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顺利（郭顺利，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文摘要】大岭埂宋代塔基是广东省首次通过正式考古发掘保存相对完好的塔基。清理出的基台、基础、须弥座、慢道及勾栏等遗迹为古代建筑技术之实证，价值重大。由于此前广东省尚未发现唐宋时期之佛塔基石和慢道，大岭埂宋塔遗址之发掘为我们提供了相关资料，同时展现了宋代佛塔的原始结构。

　　Abstract:Dalinggeng pagoda of Song dynasty is a relatively intact tower base uncov-ered by formal archaeological excavtion for the first time in Guangdong province．The plat-form，subbase，Sumeru—shaped base，sloped channel and balustrade of the pagoda provide ancient architecture with invaluable material data．Because intact platform and sloped chan-nel of Buddhist tower from Tang to Song dynasty havent been discovered in Guangdong  province before，the excavation of Dalinggeng pagoda supplies us with related data and exhibits the original structure of Buddhist tower of Song dynasty．

　　

　　一

　　大岭埂宋塔遗址有关发掘情况和出土遗物，主要详见本书《广东曲江大岭埂北宋塔基遗址》一文。本文以探究文物建筑为出发点，为了较全面、详细地论述该塔遗址，对于该塔遗址出土的建筑形制、结构、材料等情况，稍作必要的、适当的补充说明：

　　1．八角塔基遗址

　　通过清除杂草和表土后，上面的塔基形状即呈现出来，破坏较甚，仅遗存基座和塔心室两部分。基座平面为八角形，东西向外径宽6.6、南北向外径宽6.8米；壁厚1.65～1.7、深0.3米；其内填人灰浆及少量碎石残砖的混合土，大部分已经被扰动（据本地村民言，主要是附近的农民取砖所致）。灰浆由石灰、粗沙合成；残砖呈青色，火候较高，质地坚硬，未见完整的，仅知其宽、厚为：14.5×4.5、15×4.5厘米等规格。此外，存在极少量褐红残砖，其尺寸规格略小，残长23.5厘米，宽厚为：11.5×5、11.2×5.5厘米等，从此砖的颜色、尺寸、质地等分析，应是近代的遗物。该塔基座底下则用黄土和大小不一的石块（石灰岩质地）混合夯实而成。塔心室平面亦呈八角形，各角与基座各角相对称，外径宽3.3米，其内地面完全借用叠压在其下的四角塔基座。  

　　2．四角塔基遗址 

　　 四角形塔基遗址被上面的八角形塔基叠压，经发掘后，除塔基座、地宫、基台、慢道、砖柱础外，还有长方形砖池、护坡石墙等附属建筑。虽然，这些建筑不同程度地受到破坏，但是，其规模形制仍清晰可辨。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发现宋塔的基台、慢道、砖柱础、砖池、护坡石墙等诸多建筑原貌，在广东省内尚属首次，这对于研究本省宋塔及宋代的基台、慢道、柱础、砖池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价值。

　　（1）基础　即整座塔的地下结构部分。该塔基础在须弥座之下，略大于须弥座而小于基台的面积，其中间一部分为地宫。该基础采用红褐土或红土与大小不等的石块混合夯实的构筑法和水浸法。

　　（2）基座　该塔坐北向南，须弥座呈正方形，以青砖砌成，东面存2层砖，西面存21层砖，北面存9层砖，西、北两面齐向内塌陷，西北角塌陷最深，达1.2米。据遗存最多的西面各层砖砌法看，若以其最下面的底砖为首层往上计数，至15层砖砌筑为须弥座，16至21层砖以平铺顺砌错缝呈直壁，这六层砖应是塔身第一层部分。须弥座由下罨牙砧、合莲砧、束腰、上罨涩砧和方涩平砖等五部分组成。青砖火候较高，质地坚硬，其尺寸为：30×15×4.5、31×14.5×4、31.7×14.5×4.5、32×14.5×4.5、33×15×5厘米等规格。按此类砖平均厚度计算，该须弥座高度在0.67米左右。在清理该基座过程中，先后发现“咸平元宝”2枚、“开元通宝”2枚、“元事占通宝”18枚（其中3枚铺垫在第二层砖间）、“熙宁重宝”2枚及年号不清的l枚，共计25枚铜钱；最后，在该基座西南角、西面和西北角的底砖下均铺垫若干枚铜钱，陆续地出土了“开元通宝”5枚、“元韦占通宝”51枚、“元丰通宝”4枚等以及腐锈胶结致使年号不清的14枚和1枚银铂，共计75枚，尤以“元佑通宝”数量最多、年代最晚，而“开元通宝”则为最早。银铂非常薄，凿雕阴饰“开通重宝”。银铂是在塌陷的西北角处底砖下发现的，其周围铺垫年号模糊（因铜锈胶结、漫漶不清）的4枚铜钱。

