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鹤书（杨鹤书，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中文摘要】这两件重要文物发现的意义很大，它们是岭南乃至全国汉族地区的首次发现。这两种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物被重新发现和译读，使这些珍贵文物“释放”出来了，供科研和观赏都十分有意义，其次，这些文物本身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还有，这批文物对研究元朝的政教关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研究当时的民族关系亦有一定的意义。证明已存在民族经济文化相互的交流。

　　Abstract:The grand significance of the discovery of these two important relics is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were discovered in Lingnan area or even in Han areas throughout China. The discover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two minority scripts “releas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precious relics both in scientific researches and for appreciation. Secondly, these relics themselves are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value. Moreover, these relics are important references in the researche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religions and the political in Yuan Dynasty. They are also important in the researches on the ethic relationship at that time. They prove the existence of the inter-ethic communications in both economy and culture.

　　

　　1978年春，我在广州市博物馆工作期间，曾出差广东曲江南华寺作文物调查。南华寺管理处的林得众等负责同志，向我们出示了精心保藏的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两件重要文物，并询问我们是什么文字，有无办法译读。我当时看出一种是八思巴蒙古字文物［1］，另一种是藏文文物。我们当即将文物拍了照片。嗣后，我将照片寄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并建议派人来粤和我们共同考察、翻译这些文物。民族研究所同意了这个建议，该所照那斯图同志还寄来了八思巴蒙古字文物的元代白话文体翻译初稿。1981年1月，民族研究所的常凤玄同志专程来粤，学校派我和陈启新同志陪同前往曲江南华寺，对藏文文物进行译读和订误。其后，我在教学之余查阅了有关文献，对这两种文字的文物作了一些考证和研究。现将这两件文物的译读过程，文物内容及其意义简述如下：

　　五百年来未遇识者

　　南华寺珍藏的两种少数民族文字文物，均系纸质墨书，用黄绫镶裱。因年代久远，纸巳变灰黄。其中八思巴蒙古字文物宽55厘米，全长385厘米，文字共58行，上钤朱红御宝五方。印文是“御[HZ（][XCZ6.tif][HZ）]（古“前”字）之宝”四字。藏文和汉语译文宽41厘米，全长328厘米，上钤朱红色八思巴蒙古字帝师印一方，法宝印一方。

　　八思巴蒙古字文物，因上面盖有汉字御宝，故可推知其为圣旨；但系何时所颁，内容如何?因文物本身尾部缺损，又不见诸文献记载，不能得知。藏文文物，据《曹溪通志》载：元“延佑五年赐护寺免差敕”。注云：“此敕本梵书，（明）天顺间西藏有梵僧来译之。”［2］我们看见藏文文物附有明朝天顺八年五月十五日西藏僧人锁南领占巴藏卜翻译的汉文。明天顺八年是公元1464年，从那时算起至今天已有五百一十七年。明末修的《曹溪通志》就称这个文件是梵书，而不说是吐蕃文或藏文，可见，自锁南领占以后，这个文件无人再识。这个判断，还可以清两广总督张之洞对八思巴蒙古字圣旨的题记作旁证。张之洞在“观赏”过这件文物后题道：“署南韶连道林君贺洞自韶州南华寺向主僧索观此四卷邮寄广府见示题岁月而归之。光绪己丑十月，无竞居士张之洞记。”这段题记写在圣旨“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即译为汉文文言：“上天眷命皇帝诏日……”的前面。而且这个题记并没有说明它是什么文字，有何价值。可见当年张之洞也不知道这是八思巴字。尔后，民国初的李根源将军等观赏者也跟着把图章盖在这张圣旨的前头，而未作说明。

　　再者，由于不识这种文字，所以后人在重新裱制时，把它们都裁裱错了。

　　如八思巴蒙古字的圣旨，现被误裱成宽55厘米，长385厘米，共58行的整幅。但从译读中发现，八思巴字的圣旨应是两份，而不是一份。第一份是从左起首行开始至第30行；第二份应从第3l行至第58行。即从第30行至第31行间误接了。这从两份圣旨的笔迹粗细、墨色浓淡，行距疏密亦可见其续接之误。而且第二份圣旨也被拼接错了，即第31行至第41行为一段，第42行至第58行为另一段，应将第31行至41行这段接于第58行末尾才能通读。装裱时由于不识八思巴字，所以拼接错了，且将两个圣旨误裱为一（见照片1）。

