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腾騑（曹腾騑，广东省博物馆。）

　　【中文摘要】墓志铭详细地记叙了张九龄一生的历史，其中有几处是十分重要的，一处是墓志铭记载了张九龄卒年六十三，纠正新旧《唐书》卒年六十六之误，其二是墓志铭的作者为徐安贞而并非是徐浩。

　　Abstract:This epitaph made a detailed narration of Zhang Jiulings life. Some lines of the epitaph are quite important. One of them recorded that Zhang Jiuling died at the age of 63, which correct the mistake in both new and old Book of Tang History that he died at the age of 66. Another correction is that the author of this epitaph should be Xu Anzhen rather than Xuhao. 

　　

　　1960年7月，广东省考古工作者发掘了距韶关市区二十里罗源洞山麓的张九龄墓，出土器物一批及墓志铭一盒。墓志铭文字清晰，保存完整，有唐代碑铭遗风，志盖及志石俱作正方形，盖长86.5、宽83、厚18厘米，石长85，宽83、厚15厘米。盖边斜面环镌兽首人身十二生肖像，每边3个。石面罔正楷书刻志铭，共276字。兹将墓志铭全文録下（原志铭无标点，标点是作者加的）：

　　

　　“唐故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始兴公阴堂志铭并序：

　　太中大夫、守中书侍郎、集贤院学士、东海县开国男徐安贞撰。”


　　公姓张氏，讳九龄。其先范阳人，四代祖因官居此地。公诞受正性，体于自然，五行之气均，九德之美具，才位所底，不亦宜欤。盖所阙者降年之数不延，苍生之望未足耳。源以秀才。没赠都督，历任典诏翰，居连率，自中书令而迁端右，凡十八徒焉。序乎官次，存乎事迹，列于中原之碑，备诸良史之笔矣。公之生岁六十有三，以开元廿八年五月薨，廿九年三月三日迁窆于此。韶江环浸，浈山隐起，形胜之地，灵域在焉，神其安之，用永终古。呜呼！嗣子拯号诉罔逮，而谋远图，刻他山之石，志于玄室，人非谷变，知我公之墓于斯。铭曰：

　　

　　龟筮从兮宅其吉，山盘踞兮土坚实；

　　呜呼相国君之墓，与气运而齐毕。

　　墓志铭包括墓志及铭两部分内容。我国古代，人死了以后埋葬时，在棺前石板上都要镌刻死者的姓名、籍贯、经历等等，叫做志；下附诗歌一类的颂扬死者的话（通常四字或七字一句）叫做铭。合起来称为墓志铭。也有单有志而无铭的叫做墓志。

　　张九龄墓志铭正如上述释文所说，它记述了张九龄姓名、籍贯、经历及卒年等，为研究其生平事迹提供实物资料。张九龄，人称“岭南第一人物”，是岭南地区第一个在中央政府担任宰相的人。《旧唐书·张九龄传》载：“张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曾祖君政，韶州别驾，因家于始兴，今为曲江人。”墓志铭载：“其先范阳人，四代祖因官居此地。”可知张九龄原籍范阳（今北京市），曾祖君政任韶州别驾才落籍曲江，至张九龄已经是好几代了。墓志铭载九龄“诞受正性，体于自然，五行之气均，九德之美具，才位所底，不亦宜欤”。此处是作者对张九龄的气质、品德、才华、地位极尽溢美之词。所谓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古代称构成各种物质的五种元素。“九德”是九种品德。《逸周书·常训》载九德，即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新旧《唐书》都把张九龄看成是神童。“幼聪敏，善属文。”（《新唐书·张九龄传》）年十三以书致广州刺史王方庆，得到王的赏识。登进士第后，初任校书郎，直至任中书令及尚书右丞相。志文的作者以“源以秀才，没赠都督，历任典诏翰，居连率，自中书令而迁端右，凡十八徒焉”，记叙死者的经历。其中“源以秀才，没赠都督”，指的就是张九龄出身童儒，擢进士第后，始踏入仕途，死后被追赠为荆州大都督。“历任典诏翰，居连率，自中书令而迁端右，凡十八徒焉”。据《新唐书·张九龄传》载张九龄任职有：校书郎，左拾遗，左补阙，司勋员外  ，中书舍人内供奉，中书舍人，太常少卿，煲州刺史，洪州都督，桂州（都督）兼岭南按察选补使，秘书少监，集资院学士、知院事，工部侍郎、知制诰，中书侍郎，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尚书右丞相，荆州长史等。《旧唐书》记载张九龄的任职是：校书郎，右拾遗，司勋员外郎，中书舍人，太常少卿，冀州刺史，洪州都督，桂州都督，岭南按察使，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中书侍郎，申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尚书右丞相，荆州大都督府长史等。墓志铭仅写至尚书右丞相，而没有写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新旧《唐书》比墓志铭多此一任职变动。而新旧《唐书》有关张九龄任职对比亦有差异。《新唐书》比《旧唐书》多了左补阙及工部侍郎、知制诰，其它基本相同。至于张九龄是否曾任工部侍郎一职，《旧唐书·张说传》解决了这个问题。《张说传》说到讨论张说的父亲陟的谥号时载：“太常谥议日“文贞’，左司郎中阳伯成驳议，以为不称，工部侍郎张九龄立议，请依太常为定，纷纶末决。玄宗为说自制神道碑文，御笔赐谥日文贞，由是方定。”可见张九龄确曾任工部侍郎。

