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孝斌（吴孝斌，曲江区博物馆。）

　　【中文摘要】试就苏轼《与南华长老十三札》篇序作一考略，并断以句读，以求有所裨益读者。

　　Abstract:This article conducted a study on the sequence and the punctuation of Sushis 13 letters to Nanhua Buddise, in order to benefit the readers.

　　

　　北宋大文豪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年）九月前往惠州贬所途中，曾专程入韶州曲江南华禅寺礼拜六祖真身，从而开始其与南华寺住持重辩长老的一段云外之交。苏轼《书南华长老辩师逸事》称：“余迁岭南，始识南华重辩长老，语终日，知其有道也。”两人初见即甚相投。其后苏轼谪居惠州期间，从绍圣二年一月至绍圣三年底，曾多次与重辩长老互通书信和互致礼物。苏轼应辩长老之请，为南华作《卓锡泉铭》、《苏程庵铭》及书唐代柳宗元《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与南华寺结下深缘。元符三年（1100年）十二月，苏轼遇赦北归途经曲江时，再次重游南华寺。其时重辩已逝，苏轼为此作《书南华长老辩师逸事》以缅怀故人。

　　南华寺禅宗思想对苏轼晚年无疑具有相当之影响，而能够反映这一影响的，除上述苏轼为南华所作诗文题记外，其与重辩长老之间的往来书信，亦不容忽视。明代名僧德清憨山所编《曹溪通志》便载有苏轼与南华重辩长老六札，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隋斋居士胡毅生编印加《南华小志》，据《苏轼文集》而辑成十三札，为目前之最全者。然由于苏轼诸札多未属年月，加之前人未予编次，因而难免零乱无序，不便后人阅览和征引。故在此不揣浅薄，试就其篇序作一考略，并断以句读，以求有所裨益于读者于万一。现依《南华小志》所载十三札之序逐一考订如次：

　　一、“轼启：窜逐流离，愧见方外之旧，达观一视，延馆加厚，洗心归依，得见祖师，幸甚幸甚。人来辱书，具审法体佳胜，感慰兼集。轼到惠已百日，闭门养屙，凡百粗遣，不烦留念。蒙致子由来往书信，异乡隔絶，得闻近耗，皆法慈垂恤（恤），知幸知幸。未曰面谢，惟冀千万为众保练，不宣。”

　　苏轼初至惠州贬所时为绍圣元年十月二日，有其《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一诗和《题嘉佑寺壁》一文为证。此札既言“到惠已百”，可知当作于绍圣二年一月中旬。苏轼绍圣元年九月间途经曲江时，曾专程入南华寺参拜六祖真身，受到南华住持长老重辩的殷情款待。两人长谈终日，苏轼当下入住寺内程公庵，信的前数句便指此事。苏轼因戴罪之身，与家人书信往来有所不便，其时苏辙（子由）降授左朝议大夫知袁州、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卅居住。此筠州非四川筠州，而是江西筠州（治所在高安），苏轼家小此时亦远居荆溪（今江苏宜兴），真可谓异乡隔絶。正如苏轼《书〈归去来辞〉赠契顺》所言：“余谪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随。余分寓许昌宜兴，岭海隔絶，诸子不闻余耗，忧愁无聊……。”正是南华重辩长老仗义行侠急人所急，多次派专人不远千里为苏轼与家人传递书信，故苏轼作此简表示深谢。

　　二、“筠州书信已领足，兼蒙惠面粉、瓜、姜、汤茶等，物意兼重，感怍不已。柳碑庵铭并佳贶也。卓锡泉铭已写得，并碑样并付去。钟铭子由莫终当作，待更以书问之。紫菜、石发少许，聊为芹献。陋帮乃无一物，愧怍。却有书一角，信三笔枚，竹筒一枚，封全并寄子由，不免再烦差人送达，惭悚之至。”

　　据札中“柳碑庵铭并佳贶”句，“贶”用赠送之意，可知此时南华寺已将苏轼所书之柳宗元《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和《苏程庵铭》勒石上碑，并将二碑墨拓寄呈苏轼。按苏轼为南华寺书柳碑乃绍圣二年六月间事，则碑成或在稍后。札中提及请子由为南华作钟铭一事，据《曹溪通志》卷第七所载清代施儒《登钟楼》诗中“摩挲访前事，碑刻恨湮微”句，疑子由后终有作钟铭，惟后因故不存耳。按宋徽宗崇宁、大观年间，朝廷对元佑党人迫害更甚于前，所有元佑党人之碑刻但尽仆之。子由所作钟铭或便毁于此劫亦未可知。石发，又称石花菜，属红藻类，红色，羽状分枝，生长于中潮或低潮带的岩石上，分布于沿海地区，可供食用，它与紫菜均为惠州特产。

　　三、“轼启：正月人还，曾上问必达，比日法履何知？轼到贬所已半年，凡百随缘不失所也，毋虑毋虑。何时会合，怅仰不已。乍暄，万万为众自重，不宣。”

