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质（黄玉质，广东省博物馆。）

　　【中文摘要】南华寺现存的宋代360尊木雕罗汉中，有286尊在座上刻有铭文。在木雕像座铭题汇中，虽然没有直接记録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广州的情况，尤为可贵的是提供了有关对外贸易的一些线索。

　　Abstract:Of all 360 wooden arthats of Song Dynasty now kept in Nanhua Temple, 286 have inscriptions carved in their bases. Although there is no direct record of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activities, those inscriptions to some degree reflect the contemporary circumstances in Guangzhou, and furthermore provide some clues on the foreign trades.

　　

　　曲江县南华寺保存的宋代三百六十尊木雕罗汉像中（展品47）。有二百八十九尊在座上刻有铭文，其中九十八尊的铭文被凿去或磨灭，三十四尊仅剩下部分铭文，完整的只有一百五十七尊。在木雕像座铭题记中，虽没有直接记録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广州的情况，尤为可贵的是提供了有关对外贸易的一些线索。

　　座铭所记施像人，标明身份的有：军人（“郡武军”）1人，官替（已故“都知兵马使”之妻）1人，僧人7人，外贸商人头领（“纲首”）2人。在铭文中标明捐造者的籍贯有广州98人，连州（今广东省连县）17人，衢州（今浙江省衢县）3人。泉州（今福建省泉州市）15人，潮州（今广东省潮州市）3人。身份、籍贯、住址均不明的21人，这些未表明身份的人应属市民阶层，可能多数是商人及其眷属。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他们使用大量的进口贵重木材（檀香在当时是蕃货），完成了规模如此巨大，工艺如此精致的五百罗汉雕造工程，捐赠人又多以市民为主，这就反映了当时广州城市经济发达的情况。

　　座铭还记録了从事施造罗汉像抄募工作的，如刻有“会首杨仁喜抄到”的罗汉像就有6尊（图1）。“会首”意味着日常经济生活以及宗教活动中已经存在经纪、把头，组织“残会”之类的中人。这是当时广州社会行业分工相当复杂，经济活动非常广泛频繁的反映。

　　外地人客居广州的，以泉州籍的居多，这不仅说明广州的商业繁盛，而且与对外贸易也有关系。宋代泉州、衢州商业已相当发达，但北宋对外贸易最主要的口岸是广州。宋置市舶司以广州为最早，时在太祖开宝四年（公元九九二年），稍后是杭州和明州［1］。泉州置市舶司是哲宗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2］，仁宗朝尚未置司。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还规定：“请非广州市舶司。辄发南蕃纲舶船，……以违制论”［3］。机构设置和制度规定表明，广州的地位较之诸口岸更为重要。从对外贸易情况看，也是如此。清粱廷柟《粤海关志》卷三引北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统计材料：“三州市舶司所收乳香三十五万四千四佰四十九斤，其内明州所收惟四千七佰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佰三十七斤，而广州所收者则有三十四万八千六佰七十三斤”［4］。当时外地商业城市有不少人到广州经商，施造罗汉像的泉州人就有一半以上是携眷南来的，有的开店铺。有的则是在广州市舶司登记的外贸商人。

　　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第二个情况是。有的施像人在姓名之的加上“大宋国”字样（图2）。“大宋国”、“大明国”之类，本来是当时同中国有通贡关系的国家对中国的称呼。日本人伊东忠太，缣仓芳太郎《南海古陶瓷》一书所戴琉球南海诸国交涉史料，有明宣宗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琉球国中山王致逻罗国的咨文和明宪宗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满刺加国致琉球国王的回咨，都称中国为“大明国”［5］。自称“大宋国”、“大明国”之类的中国人，很可能是经常与外国人接触的外贸商人及其眷属．才习惯于此种称谓的。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舍造罗汉像的人中有两个是“广州纲首”［雕像题名樊密的有6尊（图3），题名陈德安的有8尊之多（图4）］。“纲首”为何?史籍只载各目，未作解释。《萍州可谈》卷二云：“甲令，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副纲首。杂事，市舶司给宋记、许用笞其徒。有死亡者籍其财”［6］。日本藤田丰八据此认为是操纵海舶之技术者。因此种纲首，为结伴商旅之长，故又言此种海舶为纲船”［7］。这种解释是不够全面和准确的。

