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孝斌（吴孝斌，曲江县博物馆。）

　　【中文摘要】关于张九龄籍贯、南山旧居和书堂岩均有多种说法，本文考证结果是，应属于曲江人；南山旧居乃州南五里处的莲花山附近，具体位置则在今韶关南郊精选厂附近；书堂岩经考证认为在城东十五里，白茫渡相对之“紫薇岩”可信。

　　Abstract:There are many theories of Zhang Jiulings birthplace, former residence at Nanshan and the Academy Rock. The exploration in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Zhou Jiuling was born in Qujiang; Former residence at Nanshan located close to the Lotus Mountain 5 miles south to the county, more specifically near the cleaning mill in the southern suburban of Shaoguan. According to the exploration, the Academy Rock is believed to be the “Ziwei Rock” opposite to the Baimang ferry, 15 miles to the east district.

　　

　　张九龄（678-741年），字子寿，唐代杰出的政治家和著名诗人，后世称张曲江。他是粤北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人物，亦是岭南第一个在封建皇朝为相之人，被誉为“岭南第一人”。张九龄为官一向守正不阿、直言敢谏，他曾谏相李林甫，请诛安禄山，反对玄宗废太子和任佞臣，为唐代的开元盛世立下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因而史学家多以张九龄的罢相作为盛唐时期结束的标志。

　　后人出于对历史人物的景仰，长期以来，粤北的曲江、始兴两地一直就张九龄的籍贯等问题而各持一辞、纷争不已。这种追崇和纪念历史名人的做法本无可厚非，但如从治学治史的严谨角度看，这种偏执含糊的态度确实不足取。其实，如果我们能本着客观求实的学术精神，根据一些可靠的史料进行分析研究，相信有关张九龄籍贯等问题是不难弄清楚的。然历代有关张九龄的记载不尽相同，其中且不乏错讹失考者。若以之为据，则难免会误入歧途，故取证不可不慎。现据本人多年读史及一些必要的实地考察所得，就张九龄籍贯、故居及书堂岩等问题逐步考证如下，不当或失据之处，有求方家赐正。

　　一、张九龄籍贯考证

　　历史研究的常识告诉我们：作为研究张九龄籍贯问题的史料，较可靠的莫于时人（唐代）或较早时期记载；而最具权威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张九龄墓中的墓志铭和墓前的神道碑。为便于说明问题，现将唐代徐安贞所撰《唐故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始兴公阴堂铭并序》（以下简称《墓志铭》）、唐代徐浩撰《文献张公碑铭》（以下简称《神道碑》）新旧《唐书》中有关张九龄籍贯的记载登録下：

　　

　　《墓志铭》：“公姓张氏，讳九龄。其先范阳人，四代祖因官居此地。……公之生岁六十有三，以开元廿八年五月七日薨，廿九年三月三日迁窆于此。韶江环浸，浈山隐起；形胜之地，灵域在焉。”

　　《神道碑》：“其先范阳方城人，……曾祖讳君政，皇朝韶州别驾，终于官舍，因为土著姓。……开元二十八年春，请拜扫南归。五月七日，遘疾薨于韶州曲江之私第，享年六十三。”

　　　
五代刘煦《旧唐书·张九龄传》：

　　

　　“曾祖君政，韶州别驾，因家于始兴,今为曲江人。”

　　　
北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张九龄传》：

　　

　　“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人。”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始兴张氏，亦出自晋司空华之后，随晋南迁，至君政，因官居于韶州曲江。”