　　札中既言“到贬所已半年”，可推知当作于绍圣二年四月初。因时值初夏，故日“乍暄”。苏轼此前一札作于绍圣二年一月中旬，仍托南华信使捎回，故此札曰“正月人还……”。

　　四、“程宪近过此，往来皆款见。程六、程七皆得书甚安，子由亦时得书无恙。又迁居行衙极安稳，有楼临大江，极轩豁也，知之。”

　　苏轼于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治归善县），当下寓居于合江楼。干隆《归善县志》卷四渭楼在“府治东城上，东西二江之水至此合流，环抱如带”。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合江楼在三司行衙之中，为三司按临所居。公到日，有司待以优礼，暂请居之。”十月十八日，苏轼迁居嘉佑寺。《总案》：“嘉佑寺，在归善县城内，为水东。”绍圣二年三月十九日，苏轼复迁于合江楼之行馆。此简当作于此时，欲就迁居事特报与南华辩长老知之。因合江偻迁而复回，故曰：“又迁”。

　　程宪乃指程正辅，其时为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居韶州（韶州乃提刑驻地）。“宪”古指法令。因程正辅负责监察法令刑狱，出于为尊者讳，故苏轼与南华辩长老札中以程宪称之。程正辅于绍圣二年三月初到惠州晤访苏轼，两人旧嫌初释，甚是相洽，程正辅厚赠苏轼，苏轼作诗答谢。程六即程天侔，程七指程德孺，因其在苏轼表兄弟中分别排行第六、第七，故称程六、程七，两人均与南华重辩长老相熟。苏轼《苏程庵铭》序载：“程公庵，南华长老辩公为吾表弟程德孺作也……。”因程德孺元佑五年（1090年）间曾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一职并驻韶州，故得以与南华寺相近。

　　五、“轼顿首：净人来辱书，具审法体胜常，深慰驰仰。至此二年，再涉寒暑，粗免甚病。但行馆僧舍皆非久居之地，已置圃筑室为苟完之计。方斫木陶瓦，其成当在冬中也。九月中儿子般挈南来，当一礼明师，遂获瞻仰为幸也。伏暑中万万为众自重，不宣。”

　　苏轼绍圣元年十月二日初到惠州时暂住于合江楼行馆，十八日迁居嘉佑寺，绍圣二年三月复迁于合江楼，绍圣三年四月又迁回嘉佑寺。如此反复徙居，令苏轼不胜其烦，故札中言“行馆僧舍皆非久居之地”。于是苏轼于惠州归善县后白鹤峰买得一块数亩隙地，四月八日卜新居，欲自筑室，以为长久安家之计。作此札时新居尚未落成。又苏轼长子苏迈六月授韶州仁化令，拟九月挈家南来。仁化在韶州东一百五十里，与南华寺相近，故苏轼欲让儿子进南华拜谒重辩长老。此札既言“伏署”，写于儿子官授仁化之后，又因是年七月五日苏轼侍妾朝云病卒，而此札并未片言提及且用语较轻快，可知当作于此前，故定在绍圣二年六月末至七月五日之前较为可信。

　　六、“远承差人寄示诸物等，一一荷厚意也。儿子被仁化，今想与南华相近也。谪居穷陋，无可为报，益不惶矣。”

　　此札当续第五札后，其时苏轼长子苏迈已到仁化任上。该札用词极简淡，乃因侍妾朝云病故未久，心境尚未平复之原因，故应作于绍圣二年九月下旬前后。

　　七、“轼启：人至辱书，具审法履清胜，至慰至慰。忽复岁尽，会合无期，自非道力深重，不能无异乡之感也。新春惟冀若时自重。”

　　苏轼于绍圣元年二月至惠州，再逢岁尽，又贺新春，故推此札应作于绍圣二年十二月前后。八、“轼近苦痔疾，极无聊，看书笔砚之类殆皆废也。所要写王维、刘禹锡碑，未有意思下笔，又观此二碑格为浅陋，非子厚之比也。张惠蒙到惠几不救，近却又安矣，不烦留念。寄柱杖甚荷雅意，此木体用本自足，何用更点缀也，呵、呵。适会人客，书不尽，所怀续奉妆也。正辅提刑书，告便差人达之，内有子由书也。”

　　绍圣二年六月十一日，苏轼有简（第十一札）与南华辩长老，言张惠蒙欲游南华事。此札“张惠蒙到惠几不救，近却又安矣”，乃答辩长老问候之语，无疑作于张惠蒙返惠州后不久。若以惠州至南华往返一次（包括其在南华寺停留十日）约需一个多月计，此札约作于绍圣二年七、八月间。苏轼不久前曾赠辩长老桄榔杖一枚（见第十札），大概得知长老又将其转赠他人，故在札中打趣道：“此木体用本自足，何用更点缀也。”

　　正辅提刑乃指苏轼表兄（亦是姐夫）程正辅。因苏轼姐嫁至程家不久即因受虐而死，苏程两家遂长年不相往来，直待绍圣二年正月，程正辅任广东提刑居韶州时，苏轼与程正辅始弃前嫌，程正辅并于绍圣二年三月初至惠州晤访苏轼。