　　张九龄墓志铭的作者用上述六句话概括了其生平经历，虽然没有指出十八次任职的变动，但大致上总不会跳出新旧《唐书》开列出来的职务。考张九龄自入仕途后，投身宰相张说之门，一直受到张说的重用和举荐，诸如担任翰林待诏、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为皇帝拟诏书，成为皇帝的文学顾问。《旧唐书·严挺之传》载：  “九龄以词学进，入视草翰林”。“历任典诏翰”，指的就是担任皇帝文学顾问的工作。  “连率”，即“连帅”。古代诸侯小国之长曰连帅。《礼·王制》：“十国以为连，连有帅。”汉时以连帅为太守之称，亦作“连率”。《后汉书·马援传》，“援兄员时为增山连率。”注：“连率，太守也。”率即帅字，后世又称按察使为连帅。张九龄在张说一度被御史中丞参奏失势后，改太常少卿，出任冀州刺史、洪州都督、桂州都督、岭南按察使等职，这些职务都是相当于连率一级，故称“居连率”。居者可以解释为处于、处在之意。开元廿一年十二月，张九龄丁母丧末完，唐玄宗即夺哀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唐代自高宗以后，宰相必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是宰相，不加此衔仍不是宰相。开元廿二年，张九龄迁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兼修国史，开元廿四年迁尚书左丞相。“自中书令而迁端右”，指的就是从中书令而迁为尚书右丞相。尚书令为百官之长，称端右。尚书仆射位次于令，称端副。唐代皇朝中央采用南北朝形成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分职的制度：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三省长官同为宰相，共议国政。因唐太宗曾任尚书令，以后此官不再授人，而以左右仆射为宰相。因此尚书省长官亦可称为端右。据上述《新唐书·张九龄传》开列官职统计，从校书郎至尚书右丞相，其中除桂州都督兼岭南按察选补使算一职外，正巧十八徒。《旧唐书·张九龄传》开列官职统计，从校书郎至尚书右丞相只有十六徒。新旧《唐书》宫职比较，《旧唐书》缺左补阙及工部侍郎。张九龄任工部侍郎一职，已见上述《旧唐书·张说传》。由此观之，《新唐书》有关张九龄官职的变动更符合实际情况。由于墓志铭没有一条条列出来，致令我们无法对比，姑将新旧《唐书》开列的官职介绍如上，以供参考。

　　墓志铭“序乎官次，存乎事迹，列于中原之碑，备诸良史之笔矣”。依此看，显系中原有碑记载了张九龄的任官及生平事迹，故此墓志铭仅用了两百多字便概括了其籍贯、出身、任官及迁窆情况，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中原之碑的实物或资料，只能留待后人考证。

　　墓志铭载张九龄卒年六十三，纠正新旧《唐书》卒年六十八之误。

　　张九龄于开元廿四年被唐玄宗抑去尚书右丞相，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都督属官，相当秘书长，从三品）。死后追赠为荆州大都督（从二品），爵封始兴公。唐代爵有九等，开国郡公，食邑二千户，正二品。开国县公，食邑一千五百户，从二品。大都督与开国县公品级相同，从此推测，张九龄可能是开国县公。

　　最后谈谈墓志铭的作者徐安贞其人。徐安贞，新旧《唐书》均有传。《新唐书》载：“徐楚璧，初立制举，三登甲科，开元时为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帝属文多令视草。终中书侍郎，东海县子……后更名安贞”。《旧唐书》载：  “徐安贞者，信安龙丘人。尤善五言诗。尝应制举，一岁三擢甲科，人士称之，开元中为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上每属文及作守诏，多命安贞视草，甚承恩顾。累迁中书侍郎、天宝初卒。”据《旧唐书》职官志注，“明皇即位，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珀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因此，毫无疑问，张九龄、徐安贞份属同僚，徐对张生平事迹比较瞭解，所书墓志铭应当可信。徐在墓志铭中自书；“太中大夫、守中书侍郎、集贤院学士、东海县开国男。”从其书阐释，太中大夫为唐代阶官，从四品上，中书侍郎为唐代职事官，正三品。阶官低于职事官则在职事官上加“守”字，故称“守中书侍郎”。反之，阶官高于职事官则在职事官上加“行”字，此系贞观年间的一种规定，例子不列举了。徐安贞在撰墓志铭时，自写爵号为“东海县开国男”，而《新唐书》载为东海县子。爵位冠以开国称号，始于贞观十一年。唐代爵位分九等，即；王、嗣王（郡王）、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县候、开国县伯、开国县子、开国县男。据此，子爵比男爵高一等。这里面也许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徐安贞撰写墓志铭时爵为开国县男，后晋升为开国县子。一种情况是墓志铭对，《新唐书》错了。《旧唐书》缺爵位记载。两种情况未知孰是，姑録于此，以供后之爱此道者研究。《广州文博通讯》1982年第1期31页载张九龄墓志铭为徐浩所撰，这是弄错了，闲话休提，有墓志铭为证。值得一说的是，徐安贞和徐浩不是同一人。《旧唐书》载，徐安贞已于“天宝初卒”。徐浩还于唐代宗大历三年撰张文献公碑，这时距天宝初已二十多年（参见温汝适曲江集考证），一个死了二十多年的人怎会为人撰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