　　（3）地宫从发掘过程来看，地宫在须弥座中部之下，以较大石灰岩石块（多数的规格约65×60×50厘米，少数的约80×60×50厘米）砌筑一个近四方形的石框架，呈竖井式；其内置一砖函，以青砖砌就。砖函现状呈椭圆形，残长1、残宽0.9、残高0.45米（彩版三，1）。清除砖函的顶层砖后，其内填满淤土，中间置一小块石灰岩石，白色，近似三角形。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4）塔身、刹塔身仅有西北角一条长方形青砖痕迹，这是该塔基座西、北两面齐向内角塌陷，其塔身则逆向向外倒塌而遗留下来的。这充分说明该塔的毁圮，完全起因于基座的塌陷。未发现塔刹构件。

　　（5）基台　以青砖砌成，近似正方形，中间一部分地砖被八角塔基削切无遗。该台因山坡地势而建，东、西、北三面均以青砖铺砌于经修平的地面上。北面已无物，东、西两面各残存顺砖顺砌的一层土寸砖（以青砖砌之，故称土寸砖），并有一定的斜度。若以此斜度同基台中部水平线计算，东、西、北各面台明高度约20厘米。南面因置慢道，将基台边壁生土向下修平约30厘米，再砌土寸砖和台明。因此，南面的土衬低于东、西两面土衬约15厘米，以丁头顺砌平铺，宽出台面14厘米，并与慢道平头土衬相齐（彩版三，2）。南面土寸砖上砌一层砖似下罨牙砧，顺砖顺砌，宽出台面3厘米。

　　该基台压面石位置（现余南面一部分）和须弥座四周（仅余该座北面长1、宽0.48米的小部分）的铺地，以长方形青砖铺砌成拐子锦。青砖规格与基座青砖的一致。除此之外，该基台地面大部分均以方形青砖平铺顺砌错缝铺墁，方砖经特别烧制，其规格为：30×30×4.5、28×28×5、28×27.5×5、27.5×27.5×4.8厘米等。同时，该基台发现10根柱础遗迹，近似正方形柱网布局。因破坏较甚，露明以上部分已无存。

　　（6）慢道　位于该塔基台南面，依山坡地势而建，先将地势修理成斜坡道，然后在斜坡道两侧面以平铺顺砌错缝式砌一道青砖成为护坡壁，并直接在生土上墁地。慢道与基台南面衔接处最高，其前端略收窄0.6米。慢道以青砖铺地，铺饰拐子锦图案，大部分破坏。慢道左右侧的地面采用二顺夹一丁平砌式。土寸砖采用顺砖顺砌错缝，金边宽出慢道地面3厘米。青砖规格尺寸与基座青砖基本相同，慢道前端收窄部分的青砖尺寸则略小为：28×9.5×5.5厘米。慢道两旁各存一座青砖砌就的附属建筑遗址，基本对称，东西各长3.7米，南北各长3米，其墙基残存二、三层砖，其砖规格为：30×15×4厘米。基台东南角和西北角的南面各遗留一小堆杂砖，可能是简易的台阶。

　　3．出土的建筑构件

　　在整个发掘过程中，陆续地发现了板瓦、筒瓦、勾头、砖雕等建筑构件遗物。

　　（1）板瓦宋代称瓯瓦。经清理表土后，在八角塔基的南、西两面发现一层板瓦碎片层，初计板瓦有百余件，青灰色或青白色，阴面均饰细布格印纹。其中2件较完整：①长27、瓦翅厚1.5、前宽约19、高4厘米；后宽23、高5.5厘米。②长27、瓦翅厚1.5、前宽约19、高3.8厘米；后宽23、高5.5厘米。从板瓦制作看，沿用了东汉至宋代流行的“桶摸法”［1］。此法不仅制坯速度快，而且坯形准确，凹面平整，厚度均匀，能保证瓦件的质量。由于“扎圈”上套“布筒”，瓦的阴阳两面都带有布纹。