　　　
上述有关张九龄籍贯的记载，其中为张九龄撰碑者，一为其同僚“大中大夫守中书侍郎集贤院学士东海县开国男徐安贞”，一为其外甥岭南节度使徐浩。两碑所叙一致，均言张氏自四代祖时便“因官居此地（曲江）”；而后碑尤详，直言张九龄薨于“曲江之私第”。“私第”乃与“官舍”相对而言，是古时官员告老还乡后的居所，而非现在一些人所理解的“别业”。查唐人墓志铭所载，大多不是终于私第便是卒于官舍［1］，可为此证。至于新旧《唐书》上的“始兴”一词，在此指的只能是“始兴郡”而不可能为“始兴县”。因为自三国时设始兴郡至唐时之韶州，曲江县一直是郡治或州治所在地，即附郭县，因而张君政“官于韶州”任韶州别驾（唐初改郡丞为别驾，为郡或州府中总理众务之官），与其居曲江显然存在逻辑上的联系；且依唐人好称郡望之习惯，历来只见称作某郡某氏，如范阳张氏、颖川陈氏、太原王氏等，而未尝见有称某县某氏的。故“始兴张氏”实乃“始兴郡张氏”而非谓“始兴县张氏”。后人不察，遂有张九龄生于始兴县之说。举一例如下：北宋欧阳修撰《襄公余靖神道碑》，开首即谓：“始兴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成家山……”。余靖为曲江人明矣，然此尤谓“始兴襄公”，是宋人亦喜沿用郡望旧称之一例也。据此可知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始兴张氏”确为“曲江张氏”。北宋余靖在《韶州新修州衙记》一文中说：“汉置曲江县，为南海之望邑；晋立东衡州，居湘南之属域；齐、梁为始兴郡，置内史以莅之；伪刘割据，析其地建英、雄二州，［2］故始兴之名移于他部。”余靖意谓古代所说的始兴，就其郡治而言，其实就是曲江。只有确指“始兴县”或在南汉以后，“始兴”之名才能“移于他部”，即指现在的始兴县。

　　此外，有关张九龄胞弟张九皋及侄孙张仲方的碑记亦颇能说明问题。《文苑英华》卷八九九肖昕撰《殿中监张九皋神道碑》云：“晋末以永嘉南渡，迁于江表；皇朝以因官乐土，家于曲江。”白居易《长庆集》中《张秘书监仲方墓志铭》亦云：“永嘉南迁，始徙居于韶之曲江县，后嗣因家焉。”撰碑者均系死者生前好友，所言当有所据。

　　以上诸多唐宋时期有关张九龄籍贯的记载，均言张九龄为曲江人，可谓据证确凿。相比之下，那些支持张九龄为始兴县人的证据，如《南雄州志》［3］、《始兴县志》、《始兴张氏族谱》［4］及始兴县张氏故居、张九龄书堂、朝笏等，均无一例外地源于南宋之后，甚至于明清民国时期，其说服力和可靠性显然无法与上述史料相提并论。如再考虑到从张君政至张九龄四代人均葬于曲江境内这一事实［5］，便更有理由认定张九龄乃曲江人这一不争之实。至于其后人或攀认的后裔是否曾迁居始兴，则又另当别论。

　　二、张九龄南山旧居考证

　　我们从张九龄《南山下旧居闲放》、《始兴南山下有林泉，常（尝）卜居焉；荆州卧病，有怀此地》及《初发曲江溪中》、《别乡人南归》等诗中，不难感受到诗人对曲江故园山水的热爱和眷念。诗人多次在诗中写道：“吾亦江乡子，思归梦寐深”（《别乡人南还》），“念别朝昏苦，怀归岁月迟”（《初发道中寄远》），希望能早日宦罢归乡，过上那种“块然屏尘事，幽独坐林闾”的闲适生活；尤其是每逢宦海浮沉之际，故乡更是成为他精神上的寄托。如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被贬荆州长史后，便写下大量感怀故乡之作，每有“知命且何欲，所图惟退耕”（《巡属县道中作》）及“白云在南山，日暮长太息”（《感遇之十》）之叹。开元二十八年春，张九龄乞归曲江扫墓祭祖，五月七日卒于曲江私第，终老故里，亦可谓死得其所，遂所愿矣。

　　然有关张九龄曲江居所的记载，《韶州府志》和《曲江县志》又多语焉不详，仅载：“张文献公宅，在州南十里。公《行状》云公归营州南山水，卜筑茅斋。曾孙敦庆洪州都参军墓志云：‘州南十里，文献故居，台榭荒没，规模犹存。公（敦庆）复其堂构，山水多奇……’。”然北宋《寰宇记》和南宋《舆地纪胜》又有不同记载，前者云：“张九龄宅基，在州西二里。”后者则云“在县东六十里平圃驿”。

