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孝斌（吴孝斌，曲江县博物馆。）

　　【中文摘要】本文就苏轼两次经过曲江之事迹作一考证，一来可补正历史之缺，二来可正传言之讹。

　　Abstract:This article made a textual research on Sushis two visits to Qujiang,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history as well as to correct the rumors. 

　　北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主张变法的所谓新党重新上台，新党人物章悖、安焘等出任宰执大臣。他们抛弃了王安石新法的革新精神和具体政策，把打击“元佑党人”作为主要目标。当时在朝任职的高级官吏30多人被贬到岭南等边远地区，苏轼以“语涉讥讪”、“讥斥先朝”罪被贬惠州，从而开始其7年颇具传奇色彩却又倍尝艰辛的岭南生活。

　　有关苏轼的研究论著和文章层出不穷，其中较具影响的有《苏轼评传》（曾枣庄着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东坡研究论丛》（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苏轼系年考略》（吴雪涛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9）、《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等。然大多数论著对苏轼岭南生活论述过简，有的甚至对苏轼在曲江的经历只字未提，这是极不客观的。翻读《苏轼文集》，其中不乏为曲江（主要是为南华寺）而作的诗文题记，如《卓锡泉铭并序》、《苏程庵铭并序》、《韶州月华寺题梁》、《九成台铭》、《与南华长老十三札》等，足以证明苏轼当年在曲江并不仅仅是一位匆匆过客。有感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就苏轼两次经过曲江之事迹作一考证，一来可补正史之缺，二来可正传言之讹。

　　有关苏轼第一次经过曲江的时间，《曹溪通志》卷五和寺内现存明代余大成《苏程庵碑记铭并序》一碑均载“宋端明学士苏公轼，绍圣元年甲戌八月过南华”。受其影响，曲江县志办吕良棣《苏东坡与南华寺》和杨志坚《苏东坡三朝南华寺》等文章均持此论。其实这是不确的。苏轼度岭前曾作《南康望湖亭》一诗：

　　　

　　“八月渡长湖，萧条万象疏。

　　秋风片帆急，暮霭一山孤。

　　许国心犹在，康（即匡，避宋高祖名讳）时术已虚。

　　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

　　　
长湖即鄱阳湖；这里的南康乃指北宋时的南康军，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分洪、江等州置，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县，地处鄱阳湖北，而非指南康郡或南康县（今江西南康）。疑余大成误南康为郡县名，故得出苏轼八月过南华之论。星子县距曲江千余里，以宋时一般商旅速度，是不可能当月即达曲江的。且据苏轼《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一诗，知其到惠在十月二日。以曲江距惠州350公里计，当不用一个多月，所以苏轼到曲江的时间应为九月而非八月。如据《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卷三十三载：

　　　

　　（八月）“二十三日，与王嵓翁同谒（虔州）祥符宫乞签。”

　　　
虔州治所在今赣州市，距曲江约200公里，约十天左右路程，因而可略推知苏轼初至曲江约为九月初。

　　苏轼由大庾岭路到广东境内。至曲江境北之韶石时已是黄昏，遂投宿今曲江县周田镇麻坑东北的建封寺，该寺正值上京古道上。次晓登山中尽善亭眺望韶石风光，并题诗三首。其一为：

　　

　　　“蜀人文赋楚人辞，尧在崇山舜九嶷。

　　圣主若非直得道，南来万里亦何为?”

　　　
韶石乃因传说舜帝南巡至此，登山奏韶乐而得名，苏轼此诗乃感怀身世而作。苏轼沿浈水至北江，在今曲江乌石镇蒙浬上岸，游览岸边月华寺。值寺遭火灾重建，应僧之请为题梁，并有诗。苏轼题梁曰：

　　　

　　“上祝天子万年，永作神主。敛时五福，敷锡庶民。地狱天宫，皆为净土。有性无性，齐成佛道。”

　　　
苏轼登岸蒙浬，主要目的欲进南华瞻仰祖师，其动机或出于苏轼表弟程德孺的影响或介绍。程德孺元佑五年（1090）间曾为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当时韶州乃提刑驻地，程德孺因此与南华寺关系密切。寺内有程公庵，为其入寺修行之所。因了这层关系，苏轼在南华寺受到热情招待，与主持重辩长老“语终日”，当下住在程公庵。苏轼作《苏程庵铭并序》：