　　（2）筒瓦　宋代称瓦，出土若干件，各件呈青灰或黄褐色，其中3件较完整：①全长33.8、熊头长6、瓦翅厚2.1、宽14、高8.9厘米；熊背长27.8、瓦翅厚1.1、宽16、高10厘米；②全长34、熊头长6、瓦翅厚2.3、宽13.5、高9厘米；熊背长28、瓦翅厚1.2、宽15.5、高10.2厘米；③全长残27、熊头长3.5、瓦翅厚1.7、宽13、高6.3厘米；熊背长23.5、瓦翅厚1、宽15、高7.3厘米。

　　（3）勾头即瓦当，出土若干件莲瓣勾头，青灰色，圆面雕饰莲花瓣，残缺不全。莲瓣纹呈单瓣，长条形，低平。其中2件：①直径长13.3、厚2.6厘米；②直径长13、厚2厘米。莲瓣纹是隋唐至北宋时期勾头上最常见的一种纹饰。

　　（4）砖雕在该塔的东北角清理中出土1件砖雕，长15、残宽7、残高14厘米，上为螺旋状向内连接圆孔，孔边外旋出不规则形砖雕，其一竖面平直，显然是便于砌上塔壁的一面。因此，该砖雕应是塔身上一件装饰物。

　　二

　　
塔，起源于佛教。据《魏书·释老志》谓：“佛即谢世，香火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也不焦，或有光明神验，胡言谓之‘舍利’”。舍利，梵文Sarina音译之略，又译“设利罗”，意译“身骨”，指死者火葬后的残余骨烬。为了保存这些“舍利”，以供信徒们顶礼膜拜，瘗藏“舍利”的“窄堵坡”（即佛塔）就应运而生。佛教传入我国后，便陆续在各地流传，随之而来的佛塔同我国建筑的传统形式、结构和文化内涵的特点相结合，形成了鲜明民族特色的独具一格的中国佛塔。据我省现存古塔有关资料得知，始建年代最早的是连州市慧光塔和广州市的六榕塔，两者先后兴建于南朝宋泰始四年（468年）和南朝梁大同三年（537年）。自此之后，广东古塔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变化发展。按我省现存古塔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始建于南朝时期的2座、隋唐五代时期的17座；始建于或重建于两宋时期的24座、元代的3座、明代的86座和清代的130座。从我省古塔的发展历史脉络看，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处于初期，两宋时期是第一个高峰，尔后跌入元代的低潮，明代形成第二次高峰，清代走入繁荣至衰落；从古塔的性质、功能与作用看，是由佛门逐渐走向世俗，即从佛塔演变成风水塔，第一次高峰为佛塔的高峰，第二次的高峰则为风水塔的高峰；从古塔分布地域情况看，两宋及其以前时期的古塔主要集中在韶关、广州、潮州等佛教曾经流行特盛的地方，与佛教的寺庙及名僧紧密相关，宗教性强；明清时期的风水塔则分布于全省各地，具有世俗性、普遍性龢民间色彩。

　　曲江县马坝镇大岭埂宋塔遗址位于我省唐宋时期佛教最流行的韶州（即韶关）的中心地带，这主要是唐代最杰出的佛教领袖慧能大师曾经长达36年驻锡曲江宝林寺（今南华寺）和南汉时禅宗的云门宗创立于韶州，致使四方来韶的“缁衣之徒”，“结舍为精庐者，差倍他境”［2］。到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以前，韶州共31000户，“削发隶祠曹者三千七百名，建刹为精舍者四百余区”［3］，平均不到9户便有僧尼1人，不到80户有寺庙1所，寺庙兴建风行一时，而相伴随之的是佛塔的修造。至今，我省现存宋塔21座，属于原韶州范围的就占10座，是我省宋塔保存最多的地区。曲江县是禅宗祖庭南华寺的所在地，自唐代慧能驻锡此寺后，遂为“岭南第一禅林”［4］，周边佛教迅速发展，“故曲江名山秀水、膏田沃野，率归于浮屠”［5］，寺庙佛塔兴建不断，而大岭埂宋塔应为其中的一座，反映其一个侧面。通过大岭埂宋塔遗址的发掘，结合我省现存唐宋时期的古塔及其有关资料分析，本人认为大岭埂宋塔遗址的年代、性质、形制、结构、特点及其意义如下：