　　藏文文物是帝师公哥罗竹坚参巴藏卜的法旨，现裱成宽41厘米，长212厘米的横幅。此件文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古藏文的长脚字榜书（官方文件的书写体），现为41×104厘米；第二部分是锁南领占用藏文引书的抄文，为41×90厘米，藏文题记共三行为41×18厘米；最后一部分是汉文译文。其中榜书部分在裱制时被完全裁裱错了。藏文榜书是从左至右横书的，该法旨应从上到下共十二行的。即右边六行在上，左边六行在下的，而现在看到的是上下中间断开和被误横裱了，这样竖幅便成了横幅，且前后倒置，无法通读了（照片2）。

　　从上述情况可见，这两件文物，自明天顺八年锁南领占译出一件以外，五百年来在岭南未遇识者，而解放三十年来亦未被重视和研究，直至这次才将它们的面目初步弄清。

　　两种文字文物的内容

　　一、关于八思巴蒙古字的圣旨

　　上面说过，八思巴蒙古字的圣旨有两个。现在，我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照那斯图同志所译的元代汉语白话文体初稿［3］钞録如下。

　　

　　元仁宗普颜笃皇帝圣旨之一［4］

　　长生天（的气）力里

　　大福荫护助里［5］

　　皇帝圣旨　俺的

　　军官每［6］根底［7］，军人每根底，管城子的达鲁花赤［8］官员每根底，来往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汗

　　窝阔台皇帝

　　薛禅皇帝［9］

　　完泽笃皇帝［10］、曲律皇帝［11］圣旨“和尚每，也里可温每［12］，先生每，［13］不栋什么差发［14］不着［15］告天祝延圣寿者［16］”，么道有来［17］。如今依照在先圣旨体例里，  “不拣什么差发不着，告天祝延圣寿者”么道，广东道韶州路六祖大鉴真空普觉圆明广照禅师［18］在世有来修建曹溪（宝）林山南华禅寺所属□□□勉（?）普戒院、广州路枣树乡南华戒院［19］、杭州路南华禅寺，这每［20］寺院有的福心弘辩慈济德演（?）长老［21］，执把行的圣旨与了也。这每的寺院里，房含里，使臣沐安下音。铺马只应休要者［22］。地税、商税沐与音。但属寺陀的水土、人口、头匹［23］、园林，碾磨、店舍……（下缺）。

　　

　　元仁宗普颜笃皇帝圣旨之二

　　

　　长生天气力里

　　大福荫护助里

　　皇帝圣旨  俺的

　　宣慰司、廉访司官人每根底，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管城子的达鲁花赤每根底，官人

　　每根底，过往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汗

　　窝阔台皇帝

　　薛禅皇帝

　　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的圣旨里：“尚每、也里可温每，先生每，不拣什么差发休着，告天祝延圣寿者。”么道有来。如今依照在先圣旨体例里，  “不拣什么差发休着，告天祝延圣寿者”么道……路何遇祖（?）居士盖建圆觉寺有的和尚，执把行的圣旨与了也。这每的寺院里，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只应休要者。地税、商税休与者。但属寺院的水土、园林、碾磨、店舍、解典库［24］浴堂、船筏，休使力气夺要者［25］这和尚（每）有圣旨么道，没体例勾当休做着，做呵，他不怕那甚么?［25］

　　……。

　　　
以上两个圣旨是按照元代蒙古人讲的汉话（亦称白话）译的。有些话，现代汉人仍觉不可完全理解，现参考有关资料，将它们译成现代汉语如下：

　　