　　　

　　“程公庵，南华长老辩公为我表弟程德孺作也。吾南迁过之，更名曰苏程，且铭之曰：

　　

　　辩作庵，宝林南。

　　程取之，不为贪。

　　苏后到，住者三。

　　苏即住，程则去。

　　一弹指，三世具。

　　如我说，无是处。

　　百千灯，同一光。

　　一尘中，两道场。

　　齐说法，不相妨。

　　本无通，安有碍。

　　程不去，苏亦在。

　　各遍满，无杂坏。”

　　　
对庵铭中“住者三”句，向来认为即指苏东破、程德孺、程正辅三人。非是。按程正辅（程德孺兄，苏轼姐夫）为广东提刑巡视广州乃绍圣二年初事，且苏轼与程正辅尽弃前嫌亦是绍圣二年三月事（苏轼姐嫁至程家后，不久因受虐而死，两家遂结恨）。故此时“住者三”不可能指程正辅，而应为苏轼、苏过和朝云三人。因为苏轼在南迁途中，将家小安置于阳羡（今江苏宜兴），而独与幼子苏过和侍妾朝云南下惠州贬所。

　　苏轼在《书南华长老辩师逸事》中自叙：

　　　

　　“余迁岭南，始识南华重辩长老。语终日，知其有道也。”

　　　
可见两人相见即非常投缘。从苏轼绍圣二年初至绍圣四年三月底写给辩长老的十三札，可见两人关系颇深，相互间常互为赠物致意。作为戴罪官员，苏轼居惠州时与其弟苏辙（此时居筠州，今江西高安）及家人的通信极为不便，多由南华辩长老派专人不远千里为其转送信件。为此苏轼深表感激：

　　　

　　“异乡隔絶，得闻近耗，皆法慈垂恤，知幸知幸。”

　　　
这期间苏轼先后为南华寺作有《苏程庵铭并序》、《卓锡泉铭并序》、《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等碑铭题记，并应辩长老之请重书柳宗元《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苏轼与南华寺的书信往来，大概维持至绍圣四年四月渡海前。不久重辩长老圆寂（约元符元年（1098）底）。

　　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赵煦病死。因无子，由其弟端王赵佶即位。二月，苏轼以徽宗登极恩移廉州安置；三月二十一日，又以生皇子恩，诏受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居住。六月二十日，苏轼离开居住3年多的儋州开始渡海北还中原，经徐闻、雷州、高州、廉州、梧州，于九月底至广州；再由广州溯北江而上，途经清远、英州（今英德）、韶州等，从而再次踏入曲江境内。

　　据苏轼《书罗汉颂后》及《游广陵寺题名》上面所题年月日，可知他过清远境时，分别于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和十五日游上述二寺。照此推算，苏轼至英州时约为十一月底。苏轼在英州期间，得旨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离开英州时已为十二月。

　　苏轼尚未离英时，韶州同知李公寅、冯祖仁、南华长老已分别自曲江遣专人来迎。苏轼俱有答简。冯祖仁绍圣年间曾任河源令，苏轼居惠时便有往来，此时已罢河源令而居曲江。苏轼与南华明长老简曰：

　　　

　　“轼启：衰病后过南华，深欲一别祖师，因见仁者。遽辱专使惠手书，何慰如之，即日履此。薄寒，法体佳胜。旦夕离英，但江路颇寸进；不即会见，企望之极，惟万万为众自重不宣。”

　　　
有人将信中“因见仁者”作“因而见到仁者”解，进而断定苏轼写此信时已见过明长老，从而得出苏轼前后共三进南华之结论。如吕良棣《苏东坡与南华寺》、杨志坚《苏东坡三朝南华寺》等均持此说。其实，在古汉语中，“因”字本没有作“因而”解的实例，不同于现代汉语习惯。“因”多作“依靠、凭藉、趁着、沿袭、原因、由于”等解释。可见“因见仁者”在此应为“趁着见见仁者您”（即尚未谋面）解，唯如此，方与后面“遽辱专使惠手书，何慰如之”、“不即会见，企望之极”这些意外和客套用语在语意上保持一致。