　　1．年代

　　八角形塔基遗址平面比较清晰，该层出土了残缺不全的青砖、板瓦、筒瓦以及白瓷高圈足碗、饼足灯盏等若干件。《曲江县志》等现存史料未记载该塔的情况，故此，无法确定其重建年代。考虑到未见元明清时期的遗物，该塔可能重建于四角塔塌毁之后的南宋中晚期。

　　四角形塔基遗址同八角形塔基遗址相比，不论从该塔的主体建筑及其附属建筑，还是出土的建筑材料、构件以及钱币、生活用品等各方面，前者都比后者丰富得多。根据考古发掘的建筑遗址、出土文物（尤其是“元佑通宝”）和韶关地区现存唐宋古塔的现状，综合考虑该塔的始建年代不早于且极可能在北宋元佑占年间（1086～1094年），比仁化华林寺塔稍迟10年余。

　　2．性质

　　按我省现存古塔的性质类别划分，大致分为宗教塔、风水塔、灯塔、航标塔、军事瞭望塔等，其中宗教塔和风水塔分成几种不同类别［6］。佛塔可以再划分为舍利塔、墓塔、经幢塔、阿育王塔和纪念塔等若干不同的塔。大岭埂宋塔遗址属于佛塔，而且应是纪念六祖慧能（638～713年）的。据《曹溪通志》记载：“招隐岩在寺西十里，有巨石卓起，高十数丈，其半有岩。郡志能禅师常隐居于此，后僧即岩中祀师父母。提刑耿南仲大书‘招隐’二字刻于石”［7］。招隐岩即今狮子岩，其半腰有天然岩洞；“能”为六祖惠能；“提刑”是宋初设于各路，掌管所属各州的司法、刑狱和监察，兼管农桑；耿南仲，开封人，元丰进士，曾经“历提举两浙常平”，“提点广南东路及夔州路刑狱”［8］，尚书左丞等；“高宗既即位”，“论其主和误国罪”，“命降授别驾，安置南雄，行至吉州卒”［9］。据此得知，六祖慧能曾时常隐居于狮子岩洞，后来，教徒们纷纷前往该岩洞祀之，并有北宋后期被贬谪之前时任提刑耿南仲书题的“招隐”遗墨。不过。惟有“招隐”二字，未见“寺”字。因此，该岩属于慧能隐居之处，后来，是否发展成为寺庙难以断定。但是，至少是慧能大师佛事活动一个主要场所。