　　元仁宗普颜笃皇帝圣旨之一

　　　奉天

　　承运

　　皇帝圣旨

　　本圣旨对军官们、军人们，对管理城池的达鲁花赤官员们，来往的使臣们宣谕：

　　成吉思汗

　　窝阔台皇帝

　　薛禅皇帝

　　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的圣旨里，曾经这样说过：  “和尚们、基督教徒们，道士们，不管什么差事，一概蠲免，只向天祷告祈求皇上长寿。”现在依照先前圣旨的规定，  “不管什么差事一概蠲免，只向天祷告祈求皇上长寿”的说法。广东道韶州路，六祖大鉴真空普觉圆明广照禅师在世时所修建的曹溪（宝）林山南华禅寺所属□□□勉（?）普戒院、广州路枣树巷南华戒院，杭州路南华禅寺，他们寺院里的福心弘辫慈济大师德异长老，已将圣旨交与他收执。他们的寺院、僧房，来往的使臣不要去住宿。不要他们的人马差役。地税和商税也蠲免，举凡属于寺院的水土、人口、牲口、园林、磨房、店舍……

　　元仁宗普颜笃皇帝圣旨之二

　　　奉天

　　承运

　　皇帝圣旨

　　本圣旨对宣慰司、廉访司官员们；军官们、军人们，管城池的达鲁花赤官员们，来往的使臣们宣谕：

　　成吉思汗

　　窝阔台皇帝

　　薛禅皇帝

　　完泽笃皇帝、曲津皇帝的圣旨里曾经这样说过：  “和尚们，基督教徒．道士们，不管七么差事一概蠲免，只向天祷告祈求皇上长寿。”现在按照先前圣旨“不管什么差事一概蠲免，只向天祷告祈求皇“长寿”的说法。……路何遇祖（?）居士所建的圆觉寺的和尚，将圣旨交他收执了。他们的寺院、僧房来往的使臣不要去住宿。不要他们人马差役。地税、商税也蠲免。举凡属于寺院的水土、园林、磨房、店舍、当铺，浴堂、船只木筏，任何人不得依恃势力夺取，那些和尚们也不要依恃有这些说法的圣旨，去做不合规定的事情。如果去做，他们不怕犯法么（什么都不怕么）?

　　……。

　　　
以上两份圣旨皆有头缺尾。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南华寺为什么有内容基本相同的两份圣旨呢?从以上译文的内容看，一份是直接赐予南华寺，由该寺住持德异和尚收执的，另一份是赐予圆觉寺的。这两份圣旨的怍用，既是给寺庙作为凭证，同时也知照地方官员，命令他们保护寺庙财产等等。

　　参考元仁宗延祜元年（甲寅，碑称虎儿年，即公元1314年）陕西周至大重阳万寿宫圣旨碑及同年河南安阳彰德善应储祥宫圣旨碑［27］，我们推测，这两份圣旨也可能与圣旨碑刻一样，有八思巴字和汉字两种文字，即八思巴字后附汉语（白话）译文。后来，或许汉文部分损坏了；但从两份圣旨都缺去尾部看，也有可能汉文部分连同八思巴字的尾部被人盗去了。剩下这两份残缺的圣旨，辗转到了一块留在寺里，最后被误裱装而为一了。

　　这两份圣旨的确切年份，因失去尾部已不可知。但从文中叙其先帝号至曲律皇帝，可见是曲律皇帝之子仁宗普颜笃皇帝的圣旨。又从《元代白话碑》所集的元仁：宗圣旨碑刻看，从他即位的皇庆元年（1312年）至延佑五年（1318年）都颁有类似内容的圣旨，而以延佑年间颁布的居多。可知这两份圣旨，也应是延佑年间物。

　　这两份圣旨在解放前曾送上海博物馆重新裱过。上面钤有“上海博物馆复制”红印，据此，有关单位把这些文物定为“复制品”。经我们仔细观察，有如下意见：第一，这两份圣旨上共钤有御宝印五个朱印，印文为“御前之宝”，说明这是元皇帝颁发公文时所用的印玺。第二，圣旨上的印文是颜色鲜艳的朱红色，且似凸起呈浮雕状。请教广东篆刻学专家黄文宽先生，他认为元朝玺印是油印印出来的，不是蜜印或水印，由于北、南宋之交发明瞭印油，元时已较广泛用油印。黄先生还说，这种印油是用特殊的配方制成的，用它印出的字凸起呈浮雕状，可惜这种印油的配方现已失传了。第三，文字工整流利，笔法娴熟，不似摹仿者；且前面说过，这种文字岭南五百年来几无认识之人，从这个角度，也可排除摹写的可能性。第四，纸质为棉纸类，质地较细；由于年代久远，圣旨之一已变灰黄，圣旨之二呈灰黑色。由于有这些理由，故我们建议请专家对这两份圣旨重新作技术鉴定，以确定是复制品还是真品。