　　“纲”在宋代为运输货物的名称，如“花石纲”、“盐纲”、“粮纲”之类。官府运输还规定每一纲由若干艘船或若干重量的货物组成，运费也有规定［8］。

　　海舶纲首的由来，有其特殊的原因。宋代对蕃货的贸易之利极为重视，故管理甚严，北宋尤甚。不仅蕃货入口有“抽解”（征收实物税）与“和买”（政府统购全部或部分货物）的规定，“商人出海外蕃国贸易者”,也规定必须到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9］。申请给券要有“本土有物力户三人委保”［10］。这种官券的发给。当然只能以船为单位．即一船为一纲。同时由于当时海上交通不便，又因外国不论船大小一律按船索取“献送”。故商旅出海都要结伴使用较大的船只［11］。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这样多的商人，当然只能由其中资本最雄厚的巨商领头申请给券，此人即成为船的纲首。这些巨商可能多数本人有船，但也不一定是船主才能担任纲首，《宋会要》关于互市舶方面的记载中即另有“船户”、“船主”的名目［12］。这种纲首由于经常同市舶司打交道。逐渐成为一种特殊人物，作为蕃商旅中固定的头领，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出面办理出海手续，每次出海只有他们出面组织。纲首不仅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

　　后来，宋政府还依靠纲首招引外国商船来华贸易，规定：“诸市舶纲首能把诱舶船。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补助以上者，补官有差。”南宋高宗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即有泉州纲首蔡景芳与大食蕃客蒲啰辛同时补官承信郎专例［13］。请路市舶司“每年于遣发蕃舶之际，宴设诸国蕃商”。也得请纲首一同赴宴［14］。此外，还有三佛齐詹卑国主托南蕃纲首带信给广东市舶官之事［15］。

　　当时此种海商头领身份甚高，见主官也习惯施主客专礼。仁宗时，广州有海商大户樊氏见南海县主簿苏缄，因直登大堂就坐而被杖，樊氏告到州官去，主簿老爷竟被官召责［16］。不知此樊氏与刻铭的纲首樊密有否关系?

　　这些事实。说明宋代作为外贸商人头领的纲首，是有钱有势的。无怪樊、陈两人拿来冠于姓名之前，作为衔头。而纲首之能成为煊赫一时的身份，又反过来证明当时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

　　外贸商人之所以踊跃捐款于宗教活动，不仅有其本身的原因，也有其社会原因。

　　宋皇朝由于重视蕃货贸易之利，很注意同海外贸易交往。太宗“雍熙中，遣内侍八人，斋勅书全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17］。仁宗时．对外交往还发展到由皇室出面进行宗教性活动。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就曾以太宗皇帝和皇太后名义，遣侩至摩伽陀国（在今印度）为超荐太宗皇帝而建塔一座［18］。作为当时主要通商口岸的广州的外贸商人们，不能不受这类活动的影响。

　　海商们本身为求神佛保佑，大发“洋”财。也要进行此类活动。（萍州可谈）卷二云：“乔人重蕃僧，云度海危难祷之，则见于空中，无不获济。至广州饭侩设供，谓之罗汉斋”［19］。这是他们热心捐造罗汉像的又一原因。

　　此外，施像目的见于座铭的还有：“为四恩三友”的。“追荐先亡”“早超世界”的，保自身和家人“安吉”的，“乞儿子一名”的，还有出家僧人俗缘不断为在堂母亲而舍罗汉的，也可见一时的风习。

　　座铭中。“都武军”，不见于《宋史·兵志》，应为地方驻军的泛称，而非专有的名号。“都知兵马使”亦不见于《宋史职官志》。宋代军制：“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十军为厢”［20］。“每都有军使，副兵马使，都头，副都头，十将，将，虞侯、承局、押官”［20］。都知兵马使应即为统辖一都的军使。

　　座铭所记广州施主的住地，作第几“厢”第几“界”（或“国”），“厢”又有“左…．右”之分（图5）。邓尔雅认为当是保甲区域”［22］。这种解释不符合历史事实。宋始行保甲法于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23］。仁宗时尚无保甲组织，此其一；宋代保甲之法：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24］，亦无“厢”、“界”之类的名目。此其二。座铭中之“厢”、“界”又有不少明言“住房”或“住址”．此“厢”亦显然不是军制之“厢”。看来，“厢”是城厢，应当是指城区，“左”、“右”即城之东西。“界”（“届”）即街也。北宋时广州城范围不会很大。区街有可能是以次序编名的。广州至今尚有名为第几“约”的街道。可资参证。

　　座铭中还刻有广州佛寺的名称三个：法性寺、宝光寺和开元寺。

　　法性寺，即现今光孝寺，在广州市区光孝路，196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寺志记载：“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改制止王园寺为干明法性寺”，“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改法性寺为干明禅院”，以后再未用法性之名［25］。按建隆三年广州为南汉兴王府。南汉是与宋敌对的，宋太祖怎能在此给此寺改名?现据南华寺木雕像座铭，则庆历年间仍名法性。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诗题也作法性寺。并引《图经》云：“本干明法性二寺，后并为一”。又云“刘氏为干亨寺，后复旧名，今为报恩光孝寺”［26］。据此，座铭可正寺志之误。