　　大岭埂宋塔遗址北距此岩约300米，是该岩南面最近的一个山坡。根据我国和本省宋代古塔兴建与佛教之缘和六祖慧能的地位，大岭埂宋塔应为纪念六祖慧能的塔。禅宗六祖慧能所处的唐代初期，正是当时统治王朝从“扬道贬佛”转变为“举佛抑道”，特别是武则天即位后，敬重礼拜佛师禅僧，“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10］，令佛教日渐“世间”化、本土化（主要是玄学化和儒学化）［11］，并在全国得到很大发展。当时，中国佛教各宗派力图从盲目崇拜“西来”佛教的经书、仪式等繁文缛节中解脱出来，自成体系的中国僧团相继纷然蔚起，各具特点、规模空前庞大的教派标然林立，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而民族化、本土化和大众化比较彻底的宗派则非禅宗莫属。同时，别具一格的藏传佛教开始形成并流行［12］。虽然，后来有唐武宗断行灭佛和五代后周世宗的废佛。但到宋代时，在国家特别重视之下，佛教又有了新的大发展，最主要的特点是引进了“忠君”、“爱国”的伦理观念，更加向“世间”化趋势演变。“唐以前，僧见君皆不称臣，至唐，则称臣矣。……诸师称天子则曰檀越，自称则贫道。”到了宋代，“‘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是佛法。’……奉敕撰《宋高僧传》的赞宁进一步提出‘佛法据王法以立’的主张”［14］。僧尼必须臣服于君主的权威，彻底结束了沙门与王者抗礼的时代，这在我国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由于慧能极力把本人的佛教思想同中国传统的哲学、学说、伦理道德等相结合，在宗教伦理上认同上尊下卑、图报国恩皇恩、赡养父母、落叶归根等，这一方面完成了“西来”佛教转化为中国式佛教的最后蜕变；另一方面又适应了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因此，禅宗获得了快速发展，“天下言禅道者，以曹溪为口实矣”［15］，成为当时最流行、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慧能之后，其弟子衍生分化南岳、青原两系共五家宗派。同时，传播到日本、朝鲜半岛。禅宗五家至宋代，惟有云门、临济、曹洞兴盛。云门禅在岭南一带势力很大，禅师重显以《颂古百则》中兴云门。以禅宗正宗祖系的禅师契嵩重订《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简称《坛经》），编撰《辅教篇》和《传法正宗记》等，均被收入官藏，影响广远。“按照佛教的规定，只有佛祖释迦牟尼传教与活动的记録才能被称为‘经’，而记録一个佛教流派祖师的有关思想和事迹的书却被中国佛教尊为‘经’，这是佛教史上絶无仅有的”［16］。

　　自唐宪宗“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诏书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谥日‘大鉴’”［17］禅师后，到北宋对六祖慧能更是褒扬有加，在100年间，宋太宗、仁宗和神宗三位皇帝曾经先后加谥慧能为“大鉴真空禅师”、“大鉴真空普觉禅师”、“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18］。同时，唐中宗因慧能而改宝林寺为中兴寺，并赐其新州故宅为国恩寺；宋太宗“诏新师塔，日太平兴国之塔”，“宋仁宗皇帝天圣十年，迎师真身及衣钵入大内供养”［19］。唐尚书王维、刺史柳宗元、刘禹锡和北宋著名词家晏殊都撰文颂之。朝廷官方确定了六祖慧能为禅宗本土化后创始人的地位，使之成为中国化的“佛祖师”。这也是佛教“世间”化、本土化的必然结果。正是在这种统治王朝多次敕诏褒谥慧能大师的崇佛氛围中，崇拜六祖慧能的“真身”像和有关庙宇殿堂及佛塔随之纷纷出现了，如肇庆的梅庵是智远和尚纪念六祖于北宋至道二年（996年）而建，相传六祖路经肇庆时曾在此处亲手插梅；广州光孝寺的宋代大鉴禅师殿和风幡阁，记载了慧能长年隐匿于民，首次以六祖身份出道便语惊四座的典故；广州六榕寺六祖堂内供奉的六祖跏趺坐像，是北宋端拱二年（989年）精心铸造的“真身”紫铜像；远在边陲云南省昆明的曹溪禅寺，是宋代热衷尊崇惠能的当地僧众在安宁仿照曲江曹溪宝林寺（即今南华寺）而修建的寺；以及后来陆续兴建的南雄梅关六祖庙、曲江南华寺和肇庆庆云寺的六祖殿等。由此推断，六祖慧能主持宝林寺36年间，经常不辞辛劳到距该寺几十里外的招隐岩，“常隐居于此”，实践他不传衣钵、不假经书、不造寺庙，由“心性本净”，到“净性自悟”，到“顿悟成佛”的宗旨。这无疑是他进行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为了纪念他这一佛事活动，在招隐岩面临下的大岭埂上兴建一座塔，也属于合情合理之事。这如同广州光孝寺瘗发塔——六祖密授禅宗衣钵隐匿16年后，公开其承受禅宗衣钵身份而剃发受戒的标志；新兴国恩寺报恩塔——六祖涅盘后其肉身置于塔内（后来，弟子迎其遗体归葬于曹溪），尽显报答父母之恩；曲江南华寺灵照塔——供奉六祖真身，南华寺作为禅宗“祖庭”地位的象征，灵照塔是一座与慧能生世有关的纪念性佛塔。从岭南地区看，除墓塔外，这种纪念名僧佛师塔比较少见，始见于广州瘗发塔，略晚一点的则是惠州“泗洲塔”［20］。另外，从大岭埂宋塔同现存我省宋塔相比较，从大岭埂宋塔遗址的基台、慢道和地宫等建筑结构与规格方面分析，规模不大但规格高，只有享有崇高名望的慧能与之相匹配。该佛塔遗址也应是纪念六祖慧能的佛塔遗址。

