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3期。

　　［16］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南海县西樵山遗址》，《考古》1983年12期。

　　［17］李子文：《淇澳岛后沙湾遗址发掘》，《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8］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珠海市淇澳岛东澳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9期。

　　［19］龙家有：《香洲区棱角咀遗址发掘》，《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0］赵善德：《前山镇南沙湾遗址发掘》，《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1］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珠海平沙棠下环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7期。

　　（22］［23］深圳市博物馆：《深圳市大黄沙沙丘遗址发掘简报》，《深圳市大鹏咸头岭沙丘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11期。

　　［24］深圳市博物馆：《广东深圳大梅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11期。

　　［25］深圳市博物馆：《深圳市南山向南村遗址的发掘》，《考古》1997年6期。

　　［26］杨耀林等：《深圳市先秦遗址调查与试掘》，《深圳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27］杨式挺等：《从中山龙穴及白水井发现的彩陶谈起》，《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版。

　　［28］李子文等：《中山市龙穴新石器时代沙丘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29］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博罗县园洲梅花墩窑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7期。

　　［30］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博罗银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7期。《广东博罗银岗遗址第二次发掘》，《文物》2000年6期。

　　［31］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香港涌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6期。

　　［32］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香港马湾岛东湾仔北史前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6期。

　　［33］区家发等：《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发掘简报》，《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版。

　　［34］区家发、邓聪：《香港大屿山东湾新石器时代沙丘遗址发掘简报》，《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卅周年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35］邓聪等：《香港大屿山白芒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6期。

　　［36］香港考古学会：《香港元朗下白泥吴家园沙丘遗址的发掘》，《考古》1999年6期。 

　　［37］莫稚：《广东考古调查发掘的新收获》，《考古》1961年3期。

　　［38］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东莞市三处贝丘遗址调查》，《考古》1991年3期。

　　［39］秦维廉：《涌浪南的新石器中期及晚期文化》，《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出版，1995年3月。

　　［40］香港考古学会：《南丫岛深湾考古遗址调查报告》，1978年，香港出版社版。

　　［41］招绍瓒：《香港近五年考古抢救工作的成果》，《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出版，1995年3月。

　　［42］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普宁市池尾后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7期。

　　［43］卜工：《珠江口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遗存的编年与谱系》，《文物》1999年11期。

　　［44］裴安平：《环珠江口地区成头岭类型的序列与文化性质》，《东南考古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5］何介钧：《环珠江口的史前彩陶与大溪文化》，《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版。

　　［46］任式楠：《论华南史前印纹白陶遗存》，《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版。

　　［47］邓聪、黄韵璋：《大湾文化试论》，《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版。

　　［48］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7期。

　　［49］江西省文物考古所：《江西新余拾年山遗址》，《考古学报》1991年3期。

　　［50］江西省文物考古所：《新余市拾年山遗址第三次发掘》，《东南文化》1991年5期。

　　［51］唐舒龙：《试论筑卫城文化》，《南方文物》1996年2期。

　　［52］杨式挺：《谈谈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迹》，《文物》1978年7期。

　　［53］李子文：《曲江县床板岭石峡文化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54］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连平县黄潭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2期。

　　［55］李子文：《翁源县下角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56］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仁化覆船岭遗址发掘》，《文物》1998年7期。

　　［57］杨式挺：《封开县鹿尾村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58］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封开县乌骚岭新石器时代墓葬群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1期。

　　［59］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60］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清江樊城堆遗址发掘简报》，《江西历史文物》1985年2期。

　　［61］李家和等：《再论樊城堆—石峡文化》，《东南文化》1989年3期。

　　［62］区家发：《浅谈长江中下游诸原始文化向广东地区的传播与消亡》，《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香港博物馆编制，香港市政局出版，1993年版。

　　［63］朱非素：《广东石峡文化出土的琮和钺》，《良渚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64］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良诸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65］邓聪、区家发：《环珠江口史前考古刍议》，《环珠江口史前文物图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91年版。

　　［66］蒋卫东：《良渚文化高土台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与探讨》，《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论文集》，西泠印社，1999年版。

　　［67］陆建方：《良渚文化墓葬研究》《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1996年出版。

　　［68］杨少祥等：《广东普宁虎头埔古窑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12期。

　　［69］同［39］。

　　［70］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香港澳门五十年来的考古收获》，《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71］杨式挺：《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史前研究》1986年1－2期。

　　［72］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和平县古文化遗存的发掘与调查》，《文物》2000年6期。

　　［73］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五华雄狮山汉代建筑遗址》，《文物》1991年11期。

　　（［74］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五华县仰天狮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7期。

　　［75］彭适凡等：《中国南方青铜器暨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南方文物》1994年1期。

　　［76］方酉生：《从新干大洋洲商墓的发现看商王朝的南土》，《南方文物》1994年1期。

　　［7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樟树吴城商代遗址第八次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5年1期。

　　（78］江西省文物考古所等：《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79］同［74］。

　　［80］江西省文物工作队等：《江西鹰潭角山窑址试掘简报》，《华夏考古》1990年1期。

　　［81］朱非素：《珠江三角洲贝丘、沙丘遗址和聚落形态》，《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

　　［82］同［12］。

　　［83］李岩：《广东青铜时代早期遗存诸问题浅析——从珠海棠下环出土石范谈起》，《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1995年版。

　　［84］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85］李伯谦：《香港南丫岛出土的牙璋的时代和意义》，《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版。

　　［86］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博罗县园洲梅花墩窑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7期。

　　［87］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博罗银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7期。

　　［88］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博罗银岗第二次发掘》，《文物》2000年6期。

　　［89］《广惠高速路段发现大规模先秦墓葬群》，《中国文物报》2000年6月11日第一版。

　　［90］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乐昌市对面山东周秦汉墓》，《考古》2000年6期。

　　［91］广东省文管会：《广东清远发现周代青铜器》，《考古》1963年2期。《广东清远东周墓葬》，《考古》1964年3期。

　　［92］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和平县古文化遗存调查》，《考古》1991年3期。

　　［93］黄坤池：《惠东发现春秋瓮棺葬》，《广东省博物馆刊》第1辑。

　　［94］杨式挺等：《广东封开杏花河两岸古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集刊》第6集。

　　［95］［96］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7］深圳博物馆：《广东深圳大梅沙遗址发掘简报》，《深圳博物馆开馆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书局。

　　［98］深圳博物馆：《深圳市叠石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11期。

　　［99］杨耀林等：《深圳市先秦遗址调查与试掘》，《深圳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100］杨兆禧等：《博罗梅花墩春秋窑址的古瓷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25卷第5期。

　　［101］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8期。

　　［102］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发掘队：《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4期。

　　［103］《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1期。

　　［104］洛阳博物馆：《洛阳庞家沟五座西周墓的清理》，《文物》1972年10期。

　　［105］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5期。

　　［106］胡晓力等：《博罗梅花墩窑古陶瓷的研究》，《古陶瓷科学技术1995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107］唐鲜国：《永州市印纹陶种类及分布》，《湖南考古辑刊》第7辑。

　　［108］同［85］。

　　［109］衡阳市博物馆：《衡阳市周子头遗址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