　　苏轼在英州接南华明长老信，才知好友苏坚已在南华相待，遂作《寄苏伯固》诗先赠。其序曰：

　　　

　　“……昨日又梦伯固手执乳香婴（罂）儿示余，觉而思之，盖南华赐物也，岂复与伯固相见于此耶?今得来书，知伯固已在南华相待数日矣。感叹不已，故先寄此诗……。”

　　　
将至曲江时，曲江令陈缜（公密）专使来迎。苏轼在曲江蒙浬上岸后，先与冯祖仁同扺韶州，受到韶州人士的盛情相待，来访赠物者骆驿不絶。苏轼莅韶数日后，方得与李公寅同游曹溪。千年古寺，故地重游，苏轼心中自是一番感慨。在寺内，苏轼见到友人苏坚（伯固），并初晤住持明长老。全家瞻礼六祖真身塔，当晚与苏坚于寺内谈妙斋设榻长谈。对二进南华，苏轼在《次韵韶倅李通直》后自注：

　　　

　　与公寅“同游南华，宿山水间数日”；

　　　
他后来在与南华明长老第二简中亦言及“清游累日”，可见在寺内是停留了一段时间的。其间除了作有《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谈妙斋铭》外，还应明长老之请作《书南华长老辩师逸事》纪念故人辩长老；后来在离开曲江前夕即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一日春节，又作《南华长老题名记》。至此，苏轼前后为南华寺所作的碑铭题记，已有十数篇之众，正如其所言：

　　　

　　“结缘祖师不浅矣。”

　　　
据苏轼《书冯祖仁父诗后》和《书南华长老辩师逸事》后所题“无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判断，其至曲江的确切时间当为十二月十九日之前数日。

　　苏轼离开南华后，又在韶城逗留了一段时间，与当地土人过从甚密，韶守狄成、同知李公寅、曲江令陈缜等地方官员均有设宴款待。十二月十九日，苏轼的65岁生日极可能便是在冯祖仁居所度过，故得为书《冯祖仁父诗后》及《题冯通直（祖仁）明月湖诗后》。在此前后，苏轼亦为陈缜祖父隐居先生书作跋（《跋陈隐居书》），为陈缜收藏的子石砚（端砚中珍品）作《陈公密子石砚铭并引》。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一日春节，苏轼离韶，苏坚因儿子有病，仍留南华。韶守狄咸为饯行于城北九成台，酒席间苏轼作《九成台铭》。当日，苏轼还为太常博士周秉之孙、韶人周超就其祖获赐御书作颂（《英宗皇帝御书颂并序》），为南华寺补作《南华长老题名记》。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三日，苏轼至南雄州；五日至南安（今江西大余）。正如宋人施宿《东坡先生年谱》载：

　　　

　　“正月，先生自韶至南雄，度岭，经行南安……”

　　　
有认为苏轼离韶在元符三年十二月下旬（孔凡礼撰《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恐未确。

　　纵观苏轼后半生，尤其南贬岭南7年间，可谓历尽坎坷。正如其《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所言：

　　　

　　“伏以窜流岭海，前后七年。契闭生死，丧亡九口。以前世罪业，应堕恶道。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

　　　
然苏轼毕竟是苏轼，并未因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上的困顿而对人生万念俱灭。从释道中获取达观与超脱，便是他战胜困境的精神法宝。有关这点，可从苏轼《南康望湖亭》（见前）和《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这两首诗中见一端睨。苏轼后一诗写道：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此时苏轼内心已发生巨大变化，佛老思想日占上风，不似前那般对遭贬怀抑郁不平之心，其心情已由愤懑激烈转趋淡泊宁静，随遇而安。这期间变化，或与南华之游有关。相似地，宋代僧人释晓莹《罗湖野録》卷三亦有提及：

　　“东坡居士有岭外之行，舟次金陵，阻风江浒。（慧泉禅师）既迎其至，从容语道。”临行时“泉复说偈送行曰：‘脚下曹溪去路通，登堂无复问幡风。好将钟阜临歧句，说似当年踏碓翁’。”

　　可能，正是由这一刻起，便已注定了苏轼与南华的这段缘份。

　　

　　（原载《广东文物》2002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