　　二、关于藏文帝师［28］法旨

　　现存帝师法旨，如前所述分三部分。藏文榜书上钤有朱红帝师印一方，10.5厘米见方，印文为八思巴字，汉译为“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与《元史·释老传》的记载相同。另有帝师法宝一方，2.9厘米见方，也是朱红色的八思巴字，但较模糊，须进一步辨认。汉文部分是由明天顺八年锁南领占巴藏下翻译的，全文如下:

　　　

　　皇帝圣旨［29］帝师公哥罗竹坚参巴藏卜法旨

　　牧谕文武官员僧俗军民使臣人等，广州府南华禅寺，广州府南华戒院住坐弘园慈济大师第长老，敬顺天道，照依比先

　　圣旨  本寺所有差役人夫吃食等项尽皆蠲免，亦不许往来诸色人等住坐，搅扰此寺。原有佃户、财物、河水、水磨、资畜等项，不许故意生事侵占、搅扰，着他自在修行，因此赐与护敕，敢有违者，奏知

　　朝廷治罪不饶，本寺僧众倚

　　敕势力，不许违法。

　　大都大寺内蛇儿年正月三十日

　　大明天顺八年伍月拾伍日

　　大隆善寺净觉慈济大国师锁南领占巴藏卜泽

　　　
这个法旨的译文，有个地方需要商酌订正：即“弘园慈济大师第长老”的“第”何义，费解。《曹溪通志》索性把“第”改为“等”，成为“弘园慈济大师等长老”［30］，似乎通了，其实错了。查《曹溪通志》载当时南华禅寺的住持是德异和尚，他曾重新编撰《六祖法宝坛经》，并写了《法宝坛经序》，可见德异是当时岭南比较有名的高僧，帝师公哥罗古罗思监藏应该是知道他的，将法旨赐予他是合理的。因“德异”两字快读为“第”字音，故锁南领占误将“德异长老”误译成“第长老”了。

　　这份藏文法旨的年份，写的是藏历“蛇儿年”，《曹溪通志》卷第三“王臣外护第七之上”说是：“元延佑五年赐护寺免差敕”。查延佑五年（1318年）戊午是“马年”，不是蛇年，延佑四年丁已才是蛇年，就是说这份法旨应是1317年物。

　　两种文字文物发现的意义

　　首先，从现在掌握的材料看［31］，元代八思巴字的圣旨和藏文帝师法旨，在汉族地区只发现碑刻，而未见有原件。而这次南华寺发现的八思巴字圣旨和藏文帝师法旨原件，均属岭南乃至全国汉族地区的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这两种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物被重新发现和译读，使这些珍贵文物“解放”出来，供科研和群众观赏之用，这本身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其三，这些文物本身具有较重要的历史科学价值。八思巴字圣旨和藏文帝师法旨，是元朝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帝师，赐予南华寺和圆觉寺，保护其田地、财产和免除寺庙的赋税、差役的诏旨。这些文件反映了元代寺庙的经济状况。据文献记载［32］，元朝的寺庙占有大量的田产，南华寺发现的文物证明，当时的寺庙，包括南华寺，不仅占有田地，园林、财物、磨房、牲口等资产［33］，而且占有从事商业活动的店铺和当铺，以及船只、竹筏等交通工具，拥有佃户等依附农民。举凡这些财产都得到元统治者的保护。足见元朝的寺庙，实际上是一座大庄园。这对研究元朝岭南的社会经济制度，研究当时的生产关系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物证。