　　九、“轼启：久不闻问，忽辱专使手书，具审比来法体佳胜。生日之饷，礼意兼重。庶缘道力少安晚景乎?铭佩之意非笔舌可究。披晤未期，惟万万为法自爱，不宣。”

　　苏轼生日十二月十九日，此简乃答谢南华重辩长老派人送来生日贺礼而作，当作于生日之后不久。因第七和第十二简均作于绍圣二年底，此札独言“久不闻问”，是以知应作于绍圣三年底的那次生日后。

　　十、“轼再启：所要写柳碑，大是山中阙典，不可不立石，已辍忙挥汗写出，仍作小记，成此一事，小生结缘于祖师不浅矣。荒州无一物可寄，只有桄榔杖一枚，木韧而坚可采，勿笑。舍弟及聪师等书信领足，此自有去人，已发书矣。张惠蒙去岁为看船，不得礼拜祖师及衣钵，甚不足。今因来人，令相照管一往，不讶喧聒。此子多病，来时告令一得力庄客送回也，留住五七日可矣。”

　　十一、“学佛者张惠蒙，从予南迁。予游南华，使惠蒙守船。明年六月，南华禅师使人于惠。惠蒙曰：‘去岁不得一礼禅师乃可恨。’欲与是人俱往，请留十日而还。予佳其意，许之，且令持此请教诲于辩公，可痛与提耳也。绍圣二年六月十一日。”

　　上述二札均提及张惠蒙游南华之事，当作于同时，即绍圣二年六月十一日。其中第十一札乃苏轼交付惠蒙去南华的介绍信；第十札既称“再启”，可知为第十一札之附简。

　　苏轼应南华辩长老之请为书柳宗元《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苏轼认为“自唐至今，颂述祖师者多矣，未有通亮简正如子厚者”，称柳碑“妙絶古今”。其在书柳碑时并不盲从前人，发现碑文与唐史有所出入，经考证特作《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以记其事，札中言“乃作小记”即指此。苏轼所写柳碑，在崇宁中毁去。“聪师”指钱塘僧思聪，与苏轼相善，苏轼曾作《送圣寿聪长老偈并叙》和《送钱塘思聪归孤山叙》。

　　十二、“近日营一居止，苟完而已。盖不欲久留占行衙，法不得久居民间，又无可僦赁，故须至作此。久忝侍从，囊中薄有余赀，深恐书生薄福难蓄此物，到此已来，收葬暴骨，助修两桥，施药造屋，务散此物以消尘障，今则索然仅存，朝墓渐觉此身较安矣。不喻恐传者之过，材料工钱皆分外供给，无毫发干扰官私者．知之免忧。此言非道友相爱，谁肯出此?感服之致。岁尽，会合何日，临纸怅惘。” 

　　苏轼曾资助修建惠州西湖苏堤上的西新桥和横跨西支江的东新桥，两桥于绍圣三年六月间建好时，苏轼有诗贺成。其诗自注云：“余尝助施犀带，子由之妇史（氏）顷入内，得赐黄金钱数千助施。”又惠州太守詹范因见兵荒之后野多暴骨，遂取而掩之，聚以为冢，苏轼积极参与其事，并作《惠州祭枯骨文》以祭之。又作《瘗枯骨铭》曰：“有宋绍圣二年，官葬暴骨于是。”是以知为绍圣二年事。苏轼白鹤峰新居成于绍圣三年冬，札中亦言“岁尽”，可见当作于绍圣三年底。

　　十三、“专人远来，获手教累幅，具审法履佳胜，感慰兼集。又蒙远致筠州书信，流落羁寓，每烦净众，愧佩深矣。承惠及罂粟、成鼓等。益荷厚意。银铭模刻甚精。轼此凡百如宜，不烦念及。未由瞻谒，怀想不已。热甚，惟万万为众自爱。”

　　苏轼痔疾始作于绍圣二年五六月间，绍圣三年正月方渐好转，有其作于绍圣三年一月的与程之才（正辅）第十七简“痔疾亦渐去矣”为证。辩长老赠以罂粟，当作止痛之药用。又札中之“银铭”即《卓锡泉铭》，古时“泉”与“钱”、“银”通。苏轼在此不言泉铭而代称“银铭”，一来为避其父苏洵名号之讳（苏洵曾自号“老泉”）；二来出于苏轼恢谐性惰。文人多以雅代俗，独苏轼于此却以俗代雅。据札中可知其时《卓锡泉铭》已被刻于碑上。按泉铭作于绍圣二年七八月间，则刻碑或在稍后，但不应晚于九月，否则札中亦不会有“热甚”之谓。

　　在苏轼寄呈南华寺重辩长老的十三札中，作于绍圣二年的有九札，绍圣三年的有四札。他们书信的中断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后来苏轼再度被贬至海南岛儋县，二是此后不久重辩长老亦已圆寂。毫无疑问，阴阳之隔才是他们中断联系的重要原因。

　　

　　（原载《广东文物》2004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