　　3．形制、结构

　　为了叙述说明方便，将我省现存21座宋塔，列表如下（表一）：

　　
　　此外，曾经建于宋代，后来重建成风水塔或已圮的宋塔，有阳山涅盘石塔、潮阳祥符塔和千佛塔、乐昌南塔等。

　　从大岭埂宋塔遗址看，八角形的塔基各边长在2.1～2.3米间，同许村塔和华林寺塔等边长接近，由此推测其高度在20～21米，层数为五层，仿楼阁式，未置副阶周匝和暗层。四角形的塔基各边长3.65米，除南宋龙津石塔和阳山涅盘石塔（南宋嘉定五年建的四角塔，1969年拆毁）外，仅剩澌溪寺塔和下塔可比较。根据我省宋塔（尤其是四方形塔）的特点和考古发掘出土的塔基遗址及其他文物实料分析，四角塔原来的形制、结构如下：

　　（1）基础平面呈方形，直壁平底，边长5.2、深2.05米；其中间为地宫；以大小不一的石块（石灰岩质地）与红褐土或红土混合夯打筑实，这与《营造法式》卷三筑基条中“凡开基址，须相视地脉虚实，其深不过一丈，浅止于五尺或四尺，并用碎砖瓦石扎等，每土三分内添碎砖瓦石等一分”［21］的不分层混合夯筑做法基本相似。

　　（2）地宫又称“龙宫”、“龙窟”。地宫是中国佛塔构造独自特有的一部分。自佛教传入我国后，瘗埋舍利制度大致经过了几个阶段：1．南北朝时，尚未构筑地宫，只将舍利或舍利函直接埋入塔的基础中部之下。如广州千佛塔（即六榕塔）［22］和河北定县北魏塔［23］。2．隋代开始出现地宫，唐代皇家主持建造的地宫是仿帝陵制度，如陕西法门寺塔的地宫［24］。3．宋代佛塔已经普遍采用了地宫这个结构，而且，地宫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这种用石函、砖函、金棺银椁瘗埋舍利的制度是前所未有的，改变了印度中亚用罂坛或盒瘗埋的方式而用中国式的棺椁瘗埋，更符合中国的习惯”［25］。大埂岭宋塔遗址的地宫，平面正方形，单室，属于石构竖穴式，其内置一砖函。砖函淤土中发现一小块白色三角形石（同狮子岩山石的质地、颜色一样）——应是取自招隐岩洞内的石头作替代物，具有纪念慧能的象征意义。这同广东省曾经发现的佛塔地宫结构形式有所差异［26］，为研究我省宋代地宫及舍利瘗埋制度提供了新的样式和重要的材料，再次说明瞭我国唐宋时期南方流行竖穴式、北方时兴横穴式两种主要不同形态结构的地宫。另外，该地宫的规格尺寸过大，与基座、塔身不相协调及结构的不合理，也是造成该塔倒塌的主要原因之一。

　　该地宫砖函内独一无二的三角石应是“舍利”的替代品，这是佛塔的一种习惯做法。《如意宝珠金轮咒王经》曾言：“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水晶、玛瑙、玻璃众宝造作舍利。……行者无力者，则到大海边拾清净砂石即为舍利，亦用药草、竹木根节造为舍利”。

