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孝斌（吴孝斌，曲江县博物馆。）

　　【中文摘要】本文通过余靖在乡居时所写的部分诗文，分析余靖的禅学思想及与南华寺僧的交往，从中见到宋代禅宗的概貌和士大夫的精神状态。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Yujings thought on the Zen sect and his contacts with Nanhua Monastery through the verses written by Yujing in the country. The verses present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Zen sect in Song Dynasty and the spiritual status of ancient scholar-officials. 

　　

　　北宋著名政治家余靖在多年繁冗的政治生涯之余，亦喜以诗文自励自娱、陶冶性情；尤其在他因遭奸人谗毁而归隐曲江的政治失意之时，更是寄情山水，广交僧友，遍览粤北的名山古刹，从而留下大量的诗文题记。据周源的《武溪集序》：“（余靖）夺官屏居曲江凡六年，游山水，益之肆于文学。今集中诗，多此六年之作。”从《武溪集》中，不难发现佛教禅宗对余靖的影响：集中所收録的寺院题记有25篇之多，反映与宗教人士来往的诗作亦有28首，占其诗歌总数的1／5强。这些反映寺院僧侣内容的诗文，为后人留下有关北宋时期各地尤其是粤北地区寺院的沿革及宗教习俗的真实记録，极具史料价值；同时，这些诗文也反映出佛教禅宗对余靖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正日渐深远。余靖这种趋佛思想的产生与膨胀，除与其轻视功利、淡泊人生的天性分不开，更具体地与他当时政治上的失意和父母丧亡所带来的困顿悲戚心情有关。认识到这一点，对全面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余靖无疑具有一定的指道意义。

　　景佑三年二月，余靖以校三史之功而擢升集贤校理，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然好景不长，三个月后因直言犯谏而被出贬为监筠州酒税，后徙监泰州税。宝元二年（1039）六月徙知英州，未及赴任即因母丧而逥曲江守孝三年。

　　仕途上的挫折和丧母之痛，使余靖长期的积极进取思想大受打击，追逐功名心渐趋平淡。他试图通过寄情山水、交结僧友来达到超脱尘俗和解除精神上苦闷的目的，因而他在曲江守制的三年间遍览了韶州附近的大小寺院，并与一些寺僧往来密切。

　　北宋是粤北佛教发展的一个兴盛时期，正如余靖《韶州善化院记》载：“韶州生齿登黄籍者三万一千户，削发隶祠曹者三千七百名，建刹为精舍者四百余区。”而当时最具影响和地位的佛寺便是座落于曲江曹溪河畔的南华寺。南华寺初建于南朝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唐高宗仪风二年（677）禅宗六祖惠能在此大倡顿教，弟子遍及天下，南华寺一时声名鹊起，被誉为“祖庭”，向有“岭南禅林之冠”誉称。宋初南华寺半毁于战火，太祖皇帝开宝元年（968）有制兴复，赐名“南华禅寺”，并沿用至今；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遣郎中李颂、司徒张公重建师塔七层，加谥六祖‘大鉴真空禅师’，御笔书额‘太平兴国之塔’”；“真宗天禧四年（1020），帝同庄献皇太后遣使曹溪，迎至信衣禁闱瞻礼，仍赐普遂为智度禅师，兼赐藏经供器”；“仁宗皇帝天圣十年（1032）具安舆迎师真身及衣钵人大内供养，后遣使敕送曹溪”（《曹溪通志》卷三之王臣外护第七）。可见当时由于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诸朝对南华寺的优礼，大大提高和巩固了南华寺在佛教界的影响和地位。粤北的佛教正是伴随着南华寺的兴盛而发展起来的。

　　余靖祖居曲江县拔萃坊（今韶关市余相巷），与南华寺相距不过三四十里。余靖丁母优居曲江时，与南华寺过往甚密，据《韶州府志》、《曲江县志》、《曹溪通志》和《武溪集》载，余靖在康定至皇佑年间，曾应南华寺之请写有《韶州曹溪宝林禅寺重修法堂记》和《韶州南华寺慈济大师寿塔记》，其有关南华寺的诗作有《同李秘校、谭员外、月华长老谒慈济禅师，会宿宝林道场》。另余靖《同黄宰游宝林精舍书佑长老壁》一诗虽被《韶州府志》、《曲江县志》和《曹溪通志》收録为游南华寺时所作，然据现代学者黄志辉、易行广先生考证，此诗应为余靖游乐昌宝林禅院时所作。

　　庆历元年（1041）冬，余靖与好友王子元、新科进士李纮、韶州学正谭防、罗浮达二禅师等出游。他们先后游览了韶城东南60里的大峒山和月华山，最后又会同月华长老琳师前往南华寺拜会慈济大师，据余靖《韶州南华寺慈济大师寿塔记》载：慈济大师法名宝缘，陕西汉中人，为云门之嫡。原栖居南岳云台寺，后应南华寺普遂长老（智度禅师）之请来到南华寺，时任南华寺住持。余靖此前应已熟识慈济大师。此次南华之游，众人登临揽胜，谈禅品茗，甚是欢洽相得。余靖乘兴写下《同李秘校、谭员外、月华长老谒慈济禅师，会宿宝林道场》一诗：“祖堂留胜迹，再宿此登临。云月自明暗，山川无古今。谷声猿啸远，泉脉虎跑深。共到忘言处，休论佛与心。”南华寺后百米处有一眼“卓锡泉”，泉前有飞锡桥和伏虎亭。据《曹溪通志》卷一载：“寺后林木深阻，猛虎居之，贻患远近。住持僧首众说法，虎皆驯伏，因建亭。”所以余靖诗中有“泉脉虎跑深”之句。长期与佛门中人的密切交往，使余对禅已有了一定的领悟，该诗便流露出余靖在当时的心境及其对禅的理解。