　　其四，这批文物对研究元朝的政教关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据文献记载，蒙古贵族原来是信奉萨满教。成吉思汗时仍各教并重，他曾“令其后裔，切勿偏重任何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八思巴字圣旨中，还提及“和尚每，也里可温每，先生每”，但后来，佛教却渐渐居于首位。“成吉思汗后人之首先偏重一种宗教者，盖为忽必烈也，时忽必烈业已皈依佛教”［34］。元世祖忽必烈（薛禅皇帝）立八思巴为帝师，  “大宝法王”，让他“统领天下释教”，且自“帝师初立，宣政院正使而下，必以僧为副，帅臣而下亦必僧俗并用，于是帝师授玉印，国师授金印，其宣命所至与朝庭诏敕并行”［35］。南华寺发现的帝师法旨的内容与口气与圣旨基本一致，也证明了法旨与“朝庭诏敕并行。”据称元朝“每帝将立，必先诣帝师受戒七次，方正大宝”。可见帝师地位之高。且从圣旨和法旨中可以看出，寺庙的高级僧侣和元朝最高统治者利益是一致的，寺庙为皇帝“祝延圣寿”，朝庭用圣旨以法律形式来保护寺院和高级僧侣的剥削利益，双方勾结是很紧的。元朝自世祖忽必烈统一全中国时起，看来政治上受西藏喇嘛教及其政教合一制的影响颇大，佛教的高级僧侣从中央到地方都干预着政治和经济生活，这种情况在中国历代中央王朝中是仅见的。

　　其五，这批文物对研究当时的民族关系亦有一定的意义。元世祖忽必烈“特命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其目的是“译写一切文字，期以顺言达事而已。”1269年下诏颁行全国，以后的诏敕，包括皇后的懿旨、太子诸王的令旨和帝师的法旨都用八思巴蒙古字书写。为了使汉族和其他各民族的官民人等能够瞭解其内容，“自今以后，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36］；如行于汉族地区的，就在八思巴字的文书后面附上汉语的白话译文。留下的元朝的白话碑刻证明瞭这点，而用两种文字书写在纸上，到现在已损失或损坏的一定更多，南华寺保存的圣旨可能就属于这一类。元朝蒙古贵族要创制蒙古新字的初衷，固属是“以便通过这种文字工具更直接地有效地掌握政权巩固地位，以便统治蒙汉各族人民。”［37］但八思巴字的推行，尤其是蒙、汉两族文字共同使用，又从另一方面促进了当时蒙、汉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互交流。当时，已出现两民族的词彚交互使用的情况。据苏联学者龙果夫研究的结果：  “包括汉语八思巴文件和蒙语八思巴文件里找到的汉字，共计七百零三个字，一共发现一千八百二十次”［38］。这说明八思巴蒙古字与汉字、汉语关系的密切。从南华寺发现的八思巴字圣旨中，蒙语中使用了汉语的店铺、先生、大师、居士、禅寺等等词彚。文化交流是政治经济交流的反映，而语言文字的交流是民族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所以元朝有民族压迫的一面，也有民族经济文化相互交流的一面，这点也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1］八思巴蒙古字是元世祖忽必烈命西藏喇嘛八思巴依据藏文字母所创制的一种文字。字体方形，共有字母四十一个，字一千多个。由左至右直行书写。据《元史·释老传》，八思巴蒙古字于至元六年（1269年）颁行全国。此后的公文即用这种文字书写。元朝亡后，八思巴字随之废止。

　　［2］《曹溪通志》卷第三，“王臣外护第七之上”。

　　［3］我参照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録》（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66-69页的几个圣旨及图版对译文加了注释。

　　［4］本圣旨叙其先帝号至曲律皇帝，故知其为曲律皇帝之子元仁宗普颜笃皇帝（名爱育黎八里八达）的圣旨。

　　［5］“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元朝圣旨开头两句多作此称呼。这是由蒙古语译来的。据余元置《成吉思汗传》（第38—39页）认为崇拜“长生天”，相信“长生天”的保护，本是萨满教的教义。这两句话在汉语文言体圣旨里多译作“上天眷命，皇帝圣旨”，也可译作“奉天，承运，皇帝圣旨。”

　　［6］“军官每”，“每”即汉语的“们”。

　　［7］“根底”是蒙古语助语词的意译。略相当于汉语介词的“对”、  “对于”或“给……”。

　　［8］“达鲁花赤”是蒙古语的音译，元朝官名。元制，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如路，府，州，县均设有“达鲁花赤”一职。  “达鲁花赤”蒙古语是镇压者、制裁者，盖印者之意，转用为监临官、总辖官之意。各行政单位之达鲁花赤均由蒙古人担任。

　　［9］薛禅皇帝，即元世租忽必烈。见《元史》及陶宗仪：  坟南村辍耕録》卷一“列圣授受正统”条（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页）。　