　　（3）基台与慢道采用天然做法：依山坡地势而建，先将表层土削平成台形和斜道，再铺地砖，四周青砖围砌，简单而实用。我省的河源龟峰塔、曲江仙人塔、龙川正相塔、仁化华林寺塔和阳江北山石塔等也采用这种做法，只是削平山坡成坪地，未特意以砖或石做成基台而已。这种做法还延续地影响我省明清的风水塔。我国早期的佛塔，除个别显赫的佛塔外［27］，只有比较低矮的塔基而无基台，“唐代以后，塔的基础部分有了急剧的发展，明显地分成基台与基座两部分”，“例如西安唐代的小雁塔、大雁塔等”［28］。大岭埂宋塔遗址基台呈正方形，同基座、塔身的平面一致，其边长同塔身边长的比例在1：0.41和1：0.42。这同浙江杭州雷峰塔［29］的基台比例1：0.57相差不远。慢道（包括礓礤）是相对峻道、平道的一种称谓，始见于五代至宋初名匠喻皓《木经》。该遗址慢道“长广量地取宜”，其高与长之比为1：12，这显然是本地的民间做法。同时，以青砖墁地且铺饰图案和采用土衬（金边）的式样，这应是宋时南方的一种习惯做法。我省唐宋时期佛塔还未发现基台和慢道的原状做法。此次发掘出来的基台和慢道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为今后研究本省佛塔提供了珍贵的实物。

　　（4）须弥座坐北向南，正方形，以青砖砌成，素面无饰，虽然倒塌，仍具备上下出涩、中为束腰的早期须弥座的一种简单形式。这同我省五代时期光孝寺东、西千佛铁塔和南华寺千佛铁塔的华丽莲花双重须弥座迥然不同，同慧光塔、六榕塔、三影塔等宋塔的须弥座略有差异。

　　（5）塔身与塔刹据我省宋代四角佛塔和大岭埂宋塔的有关结构数据推测。大岭埂宋塔应为仿楼阁式实心体，外观为七层，总高21米左右；塔刹由覆盆、露盘、相轮、宝盖、宝珠等组合成一体。

　　（6）勾栏从该基台边发现有规则排列的10个柱础遗迹看，沿台基设置了勾栏，其望柱坐落于近似圆形的砖础上。可能采用宋时比较流行的寻杖式或卧棱式，前者系由寻杖、望柱、华板、袱等构件组成；后者则为寻杖与地袱之间不设华板，仅横置一根或三根木条，简檏无华。

　　4．特点与意义

　　由于八角塔基遗址遗物太少，无法说明其特点，故不涉及。在此，仅论述四角塔的特点和意义：

　　（1）该塔遗址规模不大，但规格高，除副阶周扎匝外，具备宋代佛塔主要的构造和附属建筑物，如基台、基础、地宫、须弥座、塔身、塔刹（已毁）、勾栏、慢道等，并具有独自的地方特点。

　　（2）与韶关地区现存部分宋塔相同又相异，利用山坡地势而建，因地制宜，省工省料，简檏实用，具有粤北山区宋塔的特色。

　　（3）再次说明同唐代最杰出的佛教领袖慧能生世相关的佛塔——宋代或宋代以前纪念性佛塔的一个显着特点：它不是瘗藏舍利子的塔，而是纪念大师慧能的塔。这一方面反映了宋代佛教鼎盛时期的一个侧面，特别是韶关地区与史书记载相印证，上至皇朝下及黎民百姓，对禅宗大师惠能的空前褒谥和狂热崇拜；另一方面为研究名僧慧能和广东佛教历史提供了新的实物。

　　（4）基座底砖下铺垫一层铜币和银铂的发现，这反映当时一种民间风俗特点。无独有偶，2001年浙江省杭州雷峰塔遗址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也发现铜钱“约3300枚。它们大多数撒放在地宫底面的铺地砖上……还有一些是工匠有意嵌在墙壁或铺地砖的砖缝里。撒放在底砖上的铜钱，往往用丝囊包裹，出土时尚可见到丝织品的残片”［30］，此外以前东莞象塔在基座构件之间发现加垫北宋“熙宁元宝”、“崇宁重宝”等多枚钱币。仁化华林寺塔于1989年维修时，在第五层至六层之间的西南角壁内发现北宋咸丰、景德天禧、熙宁等年号铜钱各1枚，元丰年号铜钱87枚，铭文和纪年砖各1块（行书阴刻一为：“元丰五年九月二十日”、一为：“谢道人结塔缘好”）以及银铂的佛像3件、青瓷杯1件。这充分地说明北宋初已经流行以布、丝包裹铜钱，或在佛塔基座底铺垫铜钱或于地官内撒放铜钱，或将铜钱嵌入佛塔基座构件、塔身墙壁缝隙的葬币习俗。