　　但参考张九龄《南山下旧居闲放》等诗，可知其旧居应在唐时韶州城南之南山下。然此处之“南山”，恐非确切之山名，正与陆机“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西山”、“南山”同一意也。但大致方位是不错的。按城南之山尤以莲花山为着［6］，据祝鹏《广东省广州市佛山地区、韶关地区沿革地理》和《韶州府志》、《曲江县志》载，唐代以前（南朝至隋）的曲江县治便设在浈水东岸莲花山下，唐武德初始迁至武水之西［7］，五代时又迁至中洲（浈水、武水之间），至今不变。故府志和县志言莲花山位于“州南五里”，用相对现韶关市区而言；若以唐时之河西城址而言，则显然不止五里之数。故有理由认为张九龄南山旧居即位于现韶关南郊莲花山下附近。

　　据徐浩《张文献公神道碑》载，张九龄曾祖张君政时始官于韶州，后因君政“终于官舍”，张氏遂“因为土著姓”，即在曲江定居下来。按张九龄祖父张子胄、父亲张宏愈分别任职越州剡县令和新州索卢县丞，均未在韶州做过官，因而张氏南山旧居应为其曾祖君政所置之业。之所以不选在唐时的县城内，而置于郊外，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其时张君政任韶州别驾，城内自有官舍可居，且为官任满后随时可能迁往他处，故无须花费巨资在城内购置房产：其次是因莲花山附近原为隋时旧城，交通尚属便利，又因地处郊外，风景宜人，张君政于此别置一山居别业，即花费无几，又可作为官余避暑消闲之所，亦是合情合理之事。后因张君政突然“终于官舍”，张家便唯有迁住南山下之别业长住了。我们从张九龄《南山下旧居闲放》：“清旷前山远，纷喧此地疏。乔木凌清霭，修篁媚緑竹。耳和绣翼鸟，目畅锦鳞鱼。”和《酬王履震游园林见贻》：“旧径稀人迹，前池耗水痕。并看芳树老，唯觉敝庐存。自我栖幽谷，逢君翳覆盆。江上行伤远，林间偶避喧。地偏人事絶，时霁鸟声繁。”这些诗句描写中，可知张九龄南山旧居面临大江（北江），遥对远山，视野开阔，林木繁荫，不失为一处幽辟之所。具体位置在今韶关南郊精选厂附近。

　　三、张九龄书堂岩考证

　　唐时科考盛行，学子为能考取功名，无不埋首苦读，正所谓“十年寒窗，一举登科”。于是一些清静幽僻之所被用以读书，至有以家居附近之岩洞作为读书场所的，如《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七，兰豀县下之九峰山条目：“在县南六十里，下有唐中书侍郎徐安贞读书岩。”无独有偶，曲江亦有张九龄年轻时刻苦读书所用之读书岩。张九龄《曲江集》卷二载有《读书岩中寄沈郎中》一诗：

　　

　　“素有岩泉僻，全无车马音。溪流通海曲，洞豁厂轩明。石几渔舟傍，沙湾鸥鹭临。仙禽胡不至，野鹤恒自吟。虑定时欢易，泉深间抚琴。真有清凉处，不令炎热侵。寄语吾知己。同来赏此心。”

　　　
诗中描绘出一幅较南山旧居更其幽静的境界，乃至全无车马音。诗中之沈郎中即沈俭期。徐浩《神道碑》载：（张九龄）“弱冠乡试进士，考功郎沈俭期尤所激扬，一举高第。”张九龄《饯陈学士还江南同用征字》中“圣朝岩穴选，应待鹤书微”句便是其对书堂岩读书经历的追忆。后人出于对张九龄的热爱，将其早年读书之岩洞列入古曲江二十四景之一，景名为“书堂夜雨”。清人廖燕有诗：“烟锁层岩古洞深，栖其夜雨正堪吟。……此中有客怀高尚，独自支颐碧岑。”

　　然对张九龄书堂岩的具体位置，自清以来便有不同说法。如清光绪《韶州府志》卷十二和《曲江县志》卷四载：“书堂岩，城东十五里，白茫渡相对。岩洞豁然，泉清石洁，曲江公尝读书于此。元志有元次山题名，朱新仲（朱翌）跋……”；清宣统年间邑人梁朝俊等纂修《曲江乡土志》山川门则载：“书堂岩，在本境治所之东十五里，上车都内。山之西距浈水四里余，近山处有来泉水，石洁水清，张文献公尝读书于此。”  《广东省志·山川》载：“书堂岩，在（韶州）郡城东南十五里，高十余丈，广三十丈，岩洞豁然，泉清石洁，张曲江读书处。”上述史料均成于清代，可见至迟在清时，有关张九龄书堂岩的具体位置便已模糊不确。