　　［10］完泽笃皇帝，有译为“完者都”、“完者笃”、“完泽秃”等等，是元成宗铁木耳的蒙古语称号。同上书。

　　［11］曲律皇帝，为元武宗海山的蒙古语称号。同上书。

　　［12］也里可温，蒙古语音译，意为“有福缘的人”。也里可温教是指元代传入中国之基督教（聂斯脱里派）。见（《元典章》及元代的白话碑刻等。

　　［13］先生每，即道教的道士们。“先生”一词是蒙古语的汉语借字。

　　［14］不拣，“不论”或“不管”之意。羞发，“差役”之意。

　　［15］不着，“不必当”，“不做”之意。

　　［16］祝延圣寿，“祈求皇上长寿”之意。至元二十年峡西永寿县吴山寺的皇太子安西王令旨里有：“祝延皇帝圣寿，太子迁（千）秋无穹者”句可证（见《元代白话碑集録》，第31页）。

　　［17］么道有来，是汉语用蒙语语序来表达的说法，多用于句之末尾，是“曾经这么说过”之意。

　　［18］六诅即佛教禅宗六世祖惠能，据《晏元献公碑记》载，唐宋间各代帝王曾给惠能以崇高的封号，至宋神宗时累谥为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这次发现的元仁宗圣旨又加谥“广照”二字。

　　［19］据《光孝寺志》卷一和《广州城坊志》卷三载“廨院寺，原在城西仙羊市枣树巷……，元至元二十九年凌江何遇祖创……至元三十一年始改今额，……明嘉靖三年，奉布、按二司帖文，归并光孝寺”。可见“枣树乡”应为“枣树巷”，此处及下文“帝师法旨”中的“南华戒院”应是廨院寺。

　　［20］这每，即“他们”。

　　［21］德演（?）长老，应为德异长老，与帝师法旨所述为同一个人，详见正文。

　　［22］铺马只应，铺马，本指驿站支差的马匹。元代颁发过“铺马札子”，《元史》卷一○。一，“兵志四，站赤”条：“八年正月中书省议，铺马札子初用蒙古字，各处站赤，未能尽识，宜绘画马匹数目，复以省印覆之，庶无疑惑，……”只应，  《元代白话碑集録》所收至顺二年河北易县《易州龙兴观皇太后懿旨碑》（第78页）作“支应”，即是支差之意。故“铺马只应”可作“人马差役“解。

　　［23］头匹，指牲畜，马匹。

　　［24］解典库，即当铺。

　　［25］休使力气者，可译为“勿依仗势力”。

　　［26］不怕那甚么，意为“甚么都不怕么”？

　　［27］见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録》。

　　［28］帝师。立帝师始于世祖忽必烈，第一个帝师是八思巴。帝师八思巴被赐予崇高的称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闻教宣文，铺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祷国，如意大宝法王，一西天佛子，大元帝板的达八思巴八合失”。（（《南村辍耕録》卷十二，帝师条，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4页。）帝师，顾名思义为皇帝韵宗教之师：  “每帝将立，必先诣帝师受戒七次方正大宝”。（见赵翼《陔余丛考》卷十八，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351页。）帝师公哥罗竹坚参巴藏卜，《元史》作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是元代第八任帝师，延佑二年（1315年）继任，至治三年（1323年）卒。（见《元史》卷二，  “释老传”。）

　　［29］据常风玄同志说，此处应译为“奉皇帝圣旨”才正确。

　　［30］《曹溪通志》卷第三，“王臣外护第七之上”。

　　［31］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録》，罗常培、蔡美彪合编：（《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等等。

　　［32］《元史》卷二○二，《释老传》，赵翼：《陔余丛考》卷十八，“元时崇奉释教之溢”条。

　　［33］据《曹溪通志》卷一载，至明朝南华寺的田产共有18400多亩（184顷多）。

　　［34］《多桑蒙古史》卷三第一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5—296页。

　　［35］赵翼《陔余丛考》，卷十八，  “元时崇奉释教之滥”条。

　　［36］《元史》卷二○二，《释老传·八思巴》引元世租诏书。

　　［37］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第7页。 

　　［38］［苏］龙果夫：《八思巴字与古汉语））（唐虞译），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