　　（5）它是我省首次正式考古发掘出来的较完整的塔基遗址，出土的基台、基础、须弥座、慢道及勾栏等建筑实物极其珍贵，尤其是本省唐宋时期佛塔还未发现完整的基台和慢道，填补了我省在这方面的空白，并提供了宋塔的基台和慢道的一种范例，再现了宋代佛塔原有的一种形制结构的真实面貌。

　　

　　（原载《华南考古》第1辑）

　　注释：

　　［1］李诫编修：《营造法式》卷十五记载：“营造瓦坯用细胶土不夹沙者。前一日和泥造坯。先于轮上安定扎圈，次套布筒，一水搭泥拔圈”。

　　［2］［3］余靖：《武溪集》卷九《韶州光运寺重修证真寂照大师塔记》、《韶州善化院记》。

　　［4］《（道光）曹溪通志·重刊曹溪通志跋》。

　　［5］余靖：《乐昌县宝林禅院记》。摘自《广东史志》1989年1期。

　　［6］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东古塔》，第3～5页，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9年。

　　［7］《（道光）曹溪通志》卷之一。

　　［8］［9］脱脱等撰：《宋史》卷三百五十二《列传第一百一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　

　　［10］《新唐书》卷一二五《苏环传》，中华书局，1977年。

　　［1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册第614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

　　［12］曹琦、彭耀编着：《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第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13］《永觉元贤禅师广録》卷十三。

　　［14］任继愈总主编、杜继文主编：《佛教史》第4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15］赞宁：《宋高僧传》（范祥雍点校本）卷八《唐韶州今南华寺慧能传》，中华书局，1987年。

　　［16］同［11］，第38页。

　　［17］唐·刘禹锡：《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碑》（见于《六祖坛经笺注》，台湾台北市华藏佛教视听图书馆，1987年出版）。

　　［18］《六祖坛经笺注·历朝崇奉事绩附録》，台湾台北市华藏佛教视听图书馆，1987出版。

　　［19］同［18］。

　　［20］唐中宗（705～710年）曾在江苏泗洲（今盱眙县）建塔纪念印度和尚僧伽，后来，各地纷纷仿效，都取名‘泗洲塔’”。见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东古塔》第137页，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9年。

　　［21］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第161页，科学出版社，1985年。

　　［22］“掘地时，……复得古鼎，藏剑三、镜一，锸莹如新。瘗佛牙、舍利其下。”见清·仇巨川纂：《羊城古钞》，第25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23］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5期。

　　［24］陕西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基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0期。

　　［25］徐苹芳：《中国舍利塔基考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4期。

　　［26］据我省宋塔有资料和本人近10年余修缮古塔记载，广州千佛塔、广州华林寺塔、潮阳千佛塔、连平仙塔和英德蓬莱寺塔都发现地宫，以瘗藏舍利子及其替代物，各个相异不同。广州千佛塔和潮阳千佛塔的地宫均在宋、明重建时发现，是时人们未注意地宫形制，仅注意其内的藏品，因而仅知道前者以九砖井环列作塔基，中间埋藏一口巨鼎，其内藏三把剑、一方镜和佛牙、舍利；后者则以一件石函，内藏三尊玉像、五尊铜像、银与瓷像各十六尊、一件雕饰铭文的铜版方尺、数百颗如豆的舍利子替代物及唐代铜钱。连平仙塔的地官是1985年调查发现的：地宫呈方形，边长约1米。深约5米。1990年英德蓬莱寺塔修缮时曾试探地宫，该地宫为圆形土洞，直径约70厘米，深约110厘米，发现1件银耳饰物和瓷器残片、灰陶片及砖等近50件。

　　［27］北魏洛阳永宁寺木塔（516年始建）基台“正方形土台，各边长50米，台高3.6米。”见罗哲文：《中国古塔》，第24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

　　［28］罗哲文：《中国古塔》，第5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

　　［2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雷峰塔五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5期。

　　［30］同［29］。