　　由于白茫渡乃北江上的一个渡口，位于今韶关市南郊约8公里处，故有人认为《韶州府志》、《曲江县志》所载“城东十五里”当为“城南十五里”之误，然“东”与“南”相去甚远，不大可能出错，且城南十五里附近并未有山洞如书堂岩者。唯《广东省志·山川》上所载“在郡城东南十五里”较可信，因为在今韶关东南十五里处，恰有一岩洞与上述诗中和古籍所载相符，其即为古曲江二十四景之一的“薇岩积雪”所在地——“紫薇岩”。

　　紫薇岩位于曲江县马坝镇乐村坪岩口村北，西北距韶关市区约8公里，相传因过去洞口长有许多高大的紫薇树而得名。紫薇岩洞口朝向东北，高阔各6米多，自洞口至洞腹25米处较为宽敞明亮，有一股清泉自洞内流出洞外。这里冬暖夏凉，加之地面平坦，光线充足，不失为一处幽静理想的读书场所。洞的右侧岩壁上刻有南宋名士朱翌［8］题记，叙其修治此洞经过。洞中卧有一残碑，记载清干隆年间重修紫薇岩庙经过。据光绪《曲江县志》载：“紫薇岩，城东南二十里，宋朱翌谪居韶州，放意山水，遇父老指示，始得游此”。洞口曾建有“如是庵”，解放前这里尚有殿宇佛堂遗迹，现均无存。但是以证明该洞适于人居止，这在卑湿的南方岩洞中是不多见的。

　　距紫薇岩北约一里处，即为古曲江二十四景之一“涌泉流觞”所在地“大涌泉”。光绪《曲江县志》载：“大涌泉，城南二十里，泉涌出石罅中，西流十里入溱水（北江）。宋守杜植作涌泉亭，余襄公有记。”大涌泉犹在紫薇岩东北面约一公里处，但县志却载“城南二十里”，显见县志所记方位并不严谨，脱漏一二字亦为常事。

　　与史籍对张九龄书堂岩记载相较，紫薇岩除方位距离接近外，洞内有朱翌题刻，在地图上亦与白茫渡隔山相对，山之西距北江亦去四里左右。种种迹象表明，紫薇岩即唐时张九龄读书之“书堂岩”。诚如是，那么又当如何解释紫薇岩与书堂岩同为古曲江二十四景这一现象呢?按曲江在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以前仅有十景之说，康熙二十六年邑人廖燕重修《曲江县志》时增至二十二景［9］，后光绪元年重修县志时又据以增至二十四景。由此可见二十四景之说实乃成于文人的雅兴附会，多据所闻而短于作实地考证，故其中难免有重复错讹之现象。且查县志上所载之二十四景或二十二景，均只有景名和诗句，并未注明具体位置，因而将一个地点当作两个景点分别介绍亦不为奇。其实，即便是宋时的朱翌，亦不知紫薇岩即张九龄书堂岩。其于洞内刻石云：“余自词掖徙据曲江，遇父老指示，乃开道辇土石出之，郡人名日‘紫微’。”据此可知该洞初名“紫微”，然后人不加细察，将“紫微”二字渐衍为“紫薇”，遂有洞口生长紫薇树之传说，故光绪年间邑人欧焯新于洞口左侧岩壁上作石刻“紫薇岩”三大字。殊不知如此一来，遂与原意大谬矣。

