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孝斌（吴孝斌，曲江县博物馆。）

　　【中文摘要】经研究，南华寺内现存的大铁锅与我国传统的佛教节日“腊八节”有关，是用来熬腊八粥用的。而且这口大铁锅也为我们瞭解元代的铸造工艺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gigantic cauldron kept in Nanhua Temple is related to Chinese traditional Buddhist festival-the Laba festival. The cauldron was used to make the Laba Porridge. This gigantic iron cauldron provides a precious physical evidence for the researches on casting technology in Yuan Dynasty.

　　

　　曲江南华寺素有禅宗“祖庭”之称。寺内大雄宝殿后面，至今仍架置着一口弧壁圆底的大铁锅，铁锅通高1.7、口径2.1米，锅壁厚2.5厘米。由于历时久远，饱经岁月侵蚀，锅身已锈迹斑斑，原铸于锅沿上的铭文多已模糊难辨，隐约可以看出的有“至正四年（1338）……李凤喜舍”等字迹。据南华寺前住持惟因法师编《南华小志》记载：民国二十五年（1936）南华寺“建香积厨时，土中挖出千僧大饭锅一具，元代物也，移置大殿后观音菩萨座前。”可知这口大铁锅铸于元末，并曾被长期埋没于地下。如果联系起《曹溪通志》“元末群盗蜂起，所至焚掠，南华胜地亦遭兵燹”的记载，这口大铁锅极有可能是因那场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战争而被埋于地下的，不想待它重见天日时，却已匆匆过去600年了。

　　面对这口远较普通铁锅大得多的元代巨锅，有人认为它能一次煮上数百斤米，可同时供千僧饭食，因而多称其为“千人锅”，并因此而推断元时南华寺一度极为兴盛，致寺僧达千名之多。如《南华小志》便称其为“千僧大饭锅”，《曲江县文物志》亦名之为“千人锅”。然而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认为这口大铁锅并非寺内当时日常所用的炊煮器具，它应与当时寺庙盛行的腊八节习俗密切相关。

　　农历十二月初八是我国传统的佛教节日“腊八节”。佛经故事说，佛祖释迦牟尼成佛之前絶欲苦行，饿得骨瘦如柴。一天饿昏于地，恰逢一牧羊女经过此地，便用采摘回来的各种野果和羊奶一块熬了一碗奶粥给他吃，这才使他恢复了精力。经过一番冥思彻悟，释迦牟尼终于在十二月八日这一天得道成佛。因而以后每逢这一日，佛教徒们都要拜佛诵经，举行各种法会纪念，并用果子杂拌煮粥，以供奉佛祖和分食僧众，这便是腊八节吃腊八粥的来历。

　　煮制腊八粥的配料，不同朝代不尽相同。宋代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载：“八日，则寺院及人家用胡桃、松子、乳蕈、柿、栗之类作粥，谓之‘腊八粥”’。明代，腊八粥的做法乃是将红枣、粳米、薏米、核桃仁、菱米一起煮成。清代皇宫里亦极讲究腊八粥的熬制，《光绪顺天府志》记：“腊八粥，一名八宝粥。每岁腊月八日，雍和宫熬粥，定制派大臣监视，盖供上膳焉。”至今北京雍和宫内还有六口当时专门用于熬制腊八粥的丈二大铁锅。每口大锅煮腊八粥要用米、豆二石、大枣等乾果百余斤，乾果主要有榛、栗、菱、芡、枣、莲子等数十种。腊八粥除了供宫内食用，还要用来供佛和赏赐给身边近侍大臣。

　　清代以前，腊八节熬制腊八粥供佛一直都是寺庙里的一项重要的佛事活动，尤其是像南华寺这般规模及影响较大的寺院，更是在腊八节里向香客游人免费施粥，以广交佛缘，扩大其宗教影响。

　　南华寺千人锅之所以不太可能为日常炊煮用具，首先，从实用性来说，要想在一口如此巨大的铁锅里煮饭、盛饭和洗刷一次均非易事，更何况是作为寺内一日三餐地频频使用。其次，铸于铁锅口沿显眼位置上的长篇记事铭文，亦证明瞭它的郑重其事，类似的铸文亦见于寺内的其它具宗教性质的器物上面，如寺内一面高64、宽75厘米的明代大铁鼓上，亦铸有相似的铭文：“新会守御千户所金紫衙居住奉佛信女杨妙真喜舍铁鼓壹面入于南华寺。”此外，从专门记载南华寺历史建置和规模的《曹溪通志》和《南华小志》上，都查不到可以证明元时南华寺盛极一时、寺僧逾千的记载。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南华寺的这口元代大铁锅，是当时专门用于腊八节煮腊八粥供佛济众的器具，具一定的宗教意义。唯其如此，才会有虔诚的信徒舍财铸造，并铭文记其功德。