　　宝光寺，己废。道光《广东通志》谓即大通寺，五代南汉时为列布广州四方的二十八寺之一。原址在广州市郊河南大通滘。《南海百咏》南七寺诗首句即出：“井轸南官焕‘宝光’”。另有单咏大通寺之诗。大通之名系宋徽宗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所改，曰大通慈应禅［27］。“大通烟雨”为宋、元时八景之一［28］。但近人黄佛颐辑《广州城坊志》引成化《广州府志》，则谓宝光寺原址在城西旧南海县署，即崇报寺。“乃市舶司始创启元，以为蕃舶祈福之所。宋大观中，贾故舍财重修，市舶司请于朝”赐额崇报寺，毁于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29］。

　　开元寺，久废，原址已不可考［30］（图6）。《光孝寺》载：现存光孝寺内南汉大宝十年（公元968年）建造的东铁塔，“原址在开元寺。宋端平间本寺住持侩绍喜栘归光孝，建殿覆上。”据塔铭，此塔是用南汉皇帝（刘鋹）名又勃有司铸造的，目的是“保龙躬有庆。祈风历无疆……”。建造侩的职衔有“内殿大僧録”，“内供奉讲经首座”等，且列名四侩均封“教中大法师．金紫光禄大夫。检梭工部尚书”［31］，可见此寺当时之显赫。

　　南华寺北宋木雕像座铭题记中的许多材料，或者可以印证文献的记载，从而窥见当日广州社会面貌的一鳞半爪，或者补正文献记载的遗误。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原载《广东出土五代至清文物》，香港中文大学1989年出版）

　　

　　注释：

　　［1］（宋史）卷186食货志市舶法傺。四邻借要本第29册。

　　［2］同上。原欠云：“元佑三年……乃置密州板桥市舶司。而前一年亦置市舶司于泉州。”

　　［3］苏轼：《东坡奏议》）卷8，四邻备要本《东坡全集）第11册。

　　［4］转引张星烺骗：《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3册第58页，1930年北京辅仁大学版。

　　［5］伊东忠太、鎌仓芳太郎：《南海古陶瓷》文学第一部分第十、二十八页，昭和十六年（公元1941年）东京宝云舍版。

　　［6］同［4］。第261页。

　　［7］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第306页，1936年商务印书馆版。

　　［8］《宋史》卷175食货志滑通条，卷186食货志互市舶法绦，四邻备要本第27、29册。

　　［9］《宋史》卷186食货志互市舶法条，四邻备要本第29册。　

　　［10］苏轼（东坡奏议）卷7、四邻备2要本（东坡全集）第11册。

　　［11］转引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261页。

　　［12］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第318、327页转引。

　　［13］《宋史》卷185食货志香条，四邻备要本第29册。“蒲啰辛”原作”啰辛”，据藤田堂八引（宋会要）改正。

　　［14］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囊考》第324页引《宋会要》。

　　［15］据戴裔煊《宋代三佛脊重修广州天观碑记考择》一文注十二引《宋会要楫稿》，见《学术研究》1962年第二期第65页。

　　［16］道光《广东通志》卷237宦蜻録苏缄傅，商务印书馆影印同治重刊本第4155页。

　　［17］《宋史》卷186食贷志互市舶法条，四部备要本第29册。

　　［18］《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13期第1版，1932年3月版。

　　［19］转引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262页。

　　［20］《宋史》卷195兵志训练棘之制条，四部备要本第31册。

　　［21］《宋史》卷189兵志厢兵条。四部备要本第30册。

　　［22］邓尔雅：《曹溪南华寺宋刻五百罗汉记》，《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1卷第3期第7页，1933年3月版。

　　［23］《宋史》卷15神宗纪、四部备要本第3册。

　　［24］《宋史》卷192兵志保甲条，四部备要本第30册。

　　［25］《光孝寺志》卷2，1935年广东省主编印局排印本。

　　［26］宋方信孺：《南海百　》，学海堂光绪重刊本。

　　［27］道光《广东通志》卷229古迹略，商务印书馆影印同治重刊本第4016至4017页。

　　［28］清仇池百辑：《羊城古钞》卷首，嘉庆刊本。

　　［29］黄佛颐辑：《广州城坊志》卷3第62至63页，广东丛书第3集。

　　［30］道光《广东通志》谓元妙观即唐开元寺，但该处在公元1008－1016年已改为天厦观，而天魔观至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重修立碑时没有再更改，是则仁宗朝之开元寺应在另一地点，此寺起码存在刻南宋理宗瑞平年间（公元1234－1236年）光孝寺僧搬走东铁塔之前。

　　［30］《光孝寺志》卷3，1935年广东省主编印局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