　　恰逢此时寺内重修说法堂峻工，余靖应慈济大师之请，特就此事写了一篇洋洋洒洒千余字的《韶州曹溪宝林山南华禅寺重修法堂记》。说法堂原位于旧禅堂之后，即今灵照塔东，是寺内法师开座为众人开演大乘和宣讲禅宗教义的庄严场所，属寺内的重要建筑。据《曹溪通志》卷一，“建制规模第一”载：“说法堂，政和八年建，康定二年（庆历元年）郡人余靖记。”此载有误。按宋徽宗政和八年即公元1118年，距余靖写重修法堂记已晚了77年。故政和八年当为再次重修之年。余靖在重修法堂记中详细记载了北宋天禧四年宋真宗、庄献皇太后对南华寺的礼遇和现任住持缘师（慈济大师）自南岳云台山到南华寺“绍光正念，宣扬了义”的经过，并以浓重之笔叙述了南华寺当时大兴土木重修说法堂的中兴盛事。为研究北宋时期南华寺的宗教源流和建制规模提供了重要史料。值得注意的是，余靖在此期问曾多次流露出对寺院禅隐生活的企慕向往，如其《同黄宰游宝林精舍书佑长老壁》：“便拟构庵来结社，莫嫌频此扣岩扃”；《题白莲庵》：“蜡屐此同游，愿结宗雷社”等。这些“结社”、“构庵”的意愿反映出余靖此时亲近禅宗的心理。

　　庆历二年三月，余靖母丧期过后，还为集贤校理。庆历三年擢升为谏院右正言，明年以本官知制诰、史馆修撰等职，并直接参与了范仲淹、欧阳修等的“庆历新政”。庆历三年十月至庆历五年正月期间，余靖又先后四次出使契丹，圆满完成了外交使命，在政治、外交方面显示出非凡的才能。

　　然而由于朝中保守顽固派的反对和宋仁宗的优柔寡断，“庆历新政”只推行了一年多便告殀折，范仲淹等推行新政的大臣先后被调镇边，余靖被贬出京的命运亦不得幸免。庆历五年夏，朝中奸佞借余靖使辽时曾用契丹语为辽主作蕃诗一事，弹劾余靖失使者节，请予加罪，结果余靖被出贬吉州。庆历六年七月，再贬为将作少监。余靖见奸权当道，遂托病求得朝廷批准分司南京，“解官归家侍奉高堂”，与好友王子元同归曲江故里，度过了六年乡居隐逸生活。

　　余靖在政治上原本踌躇满志，然转瞬间却落得“解官侍养”的下场。他从自己祸福难卜的政治生涯中深深体会到仕途的险恶和世事的无常。他在《和王子元同归曲江有感》一诗中写道：“进退无机常蹭蹬，穷通知命自夷犹。相逢莫问市朝事，緑水青山是胜游。”流露出穷通知命，不问朝政，寄情山水的隐逸心态。此时余靖已不得不“屏居岭服”，“坐变炎凉”，把自己置于“尘外的絶区”，期望从山水和佛释中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因而此时余靖的宗教情绪愈发明显，更加深了对禅宗清静无为境界的向往。

　　在这期间（皇佑年间），余靖多年的深交南华寺住持慈济大师圆寂。余靖无所推辞地应慈济大师弟子惠实的请求，为大师墓塔写了一篇《韶州南华寺慈济大师寿塔记》。余靖在塔记中介绍了慈济大师的生平大略及其中兴祖堂的事迹，对其“黜空破有，不涉名相；临锋迅发，直示宗乘”的禅学宗旨极为赞赏。余靖在塔记中亦阐述了自己关于生与死的看法，认为“愚夫以死为讳，小乘以涅磐为乐，皆非中道”，主张“虽性空无着，体质当有所归”，应安时处顺，既不讳死，亦不乐死，以符合禅宗不执着于生死的禅理。从这里可以看出此时余靖对禅宗已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勿庸置疑，余靖一生以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为主流。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当他在朝时直言敢谏，建策匡时，积极参与庆历新政；出任地方官时多有政绩，以造福百姓为己任；作为外交使者，他临危受命，不辱使命，外交勋着，是一位廉正有为的封建士大夫。只有当他满腔的政治热忱和济世抱负为奸佞所阻，宦途多舛，进退维谷之时，才不得不迫使自己“穷通知命”，寄情山水，大量结交僧友，以期以大自然和禅宗获得精神上的借慰，求得解脱。这亦是那个社会时代有良知的封建士大夫在失意之时普遍追求的精神捷径，宋代士大夫阶层一向便具有与佛教僧侣相交游的传统，尤其是那些受贬或归隐的官员，更是从禅理中寻求超脱。余靖如此，其后的王安石、苏轼等亦是如此。

　　此外，由于深受禅宗的影响，余靖在其文学创作中，自然而然地会将一些禅宗思想体现在其诗文中，以禅入诗，诗中有禅；他的一些诗甚至达到一种物我皆忘的禅境。从这点上说，余靖对促进宋时诗歌创作中的禅悦风气起到了倡道的作用。

　　（原载《韶关大学学报》200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