　　然而这口具有宗教意义的大铁锅又缘何会被深埋于地下达600年之久呢?根据锅上所铸铭文，我们知道它在铸好后还不到30年（元朝灭亡于1368）便因种种变故而埋没地下。普遍的看法认为是因“元末群盗蜂起，所到焚掠”所致，即该铁锅因战乱兵燹而被瓦砾颓垣所埋没。笔者认为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在当时南华寺遭到焚掠的情形下，何以这口大铁锅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且从它历时600年后才被后人从地下挖出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其埋葬之深，这决非残砖败瓦无意遮埋所致。要解读这个数百年的谜团，恐怕首先得对当时（元末）的社会历史背景有所瞭解。

　　元朝末期，蒙古族统治者的残酷腐朽统治，造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不断加剧，国内政局动荡，农民起义此伏彼起，且有不断蔓延升级之势，令蒙古族统治者穷于应付。为加强对广大下层民众的控制，统治者对汉人尤其是南人（即原南宋王朝统治地区中的汉人）采取高压和苛刻的防范措施，其中最主要的一条便是严禁民间铁器的流通，不许汉人、南人拥有武器和马匹，至今民间还流传着当时规定10家合用一把菜刀的传说。当然这种传说或许过分夸张了，但当时蒙古统治者对汉族人的统治非常残酷却是可以肯定的。据历史学家吴晗所着《朱元璋传》中所引用的史料，“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四月，元（统治者）禁汉人、南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违者拘入官。”“至元五年四月，元重申汉人、南人不得执军器弓矢之禁。”“至元六年五月，元禁民间藏军器。”在官府多次三令五申的严禁之下，民间的武器和铁器无疑是十分缺乏和有限的。

　　与对汉人的残酷高压统治不同，为利于统治和麻醉人民，蒙古统治者一向对宗教尤其是佛教采取宽容和保护政策，允许寺庙拥有自己的田产和客户，免去一切差税，有意笼络扶持佛教中的上层分子，培养了一批寄生于下层僧侣和佃户身上的寺院贵族。我们从南华寺保存至今的元代仁宗皇帝普颜笃颁赐的八思巴文圣旨和帝师公哥罗竹坚参巴藏卜颁发的法旨中，不难看出当时统治者对寺院的优惠政策，其中延佑四年（1317）仁宗皇帝的八思巴文圣旨内容为：“靠长生天之气力，托大福荫之护助，皇帝圣旨。向军官们、军人们、城市达鲁花赤们、官人们、来往的使臣们宣谕的圣旨：成吉思汗、窝阔台皇帝、薛禅皇帝、完者笃皇帝、曲律皇帝圣旨里说道：‘和尚们、也里可温们、先生们不承担任何差发，祷告上天保佑。’今依已往的圣旨，不承担任何差发，祷告上天保佑。向广东道韶州路六祖大鉴真空普觉圆明广照禅师在世时所建曹溪宝林山南华禅寺、广州路枣树乡南华戒院、杭州路南华禅寺等寺庙的福心、弘辩、慈济大师赐予圣旨。在他们的寺院、房舍里，使臣们不要住宿，不要向他们索取铺马供应，不要向他们征收地税、商税，不要抢夺寺院的土地、河流、人口、园林、碾磨、店舍……（以后缺失）”从此可知这些圣旨、法旨是元朝统治者出于维护寺庙田产权益而特别颁发给南华寺以作为法律凭证的。

　　高压政策并不能阻挡人民的反抗斗争，各地农民起义依然风起云涌。就广东而言，有史记载的有至元三年正月，“广州增城县民朱光卿起义，称大金国。”同年“归善（现惠州）县民聂秀卿、谭景山等造军器，与朱光卿相结起义。”到了至正元年（1341）“湖广、山东、燕南贫民为盗，多至三百余处。”可见在南华寺这口大铁锅铸就后的几年间，暴发了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在这种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寺庙求自保尚且不能，更遑论佛教节日腊八节的顾及。且农民起义军出于武装斗争的迫切需要，“焚掠”寺庙，搜求铁器以铸造兵器乃当务之急。为了保护这口颇具宗教意义的大铁锅不被销毁，可能更多地是出于阶级立场的不同，不想因此而向农民军提供打造武器的材料，南华寺和尚将这口铁锅深埋于地下。以后由于战火频仍，南华寺“三遭兵燹”，祖庭衰落，遂无人记得此事。直至民国二十五年，虚云和尚应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之请主持重修南华寺时，才将它意外地从地下挖出。然已物是人非，后人亦难知其本来面目了。

　　作为一件文物，这口大铁锅为我们瞭解元代的铸造工艺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作为史料，它亦为我们瞭解元时的腊八节习俗及元末那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提供了一段小小的插曲。或许，这就是历史文物的真正价值所在。

　　

　　（原载《广东文物》200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