　　史载唐开元元年（713）诏改中书省为紫微省，中书令为紫微令，中书侍郎为紫微郎。微亦作薇，据说（可见并无实据）乃因省署内多植紫薇之故。虽说五年后（一说至大历五年（770））又恢复旧称，但“紫薇”一词已成为“中书”之代称。白居易诗有“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句。然开元年间诏改中书为紫微，是否即如人们平常所说的的乃出于中书省内多植紫薇之故呢?窃以为这不足以作为朝廷更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名称的理由。从字面上看，“紫微”与“紫薇”是二个不同的概念，后人将它们混同，可能是出于读音相同的缘故；亦或是误解了自居易《紫薇花》诗中“紫薇花对紫薇郎”之句，白诗在此明显地含有揶揄打趣成份，故当不得史实。实际上，唐宋人是不会将“微”与“薇”混用的，如张九龄《曲江集》中《苏侍郎紫微庭各赋一物得芍药》，《新唐书·李×本传》：“开元初，姚祟为紫微令，荐（李×）为侍郎。”，《唐会要》卷五十四：“开元元年十二月一日，（中书侍郎）改为紫微侍郎”等，均不至将“微”与“薇”混同。这或许正因为唐宋人知道紫微省的得名来由。其实，“紫微”指的乃是天上“三垣之首的“紫微垣”。古人（尤其是统治者）多信奉天人合一思想，故将天上星系想像为一个以“三垣、四象、二十八宿”为主干的组织严密、等级森严的宠大空中社会［10］。所谓的“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其中紫微垣乃是以北极星为标准，集合周围其他各星合成的一个星区，亦是帝星所居之区，因而是最庄严、最神圣的星区。唐代的政治体系大多沿承隋制，中央机构由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组成。原则上是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可见中书省在三省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决策权。如将“三省”比拟天上星宿，则无疑地与“三垣”相对应，而中书省的重要性和地位又恰好与“紫微垣”相合。可见求与天象相呼应，藉以突出中书省在国家决策方面的权威，才是朝廷郑重其事地诏改中书省为紫微省的本意所在。

　　按张九龄开元二十一年（732）十二月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元二十二年五月进中书令，是为张九龄一生从政的最高官职和荣耀事。因而，极有可能基于张九龄生前任职中书省这一事实，后人才特地将其少时读书之书堂岩称作“紫微岩”，就如称“将军岩”“进士岩”一样。这既是出于对一代先贤名臣的纪念，同时又可藉以炫耀乡里和激励后辈学子孜孜苦读以求取功名，其用意诚可谓深长。

　　

　　　（原载《广东文物》2003年1期）

　　

　　注释：

　　［1］可参见《文物天地》2001年第1期，王昕《墓志所见父子同名现象略述》及张九龄《曲江集》中所撰墓志铭中涉及此方面内容。

　　［2］《元丰九域志》广南东路下记：“……南雄州，开宝四年以韶州始兴县隶州。”《舆地广记》南雄州下记：“县二：……始兴，唐属韶州．皇朝开宝四年来属。”祝鹏《广东省广州市佛山地区沿革地理》，学林出版社1984年。

　　［3］据1998年出版《南雄文物志》附録南雄史事记载，现存最早的《南雄州志》为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谭大初所修；

　　［4］今存始兴、南雄两地《张氏族谱》多种，其版本最早不过清代同治年间，晚则延至民国时期。

　　［5］张君政夫妇葬于今韶关武江西岸的黄田岭；张九龄祖父张子胄葬于今曲江县周田镇平甫，其夫人葬于今曲江县大桥镇水江村；张九龄父母张宏愈夫妇，张九龄夫妇和张九皋夫妇均葬于曲江县洪义里武陵原，即今韶关武江区罗源洞。

　　［6］清光绪《曲江县志》卷四“舆地”书二，山，莲花山条下载：“莲花山，城南五里．状如莲花拱揖，郡治旧城建于浈水东，即此山下。”

　　［7］清嘉庆《一统志》韶州府下记：“武德初，邓文进为本州刺史，移州于水西，盖自晋末徐道覆移治水东，至是复迁故治也。”清光绪《曲江县志》和同治《韶州府志》均在廨暑条下记：“古府治在浈水东莲花岭下，唐初刺史邓文进移于武水西。”

　　［8］朱翌，字新仲，宋代龙舒（安徽舒城）人，南宋政和间进士，绍兴中为中书舍人。秦桧恶其不附己，遂谪居韶州；

　　［9］清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五《自题曲江名胜诗》：曲志旧载名胜十，于增为二十有二。　

　　［10］陈江风：《古俗遗风：中西天象体系比较之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